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历史哲学是一种“语言唯心主义”或者“语言决定论”。在它看来，语言注定会成为发现“历史实在”之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历史哲学的“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是有意义的，它击中了朴素客观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要害。但是，我们认为，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融合传统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界，构筑一种新型的历史哲学，将成为今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言转向与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变迁

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共同推动了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影响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推动文学理论研究关注语言的建构潜能和文本的陈述形式,催生了不少新的文学理论命题,丰富了对文学的理解和解释。语言转向是在20世纪哲学反形而上学思潮、反本质主义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哲学更多地关注人生、艺术,语言成为哲学反思形而上学,进而反思哲学自身、思考生命意义的一个通道,这一点也在文学理论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现代西方哲学与美学“语言学转向”述评

20世纪西方哲学与美学的"语言学转向"从逻辑实证主义、现代分析学派、现象学存在主义一直通向后现代主义.认清逻辑实证主义或分析哲学以及现象学存在主义这两大流派中的"语言学转向"轨迹,对于认识20世纪西方哲学与美学的多元化有着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各派思潮有进一步的了解.以语言为基点,彻底颠覆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正是"语言学转向"的重心所在.     

马克思对主体哲学的批判与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至为密切地与批判“主体哲学”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主体哲学,意指以“我思”或“自我意识”为基本建制的全部哲学,亦即现代形而上学。对主体哲学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批判始于马克思,这一批判洞穿了作为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意识的内在性,从而在瓦解这一“主体性立足点”的同时使现代形而上学本身趋于终结。而马克思在主体哲学批判中获得表述的语言概念,不仅有力地揭示了始终被“我思”这样一种主体性遮蔽起来的意识的存在特性,而且积极地开启了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存在秩序和存在领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主体哲学批判切近地预示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浅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逻辑进程

继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之后,本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成为现代哲学对话的基础,透过各个哲学流派向语言转向的途径和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内在逻辑,即分为"内容"转向和"意义"转向两个步骤完成的。     

浅析西方文化哲学的四次转向

通过对西方(人类)文化哲学史的考察,可以发现西方哲学中有几次"转向"对人类文化哲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几次哲学"转向"逐渐废除了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特权,最终使得系统的现代文化哲学得以建立起来。具体而言,维柯、赫尔德、卢梭等人分别提出了哲学的"语义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民族学转向",试图在现代哲学思想的语境下构建文化哲学,而卡西尔则在整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转向",把符号思维确立为哲学的新原则,由此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化哲学。     

论阿佩尔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西方哲学开始了"语言学转向".阿佩尔的观点是,这种"语言学转向"并不彻底,不能代替康德的知识学(认识论)而成为第一哲学的新范式,只有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符号学改造,才能完成语言学转向,才能真正进行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是先验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多重因素的综合.     

论阿佩尔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阿佩尔认为，这种“语言学转向”并不彻底，不能代替康德的知识学(认识论)而成为第一哲学的新范式，只有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符号学改造，才能完成语言学转向，才能真正进行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是先验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多重因素的综合。     

中国高等英文教育“言说”的反思——以语言学的哲学转向为视角

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的哲学转向让人们从哲学层面思考语言问题。语言是教育存在的根本形式,交往又是其中高等英文教育的基础,而作为师生双方交往的方式之一的"言说",其内涵和教育价值是丰富而又深厚的。高等英文教育的"言说"应实现师生间的平等对话和心灵的沟通,应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并加强教师的思考,因此,师生间的言说主体、言说什么和如何言说是我们应该去反思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中的"技术转向"

目前,哲学研究中的"技术转向"有两层意义:一是指作为学科的技术哲学正在成为哲学中的热门,即狭义的"技术转向";二是指哲学视野的转变,即以技术哲学的语言来解读以往哲学所关心的一切,即广义的"技术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与哲学中的"技术转向"之间有内在联系。     

理性批判两个阶段: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从《理性的界限:哈贝马斯、利奥塔以及梅莱尼·克莱恩的理性观》中看现代与后现代理性观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理性批判都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但得出的理论结论却截然不同：哈贝马斯致力于理性重建，强调共识；利奥塔则致力于理性的拒斥，强调分歧。     

人文学科的修辞转向和修辞学的批判性转向

科学主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原因就在于话语中的主体和客体张力被特定的修辞手段化解了,"修辞转向"指的就是修辞在社会现实文本化过程中的作用被人们重新认识.人文学科发生的修辞转向使一度被边缘化了的修辞学重新获得了社会现实的关联性,而批判理论和社会理论为其重新进行社会参与提供了理论基础.西方修辞学者运用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拓展传统修辞学的内涵和方法,成功地演绎、发展出了一套与批判理论相结合的修辞学新方法,使修辞学发生了批判性转向,为古老的修辞学开辟了新的研究和实践内容,为修辞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读者定位、文本的视角定位等则是转向后的修辞分析的切入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修辞学的批判性转向大大拓展了修辞学的内涵,但它也模糊了和相关学科的界线.     

实践转向与技术美学

实践转向对技术美学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因为实践与技术不可分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同样不可能与技术及其审美化分割开来.实践转向将使技术美学密切关注科学技术的审美化,把科学技术的实用目的与审美目的结合起来.技术美学的实践分析将凸显科技产品的审美创意和艺术创意,实现科学技术规律与人类审美规律的统一,真正做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技术美学的实践分析还将追求由技人道的飞跃,达到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列维纳斯与现象学的实践转向

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是观念论或唯心论,具有强烈的理论化倾向.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延续并强化了这种倾向;而作为德国现象学在法国的传播者的列维纳斯却批判这种倾向.他先是借助于具有一定实践倾向的海德格尔式存在论来读解胡塞尔的认识论哲学,进而批判胡塞尔哲学的强烈理论化倾向以及海德格尔哲学隐含的理论化倾向,在创造性误读胡塞尔直观理论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了现象学的实践转向要求.而在政治学和伦理学这两门主要的实践哲学中,列维纳斯主张伦理优先于政治.     

实践转向与美学的逻辑

作为人文科学的美学,从实践转向的角度来看,其逻辑起点是人类社会实践,而人的存在只是美学的出发点。对应着实践结构的物质交换层、意识作用层、价值评估层、美学的逻辑结构应该包含着自然客体逻辑,即合规律性逻辑;人类主体逻辑,即合目的性逻辑;主客体关系逻辑,即审美间性逻辑。对应着实践类型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美学的逻辑构成应该包含着物象逻辑,即感性形式逻辑;意象逻辑,即知性形式逻辑;形象逻辑,即理性形式逻辑。对应着实践的受动和主动相统一过程,物质和精神相统一过程,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统一过程,美学的逻辑过程应该包括意向性活动逻辑,即对象化逻辑;超越性活动逻辑,即符号化逻辑;时空性活动逻辑,即真实化逻辑。美学的逻辑力量就在于实践的建构功能、转化功能、解构功能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的实现。     

翻译研究与文化转向

本文认同语言是建构的,译入语是对译出语之“再”建构。在译文里,没有原本的文化世界,一切意义都是行动者(译者)通过主体间共有意义的解释构成的。这一观念变化应该成为我们反思在翻译研究中左右着我们思维的传统翻译话语本身。     

逻辑的数学转向

19世纪中期是逻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的逻辑的数学转向使这门古典学术脱胎换骨,最终发展成为一门严格的形式化的学科,它的典范是在数学中使用的精确证明的方法.现代所谓的“符号”或“数理”逻辑在这段时间的发展是两千年逻辑史上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人类理智史上最重要和最非凡的事件.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转向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文学批评对文本理解和意义追寻的行动乃是造成诠释学领域作者、文本和读者间关系变动不居的原因所在。所发生的从传统诠释学向现代哲学诠释学的转变,实则是文本意义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流变过程。当代法国思想家利科的诠释学思想,则为文学批评基于文本与存在的关联走向读者的自我理解提供了一个务实的可能性空间。     

论"语言转向"的发生

“语言转向”发源于20世纪初的逻辑分析学派,它的发生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数学史上的罗素悖论与物理学史上相对论的提出;而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都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因而“语言转向”在逻辑上是对哲学传统的继续。在方法上它一反传统的归纳演绎代之以逻辑分析;在思路上抛弃了近代哲学的理性标准而关注问题的根本———语言,因而它又是对哲学传统的反叛。但纯科学主义立场的缺陷也决定了它必然走向新的发展。     

科学隐喻的转向

20世纪以降,科学隐喻的地位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的诸多子课题中逐渐凸显出来,相关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形成了一种具有转向性质的运动。文章在梳理科学隐喻凸显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科学隐喻转向的成因、内涵、影响及其意义,对转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隐喻分析作为一种有前途的研究范式,必将对科学哲学的深入发展作出积极而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