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组织——对管理学基本问题的哲学反思

管理学作为一门复杂的学科，总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梳理归纳总结众多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可以发现管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其中人与组织的共生是管理的存在基础，人与组织的共建是管理的实践过程，人与组织的共赢是管理的价值功能.     

在宁静中完善自我,在快乐中超越梦想——浅谈“人本化”思想在促进学校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人本化”思想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产生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现代组织管理中，逐渐把“人本化”思想引入管理机制中。认为人是事业之本，人是组织目标能否实现的根本因素，提出“人本化”管理的管理模式。“人本化”管理，以尊重他人人格为基点，以人与人之间情感为纽带，造就相互理解、团结合作的工作环境，达到高效率、高质量的目标。     

中小企业污染治理的税收和补贴机制研究

在末端治污和清洁生产两种污染治理模式下考察了排污税和治污补贴对行业结构和环境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在末端治污方式下,排污税率的提高有助于减少行业短期和长期排污总量;而在清洁生产方式下,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排污税率的改变对行业排污总量的影响均不确定。除了在末端治污方式下可以明确预期治污补贴的提高能有效减少行业短期排污总量并且激励新厂商进入外,治污补贴对污染控制和行业厂商数量的影响非常模糊。只要将排污税率设定为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福利损失,则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目标将自动实现,对污染治理的补贴并不是必需的。     

基于企业治污行为的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机制

在排污费改为环境税的背景下,为研究环境税率的最优设计,从组织行为的视角,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在静态环境税率的基础上提出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机制,并验证该调整机制抑制演化过程中波动的有效性。结果表明: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是必要的;适当降低经济指标权重并提高环境指标权重、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降低政府监测成本均能有效提高排污企业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生产规模较小以及初始治污力度较高的排污企业最终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较低。认为应改善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加强税收部门和环保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适当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加强对小生产规模排污企业的监管。     

毛泽东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结合中国的实际，经过长期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起来的，1954年被正式确立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毛泽东关于“政体”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论述及其亲身实践，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开拓进取、革命为民．与时俱进、执政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时代精神，为我国政权组织形式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体”形式符合中国的国情、民情，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     

“感染的血脉”———水污染影响下的村落社会变迁研究

工业点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的加剧,以及治污防污设施建设的落后是造成淮河流域L村水环境恶化的原因。水污染对村落社会农业生产状况、社区贫困状况、居民生计模式、居民健康状况、人口迁移与流动、村落社会整合等方面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水污染的社会影响具有整体性、复杂性、长期性、隐蔽性、层次性等5个特点。拯救水污染村庄必须转变思维方式,抛弃原有的＂治污＋补偿＂的单线思维,寻求＂人—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审查公司的哲学观

企业目标（即哲学观）手册让人们认识到工作和生活的价值观。它提出了人们在组织中的行为方式和组织的行为方式，以便满足组织的雇员、客户以及组织服务的社区的需要。哲学观是对以下问题的回答：“这是达成交易的正确方式吗？”，“利润对于公司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我做错了吗？”或者，“公司的理想形象更重要吗？”如果有人认为企业应依赖于一套包罗万象的哲学观，而且这种观点让人感到似乎不同寻常，     

中水利用大有可为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人 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南方水多,北方水少;丰水年水多,枯水年水少;夏秋降雨多,冬春降雨少。北方广大地区的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越来越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要解决缺水问题,必须长期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科学开源,综合利用”的原则。中水利用,既是一项节水措施,也是一项治污措施,兼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下面对中水利用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如何进一步重视的问题…     

刍议环境税的若干问题

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环境税费制度的不足主要是“费挤税”等问题,提出通过开征环境税等来加以完善的建议。文章的最后通过对课征环境税与其他环保治污手段进行对比,进一步讨论了我国开征环境税的可行性。     

组织成长中越级管理问题的应对

组织对于企业来说，就犹如工具对于人。《论语》早已讲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企业家的工具就是组织，能否用好组织是决定企业发展快慢的重要因素。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侵权责任界定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侵权责任界定不能依赖于委托治理模式、托管运营模式、集中治理模式、分散治理模式等类型表达,应从明确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间的基础关系展开。以治污设施由排污企业或者治污企业提供为根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间的基础关系可能为环境服务合同法律关系或者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此外,二者间的基础关系也可能为无效合同关系。在环境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下,治污企业若有过错则与排污企业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在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下,排污企业若无定作、指示、选任过失,治污企业作为承揽人对外承担侵权责任;在无效合同关系下,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应区分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存在累积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行为,以及存在共同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行为等行为类型,承担或连带或按份或部分连带加部分按份的侵权责任。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间最终责任的承担,应依约定或者法定比例进行分配。     

“家社会”与“分形人”

列维－斯特劳斯为解除“非单系社会”的亲属—社会结构研究中遭遇的严重困境指出了一个颇具魅力的新方向———“家社会”，本文简要述评列氏的这一理论以及人类学文献中其它相关的讨论。结合Ｅ·瓦伦丁·丹尼尔的人观论述，运用罗依·瓦格纳的“分形人”概念提出，“家社会”及其“基本社会组织”“家”都是“分形人”。     

人与组织的绩优集成:从P-O双向匹配到心理距离的影响

在人与组织匹配的研究中,可以使用人与组织集成内力学的数学表达式,在这个表达式中,“心理距离”对“集成内力”的影响非常重要,但以往对“心理距离”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少涉及“人与组织的匹配度”。事实上,“人与组织的双向匹配”这个因素可以直接影响到“心理距离”,从而影响组织的“集成内力”。也就是说,“人与组织的双向匹配”作为自变量,因变量是组织的“集成内力”,但“人与组织的双向匹配”不直接对组织的“集成内力”造成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心理距离”这个中介变量来实现的。因此,如果提高“人与组织的双向匹配”,则可以缩短人与组织的“心理距离”,提高员工的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组织认同、组织忠诚度,进而提高组织的“集成内力”,从而实现人与组织的绩优集成,也就是要发挥人与组织(P-O)的双向匹配、心理距离、组织环境的综合效用。     

城邦与血缘氏族制──略论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社会的差异

公元前１０００～５００年期间，中国古代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首先是国家形成方式不同，基本的社会组织不同。希腊文明基本社会组织是城邦制；中国古代基本社会组织是宗法制下的血缘氏族制。第二是文化内涵不同。希腊公民是作为自主的个体的人参与城邦各种活动，人是第一位的，法律在人之下，是人活动的产物；中国血缘制下的氏族成员是以一定的宗法上的身份出现，持有特定的称谓和名分，在人之上有血亲关系和“礼”，人的行为是由“礼”规范的。第三是生存状态不同。希腊城邦公民的经济生活是以海外贸易和殖民为主，而中国宗法制下的血缘氏族的经济活动则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两个古代文明本质的差异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论知识经济人的组织共享管理

知识经济人是知识组织的主体，知识经济人的组织活动构成了知识组织管理的主题内容。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组织知识共享存在的知识经济人现象，是组织内存在着知识的市场交换，而交换的规则要通过组织的制度文化加以体现，也只有保障了知识共享的互惠性才能真正实现知识共享的组织文化。     

欢美NGO，打造品牌途径多

和中国老百姓“有事找政府”的习惯不同，欧美国家的老百姓有事不仅会找政府，还会寻求非政府组织的帮助。“非政府组织”伴随全球化浪潮从上世纪后期的掀起，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但多数中国人或许感觉这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单位”。那么，西方的非政府组织究竟靠什么生存和发展？简单地说，打造品牌对欧美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至关重要，这样既有信誉也有资金保证。     

新型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模式探索

如何保护水及相关生态系统，加强流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是21世纪水利面临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水利科技提供相关理论、方法和技术的支持。本文从应用基础、应用技术与方法，以及与可持续发展相关水利科技理论3个方面，以宜昌宜都市和夷陵区水生态与水环境治理模式为示例，阐述了“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生态后用水”的理念，提出了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思路、措施及科学研究与示范的建议。     

社区参与离不开“社区领袖”

社区建设是循序渐进的，不可一蹴而就的，更离不开人的参与和人的发展。一个好的社区，往往都有那么几个“灵魂人物”或“精神领袖”，他们引导着社区价值体系的构建，影响着社区先进精神的培育。基于这样的认识，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组织开展寻访“社区达”活动，吸引了广大居民的热情参与。     

智能平台经济工会组建的法律困境及解决路径

互联网让世界变平，也让雇佣关系的认定变得日趋复杂。以“智能主义”为主导的智能平台的组织形态与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显然不同，智能平台组织正在由传统的垂直型向水平型发展，雇员开始从过去的“厂区人”“固定人”向“移动人”和“共享人”转变，工作场所流动化、工作时间碎片化已成常态。这不仅导致雇佣关系的从属性减弱，也导致雇员之间的联系性日趋松散和微文本化，雇员之间组织性日趋弱化。但另一方面，相对于拥有强大算法的网络智能平台运营商，雇员各项权益的保障又离不开集体组织的力量和智慧，智能平台雇员组建工会是集体劳动权行使的必然要求。雇员的主体身份界定不明、集体协商机制缺位以及难以组织等问题，需要通过明确智能平台雇员的工会会员资格、完善集体协商制度、创新工会组织形式等途径加以解决。     

环境政策与企业污染控制的博弈分析

环境政策是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迫使企业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动态博弈理论,研究单独的排污税政策和排污税与减排补贴的组合政策对企业污染控制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污染治理效果和社会福利水平两方面对两种政策的减排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排污税率和减排补贴率均与企业治污量正相关,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关系均与税率和补贴率的大小有关;政府实施组合政策时企业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均大于只实行排污税政策时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组合政策能激励企业加大治污力度,同时也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