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顺古镇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历史记忆是族群内部成员对其共享历史、文化、族源等进行刻写和记忆的过程。族群认同则强调族群成员对其所属群体的认知和情感依附。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族群认同是族群增强凝聚力,延续族群文脉的根基。本文以历史记忆、族群认同等相关理论为基础,首先对和顺古镇保存较为完好的族谱、宗祠、纪念性建筑、宗族礼仪、宗教仪式及名人传记等进行解读,透视其历史记忆的刻写保护与传承过程。然后依托记忆揭示和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     

伊玛堪的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

伊玛堪是赫哲族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瑰宝,它以叙事史诗为主线,以古代传说为背景,艺术地再现或复制了赫哲族的历史记忆,并从鱼皮服饰、以犬为伴以及独具特色的食鱼习俗等多个层面,对其民族发展中的个性特征进行了文化认同.     

认同熔铸与神圣时空：文化记忆视阈下民族团结誓词碑研究

作为文化记忆之存储空间与形塑国家认同的有形基础,民族团结誓词碑跨时空凝结着记忆与事件、政治、认同的复杂关系。本文以“文化记忆”为主要分析概念,借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为研究个案,在实践层面探讨文化记忆赋能国家认同的具体路径与其中所涉之记忆政治。文章首先追溯誓词碑“记忆-遗忘-唤醒”的历史经过,剖析从储存记忆转化为功能记忆以服务国家认同之缘由;其次,考察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誓词碑提升国家认同的模式;最后,将作为记忆之场的誓词碑置于空间生产的脉络之中,分析纪念空间的功能与意义的变迁,阐明空间如何影响民众日常生活并塑造出国家认同的日常赓续模式。     

变异的三月街: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

三月街是白族传统的民间物资交流和文娱活动的盛大节日。湖南省桑植县白族"三月街"虽然保存有传统"三月街"商贸与娱乐的因素,但已演化变异成以祭祀游神为主要内容的活动。桑植"三月街"的变异实际上与桑植白族的历史紧密相联,是其历史记忆的现实反映。变异的"三月街"虽然没有完整传承白族的正统文化,但其包含的历史记忆所导致的民族认同,使其升华为确认该民族的文化标志。     

国家认同与加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教育

“认同”一词是从英文identity而来，是近数年来从国外传入的众多新词汇之一。目前，这一概念基本为我国学术界所接受并广泛应用。如对文化、价值观念、民族、政党和政权的认同等。名词性的“认同”概念涉指身份、属性等，而具有动态意义的“认同”，则指“自我”在情感、信念上与他人及其他对象连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认同是指“我者”具有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     

“民族认同”的源与流及其认同变迁

尽管"民族认同"已成为学术界不断泛化的话题,但是,关于何谓"民族认同"还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原生论(根基论)固守民族认同乃血缘认同,还是工具论(环境论)坚持民族认同是地域认同;无论是主张从内涵到边缘的研究理路,还是坚持从边缘到内涵的研究取向,客观民族主义与主观民族主义似乎并不完全对立。那么,如何对待民族认同问题?或许理想的途径是既要从民族认同的源来探求内涵,又要重视民族认同的流,去辨析含义。为此,考察"民族认同"的源与流及其认同变迁,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物、宗教仪式与集体记忆:大理鹤庆白族迎神绕境仪式与祭祀圈认同

涂尔干曾以图腾物与图腾信仰来论证物在宗教信仰中的关键角色,由此分析物、宗教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关系。马凌诺夫斯基则以库拉交换圈为例,说明库拉珍品的交换对于当地社会构成的重要性。人类对自身所造物件赋予意义并投射记忆,物成为记忆的对象物。物件参与了人类生活中的各种实践,通过意义的赋予和记忆的联结,物规范了人类的生活,而与人类主体相互定义,乃至形塑人类集体的共同意识。笔者经由对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甸北地区过年请春客习俗的观察,分析鹤庆甸北地区白族等当地居民,如何因神像物的毁坏、迎神绕境仪式活动实践的停止,最终丧失了对于跨村落祭祀圈十八大村的集体记忆,导致仪式消失与群体认同的重构。     

地方精英与族群认同——一个村庄族群记忆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一个地方族群的案例分析,试图从地方精荚的话语表述和行为分析来探讨地方精英是如何影响地方族群记忆和地方族群认同的,并进一步强调族群的一些符号特征对于维持和凝聚族群的重要意义.     

空间、记忆与“他者”:苏南回民村族群认同的建构

文章通过对苏南回民村建筑的变迁与回汉族群边界演变的动态分析,明确了在民族融合的语境下,数百年前的族群特征渐次消失后被重新恢复重构为象征资本,用以招徕游客发展当地经济的情况。这种自我的他者化的实践拉近了该村落与国家权力的结构距离,从而博得了一系列的关注与支持。鉴于此,本文一方面从资源竞争理论的视角来揭示国家配给发展性资源的倾向与格局,另一方面就地方刻意强调自己的历史传统、族群性特征、地域文化等社会因素而进行的振兴运动加以反思。     

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

通过对相关彝、汉历史文献的分析,结合田野资料,从主位的角度,考察了彝族的族类自称、族源、世系的自我认识,是否属同一群人的自我界定,族内婚意义上的联姻情况等,以此表明,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划定为彝族的人群中,在较大范围内应当存在着族群意义上的认同.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本文借鉴安东尼.史密斯的族群—象征主义理论,分别从神话、仪式两方面论述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关系以及族群认同的变动,认为族群认同既是情感—象征的,也是工具—政治—经济的,我们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利益、竞争的分配和规则。     

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

近来美国学者郝瑞以四川攀枝花几个彝族支系为例，对中国彝族的认同提出质疑，认为这不符合“族群”的概念，因此彝族的“聚拢”带有任意性。他还从“民族”与“族群”两个概念出发，认为中国并无“族群”概念。本文认为，彝族虽然支系众多，但历来即有认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只是加强了彝族整体的认同性；“民族”与“族群”的概念确有差别，我国以往在翻译和使用上曾将其混用，造成误解，这一问题现已不存在；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的民族志资料构建族体理论。     

《彝文之恋》:彝人对彝族文字之爱的表达与实践

2012年,一支由彝族青年组成的电影制作小组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拍摄了一部名为《彝文之恋》的数字电影。在凉山彝区近年来由彝族制作的彝族题材彝语电影中,《彝文之恋》成为第一部主题涉及文字读写实践和“爱”的作品。本文对《彝文之恋》如何反映了彝文读写实践是一种社会性实践展开了思考。笔者引用柯林斯和布洛特（JamesCollinsandRichardBlot）以及斯特里特（BrianStreet）对口头传统和文字传统概念划分的批评,研究了彝族的文字读写实践是如何在本土的口头文学和文字经典之间互动,以及它们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语境下展开,并根据阿赫恩（LauraAhearn）对尼泊尔马嘉族的文字读写,情书读写实践,和其社会变迁的研究,探究了彝人“情感结构”的变化,彝人恋爱观的转变是如何通过文字读写实践来表达以及新彝族文化身份的塑造。     

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与民族认同——以凉山彝族(诺苏)为个案的分析

本文探讨了企业家阶层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两个重要论点:一是市场力量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正在逐渐减小家支对诺苏彝族企业家的影响.尽管家支在新企业的起步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已渐渐成为企业的一种负担.二是企业家在传统的传承者与现代先锋的角色之间摇摆.诺苏彝族与汉族企业家之间界线的划分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表现.认同是一种个体和集体的过程,因而只有在与其他群体(汉族)进行交互作用时,企业家阶层才能对认同产生影响.当企业家之间以及其他彝族人之间存在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时,诺苏彝族企业家的民族意识就将得到发展,以期通过企业家和经济发展成就在国家内部得到尊重.     

Chinese Identity in London-An Analysis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Memory

The basic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out and understand the strength and inspira-tion behind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in London , and how it has been maintained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memory .     

凉山彝族嫫尼现状调查

彝族嫫尼是生活在彝区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一些已婚女性组成,她们用自己的巫术为人驱鬼治病,禳解灾难,占卜未来。作者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凉山彝族嫫尼成巫的原因和条件,她们从事的法事活动,她们的生存现状,以及嫫尼在彝族社会中的地位。笔者所做的调查研究可以增加人们对这一特殊群体的了解和认识,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自我、他者与国家:福建琴江满族的认同

琴江满族是清雍正七年清廷所建福建三江口水师旗营官兵的后裔。据其家谱和墓碑的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早年加入八旗的汉军旗人。1979年,琴江人集体要求将民族成份由汉族改为满族,同年建立了琴江满族村。本文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考察并分析了汉军旗人的认同意识以及隐藏在认同意识背后的历史传说和文化渊源,并通过分析认同过程中自我、他者、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现代国家背景下少数民族认同的动态特征。     

Identity after Kosovo's independence: narratives from within the Kosovar Albanian diaspora

The nature of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Kosovo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was explored within a small group of Kosovar Albanians living in the UK. Although Kosovan identity was expressed at times in hybrid form, e.g. British Kosovan, identity at a deeper structural level was founded upon historical origins and culture inexorably linked to Albania and people of Illyrian descent and their territories. This was particularly the case in the discursive context of perceived threats to identity. Despite significan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providing the psychological space for an independent national identity, within this small group at least, identity was still strongly affiliated to, or assimilated within, an Albanian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