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学问》研究

《大学问》是王阳明研究《大学》的定型之作，其文化前提是以孔、孟等为代表的儒家心性之学。在这一前提下，王阳明具体展开了对朱子学的批判性反思。在其思想文化前提的作用下，在反思朱学过程中，王阳明确立起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哲学逻辑及观点，即《大学问》所集中表达出来的、作为王学最高发展的“致良知”逻辑，并且王阳明通过对《大学》的逻辑解读确立了自己的哲学立场。     

论邹守益的慎独说建构

邹守益通过安顿自身生命困惑与挽救时代危机建构慎独说。他早期接受朱子学思维,困惑于朱子解《大学》格物与《中庸》慎独异问题,后得到王阳明指点才知两者可以合一,从而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与王阳明以《大学》格物统摄《中庸》慎独不同,邹守益以《中庸》慎独统摄《大学》格物,这主要因为王阳明处理朱子向外穷理的弊端,邹守益处理王阳明向内格心的弊端。当时学者致良知出现落入有或无的弊端,对此邹守益重新诠释《中庸》慎独说,主张学者须在日用常行中达到独知,挽救了学者致良知危机。邹守益建构慎独说,具有保守作风,影响了江右王门后来的发展。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税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论《大学》之“诚意”

汉唐儒、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之＂诚意＂有不同的论述。汉唐儒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一概念,而朱熹和王阳明则对＂诚意＂有所强调。汉唐儒的修身和为政是一体的;朱熹理学思想强调的是修身成德,从而造成了修身与为政之间的隔膜;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之下,以＂诚意＂为中心较好地处理了为政和成德的关系。无论汉唐儒、宋儒还是明儒,他们的相同点都是强调践履。     

“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与明代后期的学术演进——以李材、高攀龙、刘宗周为例

《大学》在明代后期学术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代学术与其它朝代不同之处是其重视学术自得与宗旨。王阳明良知之学是《大学》、《孟子》重新阐释的结合体,心学的核心概念良知和致良知正是王阳明学术的自得与宗旨。而王阳明学术的起点是从"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开始的,这也是王守仁告别程朱理学,走向阳明心学的关键。从王守仁的"良知"之学发展到刘宗周的"慎独"之学,是对《大学》"格物"、"致知"重新阐释的结果,更是学术演进的必然。     

从哲理诠释、精神信仰到成德成人——20世纪以来“致良知”教研究的基本定位与反思

“致良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既是其讲学的立言宗旨,又是王门诸子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纲领。20世纪以来,关于“致良知”教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哲理诠释与精神信仰两种不同诠释路径。反观20世纪以来阳明“致良知”教的两种研究取径,都不可回避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成德成人。成德成人的德性教养既是儒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更是阳明“致良知”教的本旨意涵,其意义就在转化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意志的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且知是知非的良知。在成德成人的基础上,哲理诠释的路径蕴涵着精神信仰的价值追求,而精神信仰的路径又表现出哲理诠释的普遍性面相。这既关涉如何体贴阳明哲学的真精神,也向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应当如何诠释儒学传统价值的重要问题。     

论阳明心学的人格理想

成人之道即如何培养理想人格一直是儒家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本文通过对王阳明良知说及致良知说的逻辑考察，从本体、工夫及境界诸方面阐述了阳明心学的人格理想：王阳明以内在于个体的天赋良知为圣人气象的内在根据，而致良知即理想人格的培养既是个为圣之学，也是一个＂成己＂的过程，从而注意到德性培养中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的统一。在精神境界的追求上，阳明站在儒家＂有我＂的立场上充分吸收了佛老＂无我＂的生存智慧，并进一步将＂自得＂规定为有无合一的人格理想境界之心理特征．     

从龙场悟道至天泉证道——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历程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历程,主要分经典诠释奠基时期、经典诠释发展时期、经典诠释成熟时期、经典诠释的总结几个时期,概括起来可以称之为从龙场悟道到天泉证道的过程,其间在批评朱熹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并加以完善了心即理、格物、吾性自足、知行合一、良知或致良知、四有四无等一系列观点与主张,其核心是良知或致良知。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吕氏大学解》作者考辨

由于杂于佛老之说、不是“孔子遗经、程氏发明之本意”,《吕氏大学解》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其《杂学辨》中所辨驳的“杂学”之一。然而,后人在判定《吕氏大学解》的作者时,却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朱彝尊、胡渭认为是张载的弟子吕大临,四库馆臣认为是“吕氏家学”中的吕希哲,王梓材则认为是吕希哲之孙吕本中。而从朱熹本人的著作里,我们就至少可以找到两条相关的证据,可以充分断定《吕氏大学解》的作者是吕本中。     

九州学派:日本现代儒学的地域样本

所谓九州学派,就是从楠本正继开始的脱离了传统儒学即旧学的新型的学术形态。与受西方哲学影响而创立于幕末维新期的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不同的是,九州学派的"学统"或"道统"可上溯到江户中期,所以九州学派似乎更具有日本传统的神儒合一的特色以及传统书院教育的诉求。如果说楠本正继是九州学派的奠基人,那么他的两大弟子冈田武彦和荒木见悟便是九州学派的两大领袖。冈田基本上属于阳明学的践行态,而荒木则属于阳明学的学问态。冈田宏识博通,而荒木绵密精微;冈田倾心于阳明精神与神道教的结合,致力于阳明学的日本化和庶民化;而荒木则倾心于阳明学与佛学的研究,致力于阳明学的理论化和精致化。尽管九州学派现已逐渐衰微,但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兴旺于世纪之交的九州学派,却在楠本学和冈田学的旗帜下,在日本现当代思想史上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影响力。     

王夫之《张子正蒙》诠释方法论初探?

与北宋中期以来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许多儒家学者的有关看法相比较，王夫之关于《正蒙》的文本观念，是全面的、深刻的，有着一定的独到性、创造性和科学性。正是从这种文本观念出发，王夫之建构起富有创造性的四种诠释方法论：语言诠释方法，体验诠释方法，类推诠释方法，贯通诠释方法。运用这些方法，王夫之务必要在程朱二子之外另辟蹊径，对于张载创立的“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的哲学理论大力阐发，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予以重建，从而力图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挽回当世“人心之横流”！     

基于文化育人理念的卓越人才培养目标探究——王阳明“良知说”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的启示

陆王心学作为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派对传统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影响。王阳明,作为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所提出的“良知说”在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方面更是具有丰富的文化育人的价值与资源。其中,壬阳明所提出的“破心贼”以“明明德”,“明人伦”以“亲民”,“成圣贤”以“止于至善”,对于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提供了三个层次的教育目标,从大学生个体自我的道德为出发点,外推至对社会伦理关系明确与建立、再到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及落实,秉承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于知识分子“内圣外王”的根本要求。     

实在与良知——西田哲学与阳明学之比较

西田哲学是以东方思想特别是禅佛教为基础、西方哲学思想为素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创立的一种融合东西方思想的哲学体系。将其置于世界场域中与其他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着重阐释西田哲学体系基础之"实在论",分析王阳明"良知"学说对西田的精神提撕作用,并通过"统一力"与"良知"等概念的对比,考察西田哲学及其与阳明学的关系。     

吕留良对“止至善”的义理诠释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朱子学者,与同时期的名儒黄宗羲、张履祥都有密切的学术交往,被清廷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的陆陇其则直接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然而由于“曾静案”的影响,吕留良的著作遭到全面禁毁,其人及其理学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也逐渐湮没。对吕留良理学思想的挖掘和梳理,有助于今人对明末清初理学思想的发展概貌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在其著作《四书讲义》的《大学》中,吕留良对三纲领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和阐释,将“止至善”置于三纲领的核心地位,既吸收了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又糅合了王阳明的良知本体工夫合一思想,形成了他对“止至善”独特的义理阐释,对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清初关学的“朱陆会通”--以李二曲与王心敬为中心的考察

清初,在朝廷的提倡和学者的反思下,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尊朱辟王”的风气。但在关中地区,以李二曲、王心敬为代表的关学学者不避非议,力图用“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来融会贯通程朱、陆王之学,并在“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明新止善”的为学宗旨,强调向《大学》回归,从而为清初的“朱陆之争”指出一个新的学问方向,同时又使关学在此后的发展中避免了走向单纯的“道问学”,而是在强调心性之学的同时又重视经世致用。     

论王船山的文化哲学思想

王船山哲学博大精深,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王船山文化哲学思想,有助于深刻把握其精神实质,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王船山文化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君子精神,核心内容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思想灵魂是文化开新。每一个文化人都应当树立君子精神,通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推动文化开新。     

“易”以贯之——试论明儒孙应鳌工夫论的易学资源

作为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孙应鳌的易学思想以阳明心学为其核心。孙氏在构建其心学体系的过程中对于易学的借鉴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以心解《易》、以《易》证心的双向诠释中。在孙氏的易学体系中,易即是一,一则无物不有、无道不涵,理学世界中诸如“性”“命”“神”“理”等核心概念,都被统摄于易道之中。因此,对于儒家性命之理不仅应“一以贯之”,也应当“易以贯之”。这一点也充分展开于孙应鳌以《周易》经传为思想资源构建的“慎独”工夫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