责任意识约束下养猪场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253个养猪场户的调研数据

利用北京市实地调查的253份养猪场户的问卷数据,选用二元Logit模型,对责任意识约束下养猪场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当前政府环境监管条件下,养猪场户的环境治理意愿较高;对于具有不同责任意识的养猪场户而言,各因素对养猪场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呈现出很大差异,监管感知、政府补贴和危害认知变量显著影响认为不应该为养殖环境污染负责养猪场户的环境治理意愿,文化程度、身份、养殖规模和合作社变量显著影响认为应该为养殖环境污染负责养猪场户的环境治理意愿。因此,政府应加大养殖环境污染问题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以增强养猪场户的法律责任意识。     

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下生猪养殖户生产恢复行为研究——来自江苏省的经验证据

基于江苏省生猪养殖户调研数据,从养殖禀赋、外部支持和风险感知三方面构建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下养殖户生产恢复的理论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行为的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前生猪生产恢复形势基本向好,但养殖户生产恢复意愿有待进一步加强;养殖禀赋对生产恢复的直接促进效应最大,外部支持次之,风险感知则负向影响养殖户疫后生产恢复,且养殖禀赋还通过降低养殖户风险感知对生产恢复产生间接促进效应;养殖户对疫情风险感知主要来自于养殖风险和对上次疫情受损程度的判断,而对市场风险的感知程度较小;产能恢复比例是生产恢复的重要反映指标,而政府补助在其中发挥的支持力度较为局限,养殖户仍面临生猪"难养易卖"的局面.因此,短期来看,提高养殖户产能恢复比例是关键;长期来看,需要提高养殖户资源禀赋丰富程度,进一步发挥外部主体的多元化支持作用,加强养殖户疫情风险抵御能力以及对于疫情损失的承受能力.     

感知价值理论视角下农户政策性生猪保险支付意愿研究——以四川省三县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为例

基于四川省生猪养殖3个大县的调查数据,在感知价值理论视角下构建了农户政策性生猪保险支付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针对农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得出: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愿受到感知费用的影响最大,次之为感知风险、认知态度和功能价值;在12个可观察变量中,对支付意愿影响较大的有风险影响程度、保险费用、赔偿满意度、投保便利度、政府是否补贴等。因此,各地政府应加大政策性生猪保险的宣传力度,使规模化养猪户和散养农户对该项政策都有深入的了解;根据生猪饲养数量合理确定保险费用,对规模化养猪户给予政策倾斜;适当增加赔付金额,给农户吃下养猪的"定心丸";加强与各地保险公司合作,理顺机制,简化投保程序,进行及时赔付。     

纵向协作模式对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

利用北京市234个生猪养殖场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二元Logit模型定量分析了纵向协作模式及其他因素对生猪养殖场户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发现：纵向协作模式显著影响生猪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加入合作社的养殖场户比未加入合作社的养殖场户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通过市场自由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比通过协议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另外,可追溯食品认知水平、养殖规模、文化程度和风险态度也显著影响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     

主观感知、制度约束与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农村地区严重的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障碍,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探寻有效的环境治理模式是村社善治的客观要求。借助中国(江苏)民生发展指数调研平台,通过建构"个体特征+主观感知+制度约束"的指标体系,采取田园式调查方法,以江苏省8地市的288个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主要从事工作类型、个人效能感知、垃圾桶发放情况、环境质量满意度评价、责任认知、政府或者村中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情况和环境权利认知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影响。提出通过农户公共精神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权赋予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等方面促进农户参与意愿提升的策略。     

生猪养殖规模发展趋势、主体行为与路径优化——基于山东省的相关数据检验

基于山东省的数据分析表明:2002―2011年山东省生猪养殖正日益呈现规模化养殖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规模养殖户日增,其出栏的生猪占比越来越高。生猪养殖规模发展的动因主要是规模养殖具有信息优势,能降低交易费用,规模效应明显。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是养殖户主动发起或参与的逐利过程,但政府部门为加快生猪规模养殖发展,从多方面加强了对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扶持。显然,扩大养殖规模的制度安排整体上优于生猪散养,可获得预期养殖效益,因此,养殖户偏好规模养殖。基于此,要进一步促进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发展,应优化产业资源配置、发展新型养殖模式、推广先进养殖技术和明确政府引导方向等。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基于NCA与QCA的复合研究

基于湖南省342个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6个前因条件,结合必要条件检验与定性比较分析两种方法,探究制度条件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单个制度条件不构成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的必要条件,但描述性社会规范对提升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具有重要作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条件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的差异化条件组态,具体可分为激励诱导型、约束倒逼型和引导示范型3类,其中激励诱导型的解释性和普适性最高,且不同规模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提升路径存在差异性。由此从打好不同类型正式制度组合拳、强化粪污资源化利用外在合力、因“类”而异地实施差异化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公共决策的内输入模式及其困境分析

内输入决策是中国公共决策的主导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决策环境的重大变迁使内输入模式面临困境.要超越内输入决策的结构性缺陷,就应在发挥内输入机制作用的同时,完善外部输入机制,加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提高政府吸纳社会参与诉求的能力,把公众参与引入到公共决策过程中,增强公共政策的回应性,实现政府和社会在决策中的合作和互动,建立开放型决策机制.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的发展模式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QCA）

以不同国家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的发展模式进行研究。研究提炼了影响机制发展的六项结构因素，包括政府信息透明度、司法体系支持度、社会监督的有效性、ENGO的发展状况、新闻媒体自由度、公众的环保意识。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发现，“芬兰模式”和“美国模式”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发展的代表性模式；公众的环保意识是机制发展的基础，健全的司法体系、环境信息的透明和新闻报道的自由是成熟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形成的充分条件；成熟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一般有特色的发展路径。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路径研究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过程实质是克服"路径依赖"和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改革的路径可分为激进式改革路径与渐进式改革路径、强制性改革路径与诱致性改革路径,路径不同,利弊各异。在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新时期,要从激进式改革路径为主向渐进式改革路径为主转变,从强制性改革路径为主向诱致性改革路径为主转变。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机制探究

未清晰地认识和定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者的关系,未处理好三者的分工与衔接,是造成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难以落实的关键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分依赖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路径,以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而轻视企业、社会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导致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法律机制的缺失。比较分析三者存在的障碍,提出落实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的建议,从而构建起三者相互协作、共同治理环境的新局面。     

养殖户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5省75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

利用山东、江苏、福建、江西和四川5省75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采用Logit模型对养殖户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体健康影响认知、环境保护法规认知、政府补贴、技术培训、地区特征、产业组织情况、生猪无公害养殖比例、教育程度、养殖规模以及家庭年总收入等因素对养殖户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分析

随着地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公众要求参与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应积极转变执政理念,包容各主体的参与意愿,同时保障其参与权利。从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出发,当前地方政府决策行为中,在对参与公众代表的选择、对话协商的程序以及政策的执行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失范行为。规范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增强其责任性,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资本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安徽、陕西三省的调研数据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环境治理已成为当务之急,公众参与对政策可执行性的促进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文章以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概念框架,通过跟踪福建、安徽、陕西三省农村环境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结果表明：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群体规范对农户环境维护行为意愿和环境促进行为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为提高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以推进农村的环境治理,进而实现“美丽乡村”的目标。     

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思考

政府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选择.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政府决策公开征询不利,是我国当前政府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公众参与的利益表达和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机制是造成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为此,培育社会利益群体组织化的参与模式,建立公众参与的利益驱动、表达机制;同时将协商民主引入政府决策领域,确立政府决策中的对话、沟通制度是实现我国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根本路径.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参与乡村公共决策的代理路径分析

在乡村治理中,农民参与能力的强弱决定着参与决策的实际效果。通过对农民参与能力的分析,以农民参与能力为中心,基于几何分析的方法,积极探索农民参与能力与借助代理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村民导向型、共同协作型和代理导向型等三种主要的关系模式,并以此为指导,从农民、政府和制度环境三个层面构建农民参与乡村公共决策的互动模式的路径和方式,引导农民理性有序参与乡村公共决策,促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     

PPP模式下农村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何以共生?——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的研究

引入演化博弈分析框架,设计不同共生情景及结合典型案例探讨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中多方共生需满足的条件。研究发现：PPP模式并非治理利器,而依赖政府的有效治理,特别是政府监管对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多元主体共生至关重要。其中三方共生需以政府有效监管、降低社会资本守约成本和让村民受益等条件为基础,通过惩罚机制可减少政府和社会资本违约行为,系统将锁定三方共生;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形下三方共生局面恒不成立;村民介入主要取决于其参与的净收益,与政府额外奖赏无关。基于此,提出以有效监管为重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以受益为核心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等政策建议。     

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主导与农民参与良性互动的实现路径——基于行动的“嵌入性理论”视角

在政府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中,如何动员农民参与始终是基层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治理难题。农民为什么不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动？行动的“嵌入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在这种解释框架下,农民行动是嵌入在多重依赖关系之中的。农民对国家的依赖性越强,越能回应国家（通过地方政府）需要的参与行动,农民对国家的依赖性越弱,越容易陷入自主性行动。通过NN市乡村清洁运动的案例深描,揭示国家主导与农民参与实现良性互动的关键是形成利益一致的依赖关系。因此,实现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主导与农民参与的互动共振,必须重建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联,并通过政党嵌入和激励嵌入,为农民参与提供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源源不断的持续动力。     

环境治理中“地方主体”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

在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失灵的背景下,研究“地方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提出“互动式治理”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地方主体的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发现本地公司生态精英及其适用技术的有效运用,当地民众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地方主体双向互动中完成的环境治理工作摆脱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和工作低效的难题,扩展了“政府主导”单一角色的治理困境,实现了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