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之“元”的重新诠释

学人重视诠释董仲舒之“元”的意义,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董仲舒之“元”是始、本、原之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概念,可以泛指不同层次的本原。董仲舒之“元”不是元气,也不是特指天地和万物的本原。董仲舒之“元”具有神圣的意义,因为“《春秋》大元”,“元者辞之所谓大也”,元与皇帝建号相连。这为董仲舒贵始重本的思想建立了神圣的、经典的权威根据,从而加强了人之贵始重本的责任感。     

董仲舒的"天"与人

董仲舒是一位对汉代社会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也是中国古代具有人格影响的政治人物和学者.他的"人"与"民",及其"顺命"的统治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实施统治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内容.认识董仲舒的统治思想,对认识中国传统政治观点意义非常.     

墨家天道观对董仲舒儒学体系的理论贡献

秦汉以后,墨家学派式微,逐渐衰落下去,但墨家的思想传统却融入到新的理论体系中。其中,墨家天道观就得到了董仲舒的借鉴吸收,在其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天论思想和政体观对墨家“天志”、“明鬼”学说及天道思维模式的借鉴利用上。厘清墨家天道观对董仲舒儒学体系的理论贡献,对于我们理解把握秦汉以后墨家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有重要的意义。     

再论东汉时期的“名教”

东汉时期着力实施的“名教”政策,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东汉末年却遭遇严重危机,其时虚伪和诡激之风盛行,社会秩序大乱,儒家思想也因此受到质疑,与之相应,诸子百家随之兴起,其中法家最为显眼。法家以其清明的政治理性凸显了儒家思想遭遇的历史难题,为当时的“名教”危机指明了出路;同时,儒家群体内部也对当时的“名教”危机进行了反思,主张回到原始的“礼教”精神,这一切为汉魏之际的思想和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     

论韩柳《天说》的自然天道观

本文从韩愈创作时的社会处境 ,作品的多种艺术手法 ,所出之源 ,及其与柳宗元、刘禹锡之间的相互阐发等多方面 ,论述韩愈《天之说》、柳宗元《天说》、刘禹锡《天论》和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等一组哲理散文 ,同属自然天道观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天人的断裂及其连接——论老子的天道观

老子的天道观念中自有其相悖之处,即其所谓反天道自然的观念,它表现在人道的必然或应然对自然天道的反动.这里也反映出了老子哲学中的深层的矛盾.     

论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天道与人道依据

儒家吸取法家、道家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主从(经权)式的“独尊儒术”模式,并给出了天道与人道依据:“一而不二”、阳主阴辅、德尊刑卑是其天道依据,人性质朴论与义利两有、独尊仁义的义利观是其人道依据。董仲舒对天道与人道依据充分完备的说理论证,为“独尊儒术”最终走上历史舞台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儒学的神学化与系统化——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发展

为适应大汉王朝中央集权制的需要，董仲舒将战国以来的儒学加以系统化、神学化，为后世统一王朝奠定了大一统的理论基础。由于其思想适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儒学最终上升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辩证地观照其思想，其消极性不言自明，但其合理性也是不容抹煞的，因此，对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是科学的。     

董仲舒法律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是对此前各种法律思想的总结和升华,其以春秋公羊说为根基,以“天人合一”的神权法、“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大一统”的时代需求为核心思想,提出了“德主刑辅”“重其志”“首邪不待成”“爱惜民利”“调均”“无讼”“春秋决狱”等主张。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对我国社会治理和司法审判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社会层面借鉴董仲舒的“德治”思想,加强道德建设,促进“以德治国”;借鉴其“调均”和仁而爱民的思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借鉴其“大一统”观念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借鉴其“天人合一”观培育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在立法司法层面可从注重判例指导作用、无讼慎刑、减少社会对抗、强化犯罪预防等方面吸收其合理价值。     

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

东汉时期,官吏、军队等阶层的迁入、迁出使首都洛阳人口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皇室宗族、宫廷服务人员等构成东汉洛阳居住人口。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东汉洛阳地区人口约为50万。     

东汉小侯刍议

东汉明帝时就设立了“四姓小侯学”，但人们对小侯之所指颇不一致。综合相关史料，小侯是一种对外戚所封的关内侯，也可以说是对外戚关内侯的一种习惯性称呼。     

略论东汉时期的河南尹

东汉建武元年,国家开始设置河南尹。河南尹既是畿辅地区的名称,也是京畿地区长官的名称。作为京畿地区长官的河南尹具有对畿辅地区和首都洛阳的管理权,并且,起到保证首都洛阳社会安定的作用。东汉国家还使河南尹能够参与国家的政务和礼仪活动。国家可以从中央和地方官员中选任河南尹,对河南尹的选任注意到籍贯的回避。从河南尹的职掌和选任的情况来看,河南尹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官特征。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谶纬与东汉社会思潮略议

谶纬是两汉时期独特的社会思潮。它的产生、盛行与衰落 ,与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状况密不可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谶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汉时期政治和思想的走向 ,并最终造成了东汉经学的衰落。谶纬的兴衰 ,反映出东汉时期政治主宰学术的特点 ,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汉时期学术思想活力的丧失     

东汉河北人口的迁徙与变动

东汉时河北的户籍人口密度和西汉相比,除个别地区外,普遍下降。黄河改道对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个郡国人口的增减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汉族人口的减少、迁移与北方民族的内迁融合这两个方面一直在持续进行。东汉初年,河北人口的变动表现为边郡人口的迁徙和乌桓、南匈奴的内附。东汉中后期,流民是河北人口迁移的主要内容。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河北北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口变动剧烈,数量锐减。     

右扶风茂陵耿氏事迹考论──关于后汉豪族势力的个案研究

与冀州巨鹿耿氏相比较，右扶风茂陵耿氏与其虽然同属一族，但由于其豪族势力的据点不同，所以其成长、发展的方式和特点也各异。以右扶风茂陵为据点的耿氏将发展其豪族势力的舞台设在了边关，而后汉朝廷也恰好借助了这一集团的势力来巩固国家的边防。从耿民第三、四代的事迹动向，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东汉末年荀悦的哲学思想管窥

荀悦著《申鉴》五篇,主要是政论,较集中的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天道、人道有同有异。本文就荀悦的“三势”的天人观、知行论、性命论和易学思想略作申述。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

董仲舒的天是多义的,一是整个宇宙,一是与地对应的上空,一是本原,一是神灵.神灵的天会与人君发生精神感应,天人感应经过一系列论证以后才确立的.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相比,有位置、形象、说话、创造、祭祀等许多方面的不同.<圣经>中的"上帝"有很多故事情节,而"天"则没有任何故事情节,也不说话,天比上帝更抽象.上帝与天,是信仰的不同,没有优劣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