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小说中的瘟疫题材

瘟疫与人类关系密切,不仅影响社会进程还影响人们的文化和精神状态。瘟疫是文学中的重要题材,不少世界名著都以瘟疫为背景,或者直接表现瘟疫。中世纪的瘟疫促进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出现,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以瘟疫为背景的名著,突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价值倾向和宗教改革的必然。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以客观理性的态度表现世界,英国作家狄福的《大疫年纪事》则突出表达了这一倾向。法国作家吉奥诺的《屋顶上的骑兵》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则将瘟疫与爱情同置,爱情故事在瘟疫的映衬下显得光彩夺目。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鼠疫》中,瘟疫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面对瘟疫的不同选择突出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     

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

瘟疫文学是瘟疫流行后留给西方的直接“遗产”，在后疫情时代，瘟疫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被不断的重构和重新想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西方瘟疫文本中，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上有着诸多共享的症候,这些症候的存在既来源于对传统瘟疫文学的模仿与继承，也是瘟疫文学内在生成机制的表征，为西方“黑暗的文学经典”的重构和瘟疫叙事的文化塑形提供了生成力。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提升了人们对疫病的认知，起到了心理治愈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其成为人们进行反思的催化剂，使人们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张谦宜瘟疫书写与山东康熙癸未、甲申灾疫

文学史上,有关灾异的书写不绝如缕,但关于瘟疫的书写则较为罕见。康熙甲申山东诸多州县暴发瘟疫,此次瘟疫是前一年,即康熙癸未大灾的延伸。这两年齐鲁大地因连遭天灾、瘟疫,饿殍满地,一片焦土,史书、方志对此多有记载。这两年的灾异,在山左文士的诗文集中多有记录,却鲜有关于瘟疫的书写。胶州文士张谦宜《絸斋诗集》中存有一定数量的关于康熙甲申瘟疫的诗篇,似为仅有的有关这次瘟疫的诗歌书写。张谦宜的瘟疫书写,在社会层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瘟疫给胶东大地带来的无尽伤害;在心理层面,又深刻形象地揭示了瘟疫给胶东民众带来的严重创伤。诚然,张谦宜的瘟疫书写限于胶州一地,但从这一地的书写中能够蠡测当时齐鲁大地瘟疫横行的惨状,不仅是直观的灾难损失,还有持久的精神苦痛。     

两汉瘟疫分类的思考

两汉瘟疫发生相当频繁,整个汉代就是一个瘟疫期。限于当时科技和医疗条件,一旦发生瘟疫,很难防控。不仅染疾大量病逝,健康者也极易造成心理恐慌。面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于瘟疫的现状,人们基本上束手无策。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两汉瘟疫做一下重新的分类,以方便学者更好的研究两汉瘟疫。     

近代云南瘟疫流行考述

清代以来的云南是一个瘟疫高发区,乾隆末年集中爆发,嘉庆朝至光绪朝为流行的高峰期．流行地域遍及三迤。流行瘟疫的种类有动物间瘟疫和人间瘟疫,人间瘟疫以腺鼠疫和瘴气最为严重,造成大面积人口死亡。时人认为,云南寒暑不分、地气宣泄不畅、民智落后和地震是瘟疫爆发的原因,而战乱、人口的增殖和流动速度加快、公共卫生建设落后和民众卫生观念缺失加剧了瘟疫的传播和危害。云南官民面对瘟疫流行,往往建坛打醮,求神祈祷。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来改善公共卫生,而民国元年云南颁布的《防疫章程》,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卫生防疫体制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地方性、存在感与魔幻色彩——中国台湾地区新乡土小说管窥

中国台湾地区新乡土小说明显背离了传统乡土小说的书写路向,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呈现出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状态,在书写意蕴和操作技术上进行新开拓。新乡土作家的创作体现了在"本土化"社会环境中对"地方性"的建构;这批作家注重在现代化与现代性负荷下对更加隐秘和私人化的存在感及精神体验;同时其作品又笼罩了一层魔幻色彩,隐含地标示着对自我、现实与历史的指涉。     

水仙花的边境历史书写与文学叙事

21世纪以来,大量新发现的北美华裔作家水仙花的作品表明水仙花创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超过我们已有的认知。新发现的非虚构类作品以及小说极大地拓展了对水仙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本文通过细读水仙花新闻报道和小说中的边境主题,揭示作者对北美早期华人跨境移民史的书写和呈现,以及其超越地理、族裔、性别的人类共同体社会理想。     

英国19世纪小说慈善话语的动态框架图式研析

社会慈善域的急剧转变使19世纪英国文化代言人——小说家的慈善认知发生剧烈变化,从而导致这一时期小说慈善话语呈现动态框架图式。在作家微观预期心理层,作家根据自我个性体验构建起独特的文本世界,并通过所呈现的话语框架框限读者的主观认知世界活动,影响其对"慈善"的观想与信息处理,进而将作家价值观书写进读者的价值体系中;在宏观象征互动视角层,作家通过诸种叙事策略对慈善话语的态度书写不仅彰明了他们对其时社会慈善价值观念的反思,也从反向对现状进行了合法化书写,并在不觉间言说了社会意识形态对作家价值观的强化。     

宋元道书所见瘟疫醮考源

瘟疫醮,又称"禳瘟疫醮"、"断瘟疫醮",乃系道门中人专为祛除或预防疠疫而举行的醮事科仪,其宗旨是为地方民众驱逐瘟疫、祈求平安。宋元时期道教文献中收录了古代民间瘟疫醮之翔实史料,其中包括瘟疫醮的起源、流程、神位、法信及疏文等诸多内容。这批珍贵的教内资料完整地记录了诸多道派对瘟疫醮的形式、流程及内涵的宗教理解和操作实践。道教文献中所见的瘟疫醮始于晚唐,宋元时已告成熟,其核心内容包括净坛、卫灵、请神、三献、送神、散坛等环节;其召请的神祇不仅有天地、山川等自然神,而且将年月、日时等时间概念神格化;仪式陈设的法信物品也随着社会发展而日渐丰厚和彰显个性。此外,宋元道书中收录的各类瘟疫醮疏文则体现出了不同道派处置瘟疫祅鬼时的两种态度:礼敬和瘟、强制驱逐。     

基于“共同体”视阈论《孤独的伦敦人》

特立尼达黑人英语作家塞缪尔·赛尔文的小说《孤独的伦敦人》讲述了加勒比移民在二战后伦敦的城市生活。小说聚焦加勒比移民在城市各领域的日常生活和存在状态，探讨处于流动之中的群体被英国工业社会族阈共同体的同一性要求分解为不完整个体的社会过程。透过加勒比移民的生存境况，体现作家对在后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中共同体的再造以及对社会合作秩序建设的反思。     

施蛰存小说身体书写的美学考察

作为海派都市文学的代表作家,施蛰存在小说书写过程中充斥着大量以"身体"为核心的叙事情节。一方面,以审美对象方式存在的身体,通过小说的相关叙述,构成了作品美感形成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以审美主体方式存在的身体,集中表现为作家创作、读者阅读时对文本引发身体感受的偏好,由此完成对作品的审美欣赏过程。施蛰存小说中身体书写所引发的美感,背后指涉的是身体、性别、权力等文化因素间的复杂关联,为全景式展现20世纪30年代海派都市社会的现代文化转型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新状态"小说和美国"人的现状小说"

美国"人的现状小说"和中国"新状态"小说是两国当代文学中的两大景观.有着强大阵容的两国当代小说创作群体,由于其书写"作家个人世界"和"个体性"的模式,放逐了某种社会意义和某种道德指向,在主题、题材和创作方法上均有不少相似之处:寻找自我是它们的共同主题;欲望化的叙事是它们的共同题材;自然主义和某种荒诞形式是它们或强或弱的共同倾向.     

总体符号学的双重维度：#br# 从瘟疫的命名和修辞出发#br#

总体符号学作为西比奥克提出的符号学构想,兼有总体性与全球性的面向,研究对象包含生命符号域内的所有符号,而对瘟疫之症状的命名、修辞与书写的研究,正属这一范畴。瘟疫在词源学上被“污染”影射,亦是“罪”之隐喻,透过与地域和人群的转喻性联接,在语义上成为被“区隔”的意指。然而,随着现代医学命名方式的发展,瘟疫的命名与书写已经被置放在包含了微生物在内的、总体的和全球的生命网络之中被重新思考,瘟疫之表征的意义生产,也由此跳脱宗教话语的隐喻,值得在伦理符号学的框架中被重新塑造。     

卡森·麦卡勒斯小说中母亲形象缺席的创作心理分析

卡森·麦卡勒斯是美国著名的南方作家,在奠定其文学史地位的五部小说中,通过对母亲形象的缺席不在场书写,实现了现实生活中作家对作为"父亲"代表的母亲的无意识"阉割"欲望。作家在文本升华中,呈现出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特征。     

近代早期西欧的瘟疫与穷人——兼论近代转型时期西欧社会群际心理与行为变化

近代早期西欧瘟疫阴影下的群际心理与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作为瘟疫的直接受害者与平息神怒的"中介者",穷人为社会同情与关爱;但作为瘟疫的"祸首",它又成为社会排斥和政府打击的对象;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使其成为社会救助的对象。西欧社会对穷人的矛盾心理正是近代社会转型期间西欧复杂现实在心理观念上的折射。     

论"五四"乡土小说的"鬼"文化想象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作家通过对乡村鬼文化风俗的书写,展现了其中蕴含的血泪悲剧,揭露了宗法社会暗藏的"鬼"影.这些又是和乡土作家的创作意图、身世背景等密切相关,乡土小说里的"鬼"文化逼视,体现出乡土作家"别样"的现实关怀,并且"启发"了后来的乡土小说的"鬼"的文学想象.     

报复—赎罪：《耻》里的反向种族主义

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导致了南非长久以来难以解除的种族间的矛盾与冲突。南非作家J.M.库切的小说《耻》反映了＂反向种族主义＂在当今白人与黑人社会各个领域的动向,及南非人的生存境遇。     

《小杜丽》中的"进步"瘟疫

《小杜丽》的结构并非像先前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松散拖沓,而是精编细织的艺术佳品.小说紧凑的深层结构对其"凌乱"的表层结构形成了一种有力的反衬.书中最具黏合力的是莫多尔先生所代表的"进步"潮流--是他刮起的股市风波把书中所有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小说原文中"progress"一词的位置相当突出,而且在第十三章的标题中跟"epidemic"一词组合,这对全书的中心思想具有点题作用,它表明:许多维多利亚人狂热追求的"进步"竟然是一场瘟疫!     

梅尔维尔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与伦理隐喻 ——以“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为例

疾病书写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发展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联结人与社会、反映政治进程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疾病书写的分析,既能了解作者个人的道德批判,又可窥探当时的社会伦理观念。梅尔维尔在其早期创作的"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中展开了诸多与疾病相关的书写,其中对个体疾病、群体疾病和特殊疾病三类不同疾病的书写分别折射出作家对身份问题、殖民问题和种族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殖民者身份困境的焦虑、对殖民主义反向冲击的担忧,以及对传统种族优越论的保留态度。"三部曲"中的疾病书写既体现作家的进步性,也反映其局限性。     

探微文明社会的生命本能——库切作品《耻》真义管窥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库切的代表作《耻》是一部振聋发聩的作品。在小说史上库切的独特贡献是把现实主义小说写实性的叙事传统与库切式的诗意品质完美地结合起来,成就了一部超越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库切对20世纪的制度与人性的双重异化有着先知般的预见力,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作品文本以文明社会的生命本能为出发点,凸现20世纪末制度与人性的双重异化;以简朴写实的现实主义风格真实呈现后现代社会人之困顿;以其深邃的思辨、简洁的语言、犀利的笔调描绘了现代社会西方文明中虚伪的道德和残酷的理性主义;展示作家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其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