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神话传说在东南亚的传播

:印度三大神话体系 (吠陀神话、印度教神话和佛教神话 )对东南亚多数国家的宗教和神话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其中三教交叉并行的复杂传播现象是东南亚早期国家宗教文化的一大特色。其结果导致多神共存不悖和对主神信仰的相继变更 ,使东南亚文化变得丰富多彩并初具对世界文化兼容并蓄的宽容精神     

论印度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问题

在印度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情感和国际形势等因素,使印度的宗教问题难以根除.印度的宗教问题主要表现为锡克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各教派主义的挑战与政党大打教派政治牌的负面影响.通过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习惯、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可以促进印度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从“印度教特性”看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复兴对印度政治的影响

“宗教民族主义’是宗教与民族主义连接、融合的产物,是潜在的宗教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的资源在特定情境中动员起来的产物。印度人民党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以“印度教特性”为思想基础,具有强烈的教派主义色彩。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人民党通过教派主义形态下的政治复兴,逐步实现了在印度政治中的主流化。印度人民党在印度政治中的复兴及其执政后推行的民族主义政策,对印度的国内政治、周边关系及国际战略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印度美学思想

1印度的美学研究很早就在哲学领域和文学领域内开始。因此美的鉴赏和美的研究在印度早期思想家中早就关心到。鉴赏美所必需的两个东西,即艺术品和鉴赏力,也早已具备了。《梨俱吠陀》丰富的诗歌,《娑摩吠陀》动人的歌曲,《优波尼沙土》的梵天(印度教主神之一——译者)的欢乐本性,这些都是伟大艺术表现的一部分,一定引起过古代印度思想家的注意。     

印度教复兴改革与印度民族女神的塑造

印度教万神殿中女神是一群不可忽视的群体,她们拥有诸多面向和属性,其中最显著并尖锐对立的是慈悲和凶暴.印度教复兴改革者在民族、国家和宗教危机时期选择特定女神,并利用女神的这两个面向作为其开展政治斗争的工具和象征,作为团结印度教群众、打击英国殖民者的手段,最终通过印度女神—迦梨和杜尔伽—母亲—祖国(民族国家)的模式成功塑造了印度民族女神的形象,对于在印度教群众中形成平等观念、统一观念、民族国家观念,形成共同体意识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论印度文化民族主义对印度外交的影响

印度文化民族主义是当代印度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当代印度文化民族主义有世俗和宗教两种表现形式,且在冷战后又有新的表现。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宗教性、两面性和排斥性特征。印度文化民族主义对印度外交思想的基础、大国外交、地区外交、国家安全有着深刻的影响。     

古代印度《鹦鹉故事》在土耳其的翻译传播和本土化

古代印度《鹦鹉故事》先传入波斯,更名为《鹦鹉传》,又经由波斯传入土耳其。土耳其编译者不断翻译、编订和加工,使土耳其语《鹦鹉传》得到不同时期多元文化的共同滋养,增加了伊斯兰教文学的宗教故事,融会了苏菲教派的信念,吸纳了中亚地区的动物寓言,形成了将多元文化融会整合的风格特质,成为古代印度《鹦鹉故事》跨地区、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具备独特文化价值的一环。     

《奥义书》释奥

作为印度传统精神文明的重要构成,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古圣梵典《奥义书》在凝聚古代印度民族心魂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奥义书》精神体验的基点与信仰理念的核心乃是实现个人＂自我＂同宇宙精神契合通同的＂梵我一如＂境界和通过宗教修行超越轮回达到灵魂解脱两种诉求,以阿特曼＂四位＂说为表征的解脱观念与＂梵我一如＂思想并行不悖地贯穿于各种部类《奥义书》诗文的字里行间,这两方面内容共同构成了《奥义书》信仰的文化基础和哲理思维的深层蕴涵,支配、影响印度人的精神生活长达数千年之久。     

《奥义书》释奥

作为印度传统精神文明的重要构成,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古圣梵典《奥义书》在凝聚古代印度民族心魂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奥义书》精神体验的基点与信仰理念的核心乃是实现个人＂自我＂同宇宙精神契合通同的＂梵我一如＂境界和通过宗教修行超越轮回达到灵魂解脱两种诉求,以阿特曼＂四位＂说为表征的解脱观念与＂梵我一如＂思想并行不悖地贯穿于各种部类《奥义书》诗文的字里行间,这两方面内容共同构成了《奥义书》信仰的文化基础和哲理思维的深层蕴涵,支配、影响印度人的精神生活长达数千年之久。     

论维吾尔族文学的印度文化渊源——从《世事记》与一则印度民间童话的比较谈起

维吾尔叙事长诗《世事记》中的一则故事和印度民间童话《活了的木偶》故事中虽然人物角色有变化,个别细节有变化,叙述文体有不同,但故事基本情节、结构没有很大的区别。《世事记》故事不可能直接影响《活了的木偶》,印度文学对新疆早期文学,包括新疆的民间文学的影响应在16世纪前。从《世事记》可见古代印度文化对古代西域、新疆文化、文学的影响,也说明了新疆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     

论亚洲文学区域的形成及其特征

亚洲有三大文学圈:东亚地区的汉文学圈、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印度文学圈、西亚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文学圈.这三大文学圈既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具有相互关联性与相互重叠性.三个文学圈以宗教传播为驱动力,各自不断地从中心向外延伸扩散,最终在各自的边缘处互相叠合,最终"三块连成一片".由此,亚洲文学区域得以形成.如果说欧洲文学区域具有"两点(希腊、希伯来)连成一线"的"同源、单线演进"的特征.呈现"y"状结构,那么可以说,亚洲文学区域则呈现出"三点扩散、渐次重叠,连成一片"的特点,在结构上犹如三个边缘相接的圆环.     

文明吸收中的他国化创新与叛逆——《五卷书》的异域流传与变异

印度寓言故事集《五卷书》以它出色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以阿拉伯译本《卡里来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及印度教、佛教为载体,《五卷书》辗转流传到亚洲、欧洲的多个国家,译本数量仅次于基督教的《新约》《旧约》。在东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交流中,《五卷书》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世界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卓越力量。由于社会风情、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和翻译者风格等差异,以及时代跨度、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等因素,《五卷书》在各国形成了“创造性叛逆”的变异,甚至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方式上的改变,即发生文学他国化变化。变异现象发生于文明交流活动的始终,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对异质文明的比较推进到异质文明的交汇上来,以开放、多元、包容的眼光看待各种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探索其中的本质规律。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应由三个“板块”构成: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与澳门文学。这正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板块”相续接。近年来有三种研究倾向不利于把握“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研究失去了历史感。“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     

宗教经验与文学创作——以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为例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毋庸讳言,但当前对于宗教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表明,研究其语言修辞艺术是了解他将宗教经验转换为文学创作源泉的关键。这为研究宗教文学和宗教文学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研究宗教徒的文学作品时,要考虑其文学创作所受到的信仰实践的影响,其作品往往会带上宗教的意图。因而,在文学创作中,作为宗教徒的文学家会在作品框架的建构、内容的选择、艺术手法的使用等各方面表现出与非宗教徒文学家很大的差异,奥古斯丁详尽、细致地描述其两次宗教经验而忽略很多个人生活细节的做法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宗教文学史的研究来说也是如此,不仅仅要研究这些宗教徒作家创作了什么,还要研究他们所选择的创作内容、语言表达与其信仰之间的关联以及作品的宗教品性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多元文化视域中的民族文学论纲

就20世纪中国各民族文学而言，它无疑是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生长、发育和形成的。它不仅从民族地域文化、民族口传文化、民族宗教文化、民族风俗文化中汲取了丰厚的写作资源，而且广泛接受了时代主流文化、汉族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与文学的互动虽形态各异，却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民族文学话语形态乃至表述方式的生长机制，并显示出民族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规律，凸显出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文化动机。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时代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南——论十九大报告中的文艺思想

十九大报告提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它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时代文艺精品为创作目标,用发扬民主推动文艺创新,用中华美学精神涵养文艺价值观,用德艺双馨的标准加强文艺队伍建设。它不仅为新时代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文艺创作中现存问题进行了匡正与纠偏,而且还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民族化、时代化的最新发展。     

扩大中国文学版图 建构中国佛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编撰刍议

中国佛教文学史就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就是佛教实践即佛教修持与佛教弘传过程中产生的文学的历史,就是用汉语、西域胡语、藏语、蒙古语、傣语等语种写成的大中华佛教文学的历史。"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应该禀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教派史视野,全面清理中国佛教文学的历史进程,并进而提炼民族精神、建构宗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特别要关注印度佛教在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本土化进程以及汉语佛教在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化进程,在民族互动和国际交流中探讨宗教实践对社会和谐、文明演进的重大贡献。     

普列姆昌德笔下“贱民”命运的沉思

以印度现代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中“贱民”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这类较为独特的文学形象的分析,探寻“贱民”这一印度文学形象的悲剧性格和他们悲剧性命运形成的社会根源及其社会意义。     

以“地图”为方法考察“文学中国”——中国文化绘图人杨义为浙大EMBA学生讲述“文化中国”

“地图”作为一种解读中国文化的方法论,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地图”的方法解读文化中国,首先要面对民族承续性和生命力的问题。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促成了南北融合。中华民族形成了“中心凝聚力—边缘活力”的复合型动力机制,中心凝聚力和边缘活力是互动的结构。家族命题是中国文化的实质性命题,讲中国古代文学不讲家族问题,往往是讲不清楚的。国族问题是家族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关系到先秦诸子进行思想原创的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国族考究,才能提供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真确依据。描绘中国的文学地图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恢复地图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用地图的方式重绘文学中国,其意义绝非单纯的补漏,而是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现代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