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社会流动的实态与机制——来自天津市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天津市居民问卷调查的有关资料 ,重点分析了代际职业流动的总体水平和特性 ,并通过对收入决定模型、职业地位实现模型的推导和分析 ,说明了有关变量对个人地位形成的影响程度 ,进而揭示了社会转型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是 :代际间的职业流出率和流入率因职业的性质不同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但在大多数职业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父子或母女的同职倾向 ;收入决定模型和职业地位实现模型的结果显示 :个人在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实现方面 ,后天性的教育和政治面貌等因素意义较大 ,而父母的学历等先天性条件主要通过对子女的教育影响本人。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 :为了保障人们在社会地位实现过程中的相对公平 ,有必要在制度上保证教育机会的平等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流动中先赋性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的实证调查为例

市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突出的特点就是社会分层标准的多元化以及社会地位获得模式的转变。本文的研究探讨了南京市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自致性与先赋性因素。发现南京市作为省会城市,各阶层当前的职业地位受父亲职业地位和自身教育程度的显著影响,但是父亲的单位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子女是否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当前群体间收入高低正是受职业与教育的影响。社会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时代不同职位、不同单位获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差别,经过一个代际流动的过程,最终在下一代身上以收入差别的形式体现出来。     

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状况"专题调查收集的数据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流动女性的职业地位普遍不高。通过多元回归估计和分析,检验所提出的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受教育程度、是否掌握专业技能、成就动机、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顶端、进城务工时长、到过的打工地区数等是影响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在此分析结果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提高流动女性职业地位的对策建议。     

消费流动:人才流动的又一动因——“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的理论探究之一

消费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向度.但是,在以往的文献中,这个向度被忽略了.文章分析了这一忽略的根源,并认为,要深化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必须重找切入口,即:用分析性概念来替代综合性概念和经验实体性概念.从分析的角度看,社会分层可以分解为四个相互联系的向度.它们分别是:经济流动、权力流动、消费流动和地位(声望)流动.前三者共同构成后者(地位流动)的原因.消费流动不但涉及与市场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涉及与再分配机制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通过引入消费流动的向度,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就不但解释了个体之间或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而且解释了区域之间或地方之间的不平等.通过把消费流动整合进社会流动的理论模型,文章扩展了“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之关系”的内容,并据此分析了地方与地方之间在人才竞争上的优势与劣势的体制根源.     

职业地位获得机制的体制内外差异分析——基于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

利用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对比,探讨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效应在体制内外的差异。分析表明:对于个体职业地位获得,人力资本的正向效应在体制外比在体制内更明显,而关系资本的正向效应则仅在体制内有显著表现。强关系效应在体制内的作用比在体制外更为明显,而弱关系仅在体制内表现显著。信息资源、人情资源和混合资源都在体制内表现出显著效应,而信息资源和混合资源在体制外的效应则相对弱一些,人情资源效应表现不显著。在基于"市场逻辑和权力逻辑并存"假设的分析框架下对相关理论做出回应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的问题。     

社会地位、政治心理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路径

文章基于浙江中部地区实证调查所得数据,定量分析了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客观因素,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特别分析了社会地位、政治心理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发现:政治心理因素对公民政治参与具有重要影响,性别、收入、是否受高等教育对参与公共事务具有重要影响,户口对参与投票有重要影响,职业分层对参与竞选具有重要影响;社会地位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参与投票和参与竞选具有负向直接效应,又通过政治效能和政治关心习惯的中介效应对政治参与行为产生正向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相互遮盖,使社会地位对政治参与的总效应不再具有统计解释力;政治民主知识对政治参与不存在直接效应,而是通过政治效能和政治习惯的中介作用对政治参与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浙江社会流动调查报告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本文从"代际/代内"、"水平/垂直"两个角度分析了浙江省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的总体情况。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的整体流动性都较高,代际流动大于代内流动;但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都表现出底层以水平流动为主,上层以"精英再生产"为主;中层以上社会地位较封闭,流动多发生在邻近阶层。因而,人们对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流动机会不太乐观。     

行业间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入差距成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

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差距分解发现,1988年、1995年和2002年,行业间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而且这主要是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造成的。同时,区位、教育、所有制和职业类型以及是否有第二职业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提高,是否完全就业和年龄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有明显下降。因此,缩小中国城镇收入差距,亟需打破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和产品市场行业垄断。此外,减轻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等措施,也将是未来政府缩小城镇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论流动人口的法律地位及其权益保障

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现象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公民的平等法律地位和作为地区居民的差别地位共同构成了流动人口法律地位的基本特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 ,改革和强化政府的服务管理职能 ,建立健全流动人口权益保障体系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5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家庭经济与回族两性地位述论—回族两性家庭地位实证研究之二

回族两性的家庭经济地位是前人尚未量化研究过的一个问题。家庭经济对回族两性地位影响又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本文从经济收入、家庭经济管理和消费决策三个方面描述了回族两性地位 ,表明回族女性的经济地位已有很大的提高 ,两性的家庭经济地位的主导已经是两性平权型 ,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 ,更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人们的收入地位、管理地位和消费地位并不同步 ,在推进两性经济收入平等的同时 ,要重视社会文化的影响     

农民工地位变迁与社会融合

利用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农民工上升流动对群体社会融合的影响以及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以经济地位改善为主要特征的农民工上升流动,在遭遇城市偏好歧视和统计歧视背景下,主要体现为农民工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心理融合反而会下降。受到扭曲的农民工上升机制显示,进城前的家庭资源稀释效应使得先赋性因素严重影响进城后的上升流动,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对促进上升流动并不显著,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为主导致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回报率也相对要低。     

女性的阶层沉浮与命运羁绊——两性社会分层地位差异及地位获得研究

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呈现全面边缘化的趋势.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教育地位、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和权力地位上均处于劣势.从两性社会分层地位获得的途径看,女性的这种社会地位状况既与女性的个体因素有关,也深受到家庭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地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女性的分层地位体现出诸多的“再生产”特征.女性社会阶层流动的这种封闭性特征限制了女性向上的阶层流动,造成了女性社会地位普遍的边缘化.     

社会平等:内部构成、复杂性及其实现方式

社会平等处于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之间,是人们在争取、获得和享用地位、身份、机会和运气的过程中形成的算数比例关系和几何比例关系;经济平等虽然是平等的末端形式,但它可以上溯到社会平等之中,经济地位的差异、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都会回游到社会中来;政治地位、政治权利的分配也会下移到社会平等中,甚至可以说,社会平等中的很多形式就是政治平等的社会形态。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平等,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终极价值目标之一,然而在社会转型中,社会平等却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张力,可谓问题多多,困难重重。其根源一部分在于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要素,一部分在于新型的活动结构、关系结构和利益结构。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平等,取决于两个关键要素,即人的要素,只有成为公正的旁观者、正确的思考者和正当的行动者,才会具备实现社会平等的主体性资源;制度的要素,只有建构并践行进取性与协调性、激励性与约束性的政策、制度、体制,才会具备实现社会平等的客体性条件。     

超越收入差距:幸福不平等与居民健康关系的新解析

缩小社会经济差距是否会促进居民健康是学界长期关注并争论的话题。既往文献多集中在经济收入客观侧而忽视了人们生活感受的主观侧,窄化了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主观幸福的分布态势是衡量社会发展状况时所不应忽视的,其也可能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增进。基于对CGSS 2005—2021多期重复截面数据的分析,考虑遗漏变量、测量误差和反向因果等问题,一系列回归结果稳健地显示:在控制收入差距的条件下,一个地区的幸福不平等越高,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越低。进一步解析表明:这一关系的驱动机制既包括“机械关联效应”,也包括“社会情境效应”;而社会情境效应的影响作用在幸福不平等的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变动中都有体现。这些发现拓展和丰富了健康社会学的相关文献,为更好地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参考。     

身份化制度区隔--改革前中国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的形成及公正性问题

本文认为,那种可接受的、具有公正性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基石。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中国大陆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的形成,贯穿着政治身份化和户籍-职业身份化的政治-行政性制度安排,人们的政治-社会身份和地位几乎是固定的,因而附着于这些身份与地位上的经济利益不平等和社会保障差别也几乎是固定的。因此,与许多人关于改革前中国大陆社会是一个平等主义社会的看法不同,本文认为,改革前中国大陆社会是一种制度性不平等的社会,其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不具有公正价值,而人们对它的接受基本上也是被迫的。     

"单位"资本与社会分层

在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成员社会分层的众多因素中,"单位"资本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单位"资本是指单位所具有的相对稀缺的并能给其成员带来各种收益的组织资源,它能够转化为个人的货币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由于每个单位的组织资源具有重大差别,个人在不同的单位工作则占有不同的组织资源因而具有不同的经济收入、享有不同的社会声誉,也往往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单位"资本对社会分层的超强影响违背社会平等理念和按劳分配原则,既损害公平、又损害效率,因而必须加以改革,基本对策是改革单位体制、确定规范的用人标准、健全人员流动机制与内部淘汰机制和转变社会成员的择业理念.     

FDI与中国收入不平等:来自1987～2006中国省际面板的证据

长期以来,FDI在中国的增长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得到了较多关注,而理论界对其收入分配效应则关注较少.本文使用多种计量方法对FDI与中国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果:(1)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FDI分布的产业及地域范围的逐步扩大,FDI对收入不平等的总体影响呈倒U型;(2)FDI在中国的收入分配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家庭金融脆弱性与当代中国居民的主观地位认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社会财富不平等的机制及其后果。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通过使用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两个主要指标,即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和家庭负债资产比测量家庭金融健康状况,力图更全面地考察家庭金融对当代中国居民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和家庭负债资产比对居民主观地位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越高,家庭负债资产比越低,居民主观地位认同越高。随着信贷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社会分层研究需要从关注家庭财富不平等转向家庭金融不平等。     

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闲暇生活方式的中介效应考察

主观阶层认同不仅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还会由此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果,因此深入研究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对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收入、职业和教育）是否会通过闲暇生活方式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这一问题进行中介效应考察。研究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生活方式均会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重要的、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闲暇生活方式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对主观阶层认同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实践,必须同时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生活方式两种因素作为重要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