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法大师与中日文化交流

弘法大师是日本高僧空海的敕赐法号,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位值得纪念的杰出的人物。他和阿倍仲麻吕、鉴真大师等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先人们一样,为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业绩,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先躯者之一。 弘法大师生于日本光仁天皇宝龟五年(即唐代宗大历九年,公元七七四年),三十一岁时(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八○四年),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来中国,在中国留学约二年,于公元八○六年八月离开中国回日本。     

六朝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

<正> 六朝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文化,六朝时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活跃时期。本文根据有关考古资料与文献对此期的对外文化交流做一概述。中日文化交流以往国内外有些史学工作者对3—5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江南地区与日本的交往重视不够,有的日本学者甚至称公元4世纪的中日关系为“空白的4世纪”,这是不科学的。现将六朝时期对日文化交流分述如下。1.中国文字和书法输入日本。据《日本书记》卷十四记载,百济人王仁带《论语》10卷、《千字文》1卷去日本,从此日本开始采用中国     

隐元禅师东渡初探

清初,福建省福清县黄柏山万福寺住持——隐元禅师,应日本华侨寺院兴福、崇福等寺的邀请,率领黄柏宗僧众东渡日本,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隐元名隆琦,今福清县上迳乡东林村人。俗姓林,讳曾昺,号“子房”。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生于一个农民家     

论真人元开《东征传》的史料价值

日本文豪真人元开公元 779年撰写的《东征传》 ,不仅对研究唐代高僧鉴真大师的生平事迹、中日文化交流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而且对于唐史研究也同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章从唐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具体地分析了《东征传》的价值 ,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使用《东征传》应注意的问题     

日本遣唐使者小考

<正> 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在生前曾用“唐史续编千万代,友情突破九重天”的美好诗句盛赞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光辉历史,表达了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共同愿望。中日两国人民有两千多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到了唐代,随着中日两国社会的发展和睦邻友好政策的执行,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更加频繁,文化交流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经日本历史学家木宫泰彦先生研究,有唐一代日本曾先后派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有三次虽已任     

从渤海国使节与日本诗人的赋诗唱和看渤日文化交流

渤海国与日本的交往史长达200年,其间文化交流是一项主要内容。渤海使节与日本诗人的赋诗唱和,不仅表现了当时渤海和日本的文学发展水平,也反映了当时盛唐文化对渤、日文化的影响。渤海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篇章。     

圆仁入唐散论

日僧圆仁大师在中日文化交流趋于衰退的晚唐时期，于唐文宗开成三年（８３８）随日本第十八次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在中国度过了近１０年的请益僧生活，先后在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向中国佛教界高僧请益，由于唐朝政府规定所限，未能如愿去台州请益。圆仁将在华所见所闻，写成日记体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对后人研究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风俗、佛教活动及唐、日、新罗关系等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此书比《马可波罗游记》早４００年，被日本学界誉为“东洋学界至宝”．圆仁大师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为人们所追念。     

远古至秦汉时代的中日交流

远古至秦汉,中日交流可分为四个阶段。截止到公元前1万年前,中日两国的旧石器表现出“文化相”上的相同,它是否是文化交流的结晶,尚需深入研究;此后直至公元前2500年,是日本列岛与大陆文化交流的间断期;时当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再度萌芽,且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春秋时期至东汉,中日文化交流臻于繁荣,不仅是物的往来,更重要的是人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中国唐朝遣日使考

中日两国有长期交往史,在中国唐朝时期这种交往日趋繁密。为了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唐朝学习其先进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从公元630年始到公元894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达19次之多。 日本统治者为向唐朝学习派“遣唐使”,而中国唐朝为直接传播中国古代文明,也主动向日本派出了“遣日使”。     

甲午战后中日学术文化交流流向转变初探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流向在近代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日本由昔日的文化接收者后来成为文化输出者。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这种流向变化始自中日甲午战后。自是时起,中国官民出现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派出留学生、翻译日文书籍为中国吸收西学,进行新的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对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略论“入唐八家”及中国高僧对于沟通中日文化的卓越贡献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历代民间和信使往还,史不绝书.从汉光武封赐倭奴国王印起,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自唐武后改称倭国为日本国,从此这个国号就确定下来. 公元600～614年,约当推古皇朝,日本派遣大型的遣隋史,跟着第三次选派留学生与学问僧,到中国学习佛法和汉学以后,中日邦交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公元630年第一次遣使起,二百六十年间先后共派出十九次(两次未达),这就把两国关系提到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对此后发展日本文化,改造国家体制,丰富人民生活方式,都做出划时代的贡献.现在仅从两国僧侣学人长期往来,特别是日本佛教史上艳称的“入唐八家”,即最澄和他的法裔圆仁、圆珍等属于天台宗的三家,以及空海和他的法裔常晓、圆行、慧运、宗睿等属于真言宗的五家的沟通中日文化的卓越贡献,作一概况的评述.     

五凉史学述略

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相继出现过五个割据政权,即汉族张轨建立的前凉(公元301—376年),氐族吕光建立的盾凉(公元386—403年),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公元397—414年),汉族李嵩建立的西凉《公元400—420年),匈奴族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公元401—439年),史称五凉,统治河西近一个半世纪。这一阶段,中原地区战争连绵不断,社会经济和文化都遭到严重破坏,而河西地区却相对安定,不但汉族的经济文化在这里得以保持,而且这里也成了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尤其是凉州,是中国北部的文化中心,它对北魏的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     

谈日本学者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评论

<正>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公元一世纪前后,汉字输入日本以后,日本就开始了译介中国各种文献的活动。尤其是近代,日本的有识之士译介中国文献数量日增。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660年到1978年的近三百年间,日本翻译中国各门类、各学科著作达三千三百余种,其中文学类就有近千种。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日本学者对中国的新文学作品尤为关注,几乎对五四运动后中国著名的作家作品都作了翻译和评介。在译介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同时,日本学者在这方     

纳藏文化交流研究综述

现阶段,纳藏文化交流研究是纳西学和藏学两种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公元8世纪开始,大量的苯教徒迁居于丽江一带,使纳西族文化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历史上,藏族和纳西族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但苯教与东巴教关系研究的藏学学者相对较少。因此,为了进一步拓宽藏学研究领域和了解我国民族文化互动研究现状,系统梳理和总结纳藏文化交流研究也是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纪念郑和首航580周年筹备工作正在积极展开

今年是七下西洋的我国伟大航海家郑和首航五百八十周年,将在南京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交通部和中国航海学会已开展了各项准备工作,并已组成以彭德清为主任委员的筹委会。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启航日期,是明永乐三年夏六月已卯,即公元1405年7月11日。纪念大会将建议把七月十一日定为“中国航海节”。     

简论古代中越文学作品交流

古代中国与越南往来密切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越南约有一半时间处在中国封建统治之下 ,越南文学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极大 ;公元 96 8年越南建国后 ,中越两国关系密切 ,文化交流频繁 ,在文学上 ,越南深受中国的影响 ,同时 ,越南的文学作品也传入中国。     

类聚的世纪:古代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方法

日本人如何吸收隋唐文化而建立自己的文化?由代表"唐风文化"的两位僧侣最澄和空海的经历,可以把握文化吸收的两种类型——简单化和综合化。公元9世纪,日本人对隋唐文化采用"类聚"的方法进行整理,如滋野贞主所编纂的《经国集》、《秘府略》等,而源顺所编纂的《和名类聚抄》则成为"类聚的世纪"的顶点。在此基础上,日本人于公元10世纪才建立自己的文化——"国风文化"。此外,空海《文镜秘府论》、丹波康赖《医心房》等类书含有不少逸文,"类聚的世纪"对中国古文献学及中日文化交流也作出了贡献。     

光明皇后写经与东亚史料的开拓

上海图书馆保存一件有日本光明皇后天平十二年(公元740年,唐开元二十八年)五月一日愿文写经,这就是在日本被称为"五月一日经"的写经。这件写经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是杨守敬自日本携回文书,而是光绪十年至十七年(1884—1891)之间建赮自日本购回的珍贵经卷。光明皇后自天平八年(736年)开始推进历时二十年的写经事业,并在国内广泛收集私人、寺院等公私收藏的佛经论律,乃至各种章疏,不论是否见于《开元释教录》著录,都借来抄写,从而建立起了本于唐朝《开元释教录》的日本奈良佛教一切经。这些海外古文书和史籍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及开拓利用海外史料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两晋南北朝时期移居日本的汉族“归化人”及其贡献

早在汉代,中日两国间就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过程中,移居日本群岛并被称为“归化人”的汉族人民,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到两晋时期,由于汉族人民不断进入日本群岛,中日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本文试图从下述几个方面,对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归化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做一概述。     

兰陵王的传说及其研究

在中日友谊吏上,有一首在两国传播演奏一千余年、深受民众喜爱的古老舞曲——《兰陵王入阵曲》。这首创作于中国北齐时代的舞曲,由唐代僧人佛哲传到日本,成为铭记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的友谊之曲。公元749年,奈良王朝女帝高野姬天皇诏令当时著名舞蹈表演家尾张滨在宫中御前表演此曲,之后便在日本广为流传。据日本有关专家介绍,日本古代,在5月5日的赛马节会和7月7日的相扑节会以及射箭大赛和庆祝胜利时,都将这支舞曲作为重要节目反复演奏,连皇宫的重大活动和宴会、甚至天皇即位也演奏这支曲子。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