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伊朗与印度关系的进展与现实困境

伊朗和印度都曾是殖民地国家,现同为发展中国家,各自是当代中东和南亚地区大国。由于历史文化相亲和地理相近,发展友好关系一直是两国外交的重要目标。冷战结束以来,伊朗和印度关系的发展摆脱两极格局的桎梏,在“提量”和“增质”上取得显著成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领域取得程度各异的发展或突破。2007年以来,伊印双边关系发展受阻,呈现出政治和安全合作停滞、经济和军事关系受挫的基本态势。冷战后的伊印关系与冷战时期相似,依然表现出很强的外源性和较弱的抗干扰性。受美国因素、印度中东政策等因素的干扰与制约,伊印关系在未来较长时段仍将继续陷于困境而难有实质性突破。     

印度与海合会经贸关系发展现状

自2005年印度提出"向西看"政策以来,印度与海合会经贸关系发展十分迅速。本文在概括印度与海合会经贸关系新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两国经贸关系得以紧密发展的动因,进而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双方在多个领域存在利益互补关系,经济合作前景巨大。但是,受该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生态影响,印度在该地区推行的经济外交也面临着一些不确定因素。     

以色列和埃及的天然气合作:动因、问题及影响

天然气合作是埃及与以色列重要的合作领域.2008年埃及开始向以色列输送天然气,后因埃及政局变动而中止.之后不久,能源匮乏的以色列因勘探突破一跃成为天然气出口国.而能源需求迅速增加的埃及却受制于探采不足、产能下降等问题,出现天然气紧缺的状况.以埃在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角色反转,变为以色列向埃及供气,这使得两国重新调整合作的战略预期.以色列希望通过天然气贸易与合作获取经济利益,提升地区政治地位;埃及则欲借助自产及进口的天然气,试图将自身打造为地区能源枢纽,扩展政治影响力.以埃两国实现了天然气生产、货贸的分工协作,并走向欧洲及国际天然气市场.虽然以埃天然气贸易与合作还面临着地区局势不稳定、商业风险和埃及的反以情绪等挑战,但通过天然气合作,以埃两国加深了经济联系,稳固了政治关系,提升了在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力,并将对中东地区稳定乃至政治格局变化施加影响.     

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动因、影响与挑战

2021年10月18日以来,美国、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四国开始尝试构建所谓的中东“四方机制”。该机制具有国家类型多样化、采用小多边模式、无明确敌对目标、非军事合作为主等鲜明特征。基于《亚伯拉罕协议》的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及印度与中东地理上的邻近、美国日益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等因素,构成了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基础性条件。印度作为中东域外大国,加强与阿联酋、以色列的合作关系、制衡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对冲未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带来的损失等多重因素,推动其加入该机制。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给印度本国、中东地区以及全球政经格局均带来一定影响。今后,该机制能否进一步发展以及印度能否借助该机制达成其预期目标仍面临效力存疑、目标趋异、安全风险、理念落后、自主关切、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     

论以中关系的发展现状及其前景

60余年来的以中关系历经波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色列就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因朝鲜战争与万隆会议等故使得以中关系趋于冷淡并中断。中美缓和、以埃媾和以及中越战争为中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香港开始成为中以军事、经济与政治合作的桥头堡,两国最终于1992年建交。由于以阿关系的反复、以色列对华武器出口中的美国压力以及中国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等因素,中国在以阿之间平衡取舍,影响其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成效。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中国的重要地位,以色列需要制定契合国际体系转型的对华新政策。     

新中国对以色列的人文外交

新中国与以色列的人文往来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其中,官方的高层互访与民间的友好往来为新中国对以色列的人文外交提供了丰富资源和有力保障;教育交流、友好城市、农业合作、科技合作等多领域往来深化了中以关系、促进了中犹文明对话、形成了"官民并举"的人文外交模式,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新的挑战面前,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对以人文外交,则成为当务之急。     

论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自"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关系的全面发展得益于双方良好的政治特殊关系,这种政治特殊关系既不同于联盟关系,又超越了普通国家间合作关系,具有"战略合作"之特点。未来十年,中阿战略合作将迎来历史机遇期,但"中阿合作论坛"能否上升为类似于上合组织的多边组织,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促进因素来看,中阿双方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对重大国际问题持相似看法,不断增强政治互信,共同倡导政治多极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文明对话,这已成为中阿战略合作的利益和价值基础;从制约因素来看,阿拉伯世界的内部矛盾、其缓慢的一体化进程和在安全上依靠西方国家,亦影响其与中国战略合作的深度。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还须消除"伊斯兰威胁论"和"中国威胁论"对双方民众的影响,提升对方在中、阿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     

中阿关系的回顾和展望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交流源远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广泛合作。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带来了中阿三次建交高潮。新时期中阿双方的战略合作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双方都强调开展文明对话,反对文明对抗,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建立公正民主的国际新秩序。未来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将促进政治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专家笔谈:百年变局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挑战和机遇北大核心CSSCI

在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阿拉伯国家正经历着对美关系、地区格局、发展竞争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面临提质升级的新局面,也存在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双方共同利益更加广泛,合作空间不断扩大。2013年以来,中国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务实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进展。针对“中东向何处去”的“中东之问”,一方面要加大在中东地区的促和力度,增强与阿拉伯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交流和人文交流;另一方面要扩大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和产能合作,助力当地工业化发展,推动双边贸易结构多元化。在中阿合作的进程中,尤其要关注美国因素。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为深化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应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经济合作为主线,低调务实地用好政治优势,推动中阿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螺旋式上升。     

把握百年变局新机遇,开辟中阿合作新局面北大核心CSSCI

在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阿拉伯国家正经历着对美关系、地区格局、发展竞争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面临提质升级的新局面,也存在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双方共同利益更加广泛,合作空间不断扩大.2013年以来,中国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务实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进展.针对"中东向何处去"的"中东之问",一方面要加大在中东地区的促和力度,增强与阿拉伯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交流和人文交流;另一方面要扩大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和产能合作,助力当地工业化发展,推动双边贸易结构多元化.在中阿合作的进程中,尤其要关注美国因素.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为深化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应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经济合作为主线,低调务实地用好政治优势,推动中阿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螺旋式上升.     

新中国与阿曼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自新中国与阿曼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历史上数千年友好合作关系的延续。通过高层领导人和其他领域的互访,双方增进了各领域交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持一致或类似观点,珍惜彼此慷慨的援助以及在解决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支持。双方通过"中阿合作论坛"和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对话等机制,在经济、贸易、文化、公共卫生及其他领域的互利合作拥有巨大潜力,使两国关系从传统友谊走向新兴合作伙伴。     

中国与埃及友好关系六十年

埃及是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阿拉伯国家。纳赛尔时代,两国关系总体良好;萨达特时代,两国关系有进一步发展;穆巴拉克时代正值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两国关系有了全面发展并于1999年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两国间的经贸、文化合作也得到相应的发展,中埃友好合作关系前景良好。     

多维理论视域中的能源政治与安全观

关于国际能源政治及其安全的各派理论观点虽视角各异,但其相互间实际上是互为交叉和影响,并日益呈现出共同特征.随着冷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在能源领域的相互依存日渐加强,既竞争又协调成为国际能源政治的主流.由此各方越来越重视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及其国际机制的建设,主张通过国际合作与协调来实现能源安全,将维护能源安全与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国家的对外政治和经济关系紧密联系起来.     

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外交——国际体系转型与地缘经济的视角

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体系转型加剧,各种全球性议题中,国家间或国家与区域组织的经济关系已成为各自需首先解决的问题。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作为后发国家,在此期间的国内外环境经历着巨大的冲击,双方发展在地缘经济上呈极强互补趋势,自贸区建设谈判也一直在议题之中。中国在总体发展战略和外交布局下,着力提升经济外交,海合会国家则是中国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实践的重要对象之一。本文试探讨双边地缘经济联系,梳理中国与其经济外交脉络,明晰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金融危机背景下,各自的利益诉求,展望双方进一步合作以达共赢发展的前景。     

中东剧变以来的东盟与海合会关系研究

中东剧变对阿拉伯世界整体格局和阿拉伯板块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阿拉伯世界转型促使海合会正不断向阿拉伯君主共同体转型,也加快了东盟本身及其许多成员国的民主化进程。面对当前海合会从海湾次地区力量迈向中东地区性力量的战略走向,东盟在政治与经济层面加强了与海合会的协作,海合会的大国外交战略也将不断变化中的东盟纳入其重要战略目标领域。尽管如此,双边政治合作仍滞后于经贸合作,东盟—海合会自由贸易区仍是未来的首要目标。     

Immigration,trade and ‘ethnic surplus value’: a critique of Indo–Canadian transnational networks

It is often argued that countries hosting large populations of skilled immigrants might benefit from their cultural and economic compet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etworks. Yet, in so doing, the state can be criticized for fetishizing the ethnic immigrant in market terms in order to extract ‘ethnic surplus value’. In this article, I examine these debates empirically in the case of India–Canada immigration and trade using interviews with traders, officials and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upposed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and immigration is not obvious in the India–Canada case and there is no convincing evidence of the state managing successfully to extract ‘ethnic surplus value’. Rather, what appears most compelling is evidence of what can be termed a discourse of regional disadvantage circulated by immigrant and non‐immigrant business actors alike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India–Canada relations. Interview respondents link this discourse of disadvantage to the regional history of Indian immigration to Canada, which has traditionally comprised Sikhs from rural Punjab, and it functions to essentialize Indian immigrant ethnicity spatially within both the Indian and Canadian contexts. I focus on the theme of the extraction of ‘ethnic surplus value’ and regional disadvantage to reveal the limitations of both arguments about the economic nature of immigrant‐led network development. In both cases, I challenge these ideas with a critical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immigrant agency and offer a more nuanced and complicated reading of the role of the state. As a result, I offer a detailed reading of how socio‐spatial immigrant networks are formed and operate at the regional scale, and how this complicates more abstract theoretical formulations regarding the trade and immigration nexus.     

香港与新加坡及相关区域经济整合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广东经济层次的提高和对外经贸合作的升级,粤港、粤新之间传统的经贸合作模式难以继续维系。基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整合理论,本文在剖析粤、港、新经济发展和格局演变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粤港、粤新差异化经济整合模式、整合机制及主体内容,并进一步阐述广东在粤港新经贸合作中的优势及发展策略。     

中沙关系回顾与展望

中国和沙特政治制度不同,但两国发展积极友好的关系没有障碍。目前,沙特是中国在西亚和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同时,中沙双方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拥有良好的政治关系,未来在区域组织和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将有更广泛的合作领域。     

Is social partnership the way forward for Indian trade unions? Evidence from public services

Since the start of economic reforms in 1991, India's trade unions have found themselves increasingly excluded from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marginalized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Using survey and interview data from the Maharashtra affiliates of two national union federa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ether social partnership with employers is a viable option for Indian unions to regain influence and protect workers' interests, as some analysts have advocated. It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espite Maharashtra's supportive regulatory framework, which in theory should facilitate coopera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realities of workplace employment relations – coupled with state indifference and adverse judicial interventions – weaken labour's prospects for meaningful social partne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