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产业分布及优化对策研究

文章依据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在剔除进口中间投入所节省的能耗和碳排放的基础上,对2002-2011年各产业出口隐含的CO2排放量重新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出口隐含的国内碳排放量比同类文献的测算结果要低;而且,某些碳排放强度高的产业其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占比并不高,相反,某些碳排放强度低的产业其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占比却较高。这种反差主要是由于不同产业的出口规模不同造成的。因此,要减少出口隐含的碳排放量,不仅要鼓励节能和清洁技术的研发,降低各产业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还应逐步压缩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产能和出口规模,不断优化出口结构。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中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入世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产业完全碳排放研究

通过定义直接排放系数和完全排放系数,建立产业完全碳排放分析框架。基于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和能源统计数据,对各产业的碳排放特征进行分析与比较。结果表明,部分产业直接排放系数靠后、完全排放系数居前,属于碳排放较为隐蔽的产业;部分产业的两系数都居前,属于碳排放较为明显的产业。立足于节能减排的角度,这两类产业都是控制能耗和碳排的重要产业。从总量的角度来讲,建筑业是满足国内需求的第一碳排放产业;从进出口贸易角度来讲,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则是碳排强度最为显著的部门。研究结论说明,完全排放系数更能全面反映一个产业的碳排放状况。直接排放系数和完全排放系数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产业隐蔽的间接排放。最后,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综合经济管理政策方面对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给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测算及其异质性分析——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文章测算了2007—2017年中国工业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利用IO-SDA模型按照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结构、贸易结构及贸易规模因素对工业品出口贸易隐含碳的影响因素进行结构分解;从工业部门和国家收入水平两个维度分析工业品出口贸易隐含碳变动的影响因素,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呈现上升态势,其中,贸易规模因素起主导的正向促进作用,经济结构等因素起负向促进作用,且经济结构起主导的负向促进作用。另外,中国促进低碳密集指数工业品出口,而抑制高碳密集指数工业品出口;中国对低及中低等收入国家工业品出口中低碳工业品占比高,而对中高等及高收入国家工业品出口中高碳工业品占比高。     

垂直专业化下中日贸易“隐含碳”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垂直专业化下的投入产出模型及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中国与日本贸易总“隐含碳”、行业“隐含碳”的排放情况,重点研究了进口中间产品“隐含碳”排放的结构变化,并与改进的投入产出法计算结果做了对比.结果表明:中国是净“隐含碳”出口国,中国在碳排放责任分担与利润间存在不平衡现象.两种方法计算的中国从日本进口“隐含碳”差距悬殊,主要体现在进口加工再出口部分.对两种方法的适应性进行探讨,垂直专业化下的计算更能真实反映中国加工贸易产生的碳排放.同时,进料加工逐渐改变着中日贸易“隐含碳”的结构性排放,这种进料加工主要集中于金属压延,焦炭、精炼石油及核燃料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初级制品行业中,对电气、光学设备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仍然以来料加工为主.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隐含碳研究

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采用WIOD提供数据计算与分析了在GVC视角下中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讨论了GVC分工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GVC视角下中美贸易的出口隐含碳排放主要来自出口国内碳排放,进口国在消费者责任原则下承担主要的碳排放责任;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主要处于碳排放转出地位,但碳贸易条件有所改善;参与GVC分工是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出现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也是中国调整出口隐含碳排放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与GVC视角下的计算结果相比,基于MRIO模型的计算结果高估了中国出口隐含碳、碳排放转移规模以及碳贸易条件指数的实际水平。本文的创新在于将总贸易核算法应用到对外贸易隐含碳的研究领域,改进了传统对外贸易隐含碳的计算方法,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分析贸易隐含碳排放特征及其碳排放责任。     

中国多区域隐含碳贸易的核算和结构分解分析

文章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八大区域2002年和2007年的隐含碳贸易进行了核算和结构分解分析,结果显示:一般情况下,各区域内部的隐含碳贸易量大于区域间贸易以及出口贸易的隐含碳贸易量;对全行业来说,一般情况下技术变化会引起隐含碳贸易量的减少,但是产业关联变化和贸易量变化会引起隐含碳贸易量的增加;对三次产业来说,各产业的技术变化、产业关联变化和贸易量变化对隐含碳贸易量的影响存 在产业上的差异.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碳消费产业转移实证检验

基于对碳消费的中间投产在外贸转移中的隐含可能,文章以我国作为对象国,并按照贸易过程中的国内产业转移为最终投产碳消费测度对象构建多区域投产模型,按照效率、技术、结构和投产规模效应以及进出口国的相应产品占比与碳排放条件验证针对我国贸易的产业转移条件下的碳消费隐藏部分的排放条件.结果证实:我国近阶段出口以及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仍以高资源消耗为代价,但我国在对美贸易出口中实现了产品单位碳消费逐步削减.     

中国区域产业CO2排放影响因素研究: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视角

本文运用LMDI方法,采用“三层完全分解法”,对中国1997-2014年的CO2排放总量进行分解,探讨了8大区域的CO2排放特征及其对全国碳排放的贡献,并分析了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人均产出、人口结构及人口总量6大因素对CO2排放的影响.文章基于CO2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联系紧密的基本特征,分4个阶段考察了区域CO2排放特征及各因素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8大区域中,京津和南部沿海地区对全国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最小,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的贡献最大,西北地区的贡献呈上升趋势;在影响CO2排放的因素中,人均产出的变动为主要助长性因素,能源强度的变化为主要抑制性因素,能源结构变动的助长性逐年减弱,并在近年成为抑制性因素;2007年之后,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也由助长性因素转为制约性因素.据此,本文提出了需要协调区域发展、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升级产业结构、改善能源使用的技术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算研究——基于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利用OECD行业数据库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投入产出表,结合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3.1),编制了中国2005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依据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利用所编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隐含碳规模。结果表明,中国2005年对外贸易出口隐含碳21.48亿吨,约占碳排放总量的38.8%;进口隐含碳16.81亿吨,相当于碳排放总量的30.4%;碳排放贸易余额4.67亿吨,为碳排放总量的8.4%。与之相比,利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测算结果受到"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该效应占到出口碳排放量的20%,反映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在分析对外贸易隐含碳中的优势。     

对外贸易隐含SO2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

 本研究根据中国2002、2005、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OECD的国外投入产出表和GTAP Version 7.0的SO2排放强度等数据,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SO2,相关的行业结构分布以及隐含污染物在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流向,并通过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三大因素对出口贸易隐污染物的贡献大小。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至2007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贸易顺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隐含SO2顺差;迅速增长的贸易规模是出口贸易隐含污染物增加的主要因素,但是,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技术改进导致的SO2排放强度下降抑制出口贸易隐含SO2增加,而投入产出中间结构变化对其影响较小。     

碳排放的结构影响与效应分解

 本文从碳排放系数的角度推导了总量变化的SDA分解模型,从社会经济发展视角构建了LMDI分解公式,从而讨论不同时期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文章以云南省为例,运用云南省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以及 4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实证分析。SDA计算结果表明：消费与投资扩张效应是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源泉,碳排放强度变动效应是节能减排的源动力;LMDI分解结果表明：人均GDP 增长是拉动云南省CO2排放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能耗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根据计算结果,文章提出了低碳经济条件下云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向。     

持续期间、交易量、波动率与知情交易

内容提要：Admati和Pfleiderer [1]认为交易强度的增加,可能来自于知情交易也可能来自于流动性交易。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股票市场上持续期间、交易量和波动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识别知情交易和流动性交易的证据。与国外相关研究结论均不同的是,本文的实证结果认为：波动率与持续期间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交易量较小时,交易强度的增加主要来自于流动性交易;而交易量较大时,交易强度的增加主要来自于知情交易。最后,本文对以上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分析波动率日内特征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还发现,中国股票市场的知情交易通常发生在刚开盘的阶段。     

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计量分析

在对中国2000-2012年30个地区的碳排放强度数据进行估算的基础上,利用Moran’I空间自相关统计量检验了历年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以STIRPAT模型为理论基础,利用空间滞后模型研究了各种影响因素对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历年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之间均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人口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这四项因素是中国碳排放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IO-SDA模型的浙江省外贸隐含碳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对浙江省2002—2009年外贸过程中的含碳量进行了测量,并分解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此期间进出口内涵碳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CO2贸易条件整体尚佳但趋势不容乐观;贸易规模效应在所有影响因素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也是2009年排放量出现下降的原因;能源效率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含碳量的增加;出口结构效应与进口结构效应存在较大不同;而中间投入效应与单位能源碳排放效应的影响值都非常小。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检验——来自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机制和“两难问题”。结果发现:市场型环境政策有效且存在跨界减排效应,即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本地碳排放,其碳减排效应逐年增强,而且同期本地碳交易政策实施可以形成邻地示范效应,推动相邻地区碳减排。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提高地区技术水平,推动地区绿色技术发展,实现地区碳减排,且当前阶段能源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最强,约占总体减排效应的36.9%,而绿色技术进步的贡献仅为11.6%。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克服环境与经济的“两难问题”,同步实现碳减排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双重目标,实现经济与环境相容发展。     

成交量对股票收益率波动的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带有成交量变化率解释变量的指数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方程EGARCH(1,1)-M,实证分析了上海、深圳证券市场信息到达对波动的影响及杠杆效应,发现在样本期内成交量变化对深圳市场股票收益率波动的影响比上海市场更大。     

基于LMDI模型的浙江省能源强度变动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LMDI分解方法对浙江省的能源强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变动对能源强度的变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其作用相对较小;产业能源强度的变动是影响整体能源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浙江省能源消费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仍然以传统能源为主,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动对能源强度的下降起到微小的作用。     

中国ICT产业发展的低碳经济效应分析

基于2005-2010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利用STIRPAT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对碳强度的影响,发现ICT产业发展与碳强度变化呈明显背离关系,即发展ICT产业可以有效降低中国经济的碳强度。在此基础上,采用Blinder-Oaxaca方法分解各有关因素对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碳强度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ICT产业的环境绩效差异对于可解释的碳强度差距有较大影响,数字鸿沟的存在妨碍了ICT产业低碳经济效应的释放。     

基于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的中国碳排放收敛分析

本文采用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结合2002-2011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的动态演进和长期趋势。研究发现,虽然所研究时期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均为单峰分布,但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二者都将出现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且这种俱乐部收敛并不由地域因素决定。为了避免出现俱乐部收敛的极化现象,政府需要重点加强碳排放强度约为4.05、4.7倍均值和人均碳排放约为3.9、5.0倍均值城市的碳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