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文体的形态与演变

西汉扬雄模拟西周《虞箴》作箴文二十五篇，确立了“箴”的文体形态，扬雄在《虞箴》的基础模式之上，增加了汉大赋式铺叙和内容的重复，这些“革新”在晋时被放大而造成了“箴”体的芜杂。六朝时期，随着箴文篇幅的增加、箴“序”的出现和发展，“箴谏”的可诵读特质逐渐消失。刘勰所认可的官箴具有干预国事的功能，且此功能具有从官员到君王的特定指向性。从先秦至魏晋，官箴一直是箴文体正统。但唐以后，官箴逐渐消失，箴文多为“私箴”。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作为切入点研究六朝文体学，还原具体某种文体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能使得六朝文体学研究焕发新章。     

官箴的研究

一、官箴的概念演变及目录学考察 “箴”字与鍼、针同,引伸而有刺病之意。《说文》:“箴,诫也。”作为文体的箴,是用于儆戒的简短文字,其起源可以溯至先秦。“官箴”一词,最早见于《左传·     

中国古代的为官之道──古代“官箴”述论

中国古代的为官之道──古代“官箴”述论时运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官是国家机关中有一定等级的公职人员；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撰写官箴的目的是劝诫官员从政为善。中国从先秦开始，几乎各代都有官箴，官箴文献也十分丰富。本文拟就中国古代官箴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内容和特...     

论“前三史”涉易语料视域下的汉代易学之演进

《史记》、《汉书》、《后汉书》涉"易"语料丰富,折射出汉代易学的昌盛。以"前三史"的涉易语料为视域考察汉代易学的演进,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书"、"志"文献用"易",象数易学得到充分拓展,西汉中期崛起,经两汉之际的高峰,至东汉末年而臻于鼎盛,彰显出对先秦易学的新变;二是"纪"、"传"、"世家"等文献中的各种疏奏、箴谏、赋体作品用"易",涉猎的往往是《周易》经、传之辞,征引为主间杂解读,是汉代易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有分寸地对先秦易学的因承。     

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的民族立法

秦国是中国先秦时期最早对民族问题进行立法的国家,从现存《秦律》内容可以看出,秦国在被征服的非华夏民族地区设置"臣邦"加以统治,并对"臣邦"君长的地位、民族身分确认、继承人保护、政治经济利益的保护做了规定.这些关于民族政策的立法,大多为后来的封建王朝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民族立法的先河.     

甲骨占卜时间的选择倾向

民间有"六戊日不占"的说法,说明占卜时间具有选择性。商代甲骨卜辞忠实地记录了殷商王室、贵族和宗室的占卜情况。这种占卜文化与《诗经》《尚书》《左传》《周礼》等记载的先秦占卜文化是一脉相传的。先秦传世文献有占卜时间选择的记载,卜辞亦有大量选择祭祀时间的卜辞,却未见选择占卜时间的卜辞,但在六个"癸日"占卜是一个普遍现象。商代的占卜时间的选择是随机的,还是有规律性和倾向性的,这都得我们思考。论文充分利用香港中文大学《汉达文库》数据资源,全面调查卜辞前辞时间,从而判断殷商时期的占卜时间选择是否具有倾向性。我们认为,商代甲骨占卜对时间选择具有一定倾向性,民间占卜时间的选择倾向性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基础。     

《洪范》《吕刑》文献来源问题新论——兼论早期口述“声媒”文献

现传今文《尚书》“周书”部分的《洪范》《吕刑》两篇,都有远早于西周初年的久远渊源。《洪范》是殷商遗民箕子据其所记诵口述给武王的一篇文献,故春秋时期,人们既可称其为“周书”,也可称其为“商书”。《洪范》的早期流传,采用的是口耳传授方式,其原始文本具有突出的诗歌韵文特征,因此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仍可称其为“诗”。其文字写本的最初出现,应在西周初年箕子口述给武王之后。《吕刑》的作者不会是周穆王,其主体部分“王曰”之王,应指某位古老帝王。从所述史事看,《吕刑》的最初产生时代甚至要早于殷商,与夏代的“禹刑”有密切的关系。与《洪范》一样,《吕刑》也有突出的诗体韵文痕迹。在文字写本出现之前,这两篇文献应都经历过很长时期的口述流传过程,一直以“声音”为媒介存世,由早期的乐官群体保存并传授。口述“声媒”文献易于记诵的文体特征,对于判断先秦文献的时代早晚及其史料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竹简《缁衣》与先秦君臣、君民关系索隐

搜检文献中孔子言论,与《缁衣》文句相印证;钩稽文献中君臣、君民关系之史实,与《缁衣》内容相印证,确知《缁衣》系孔子或其弟子据孔子旨意整理、润饰后的言论。这种言论系有感于春秋以前之君臣、君民关系史实而发,寄托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策略。     

释臣

《说文》：“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甲骨文、金文臣字皆作竖目形。研契诸家释其本义为奴隶,但殷商人何以必用竖目形示意奴隶,诸家说则颇纷纭。郭沫若先生以为“人首俯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殆为此也”①。于省吾先生则认为：“臣字的造字本义,起源于以...     

论《公羊传》复仇思想的特点及经今、古文复仇说问题

近年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仇问题,已有多名学者作过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复仇思想的渊源、性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进而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公羊传》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保存古代复仇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特点也与一般历史文献有别。虽然有人对它的复仇思想进行过讨论,但出发点多为经学,而不是史学。所以,本文拟从史学角度对其复仇思想的特点作一分析。 一 本文认为,《公羊传》复仇思想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宣称臣下可以向君主复仇,而这在先秦文献中是少见的。 《公羊传》定公四年云: 伍子胥父诛乎楚,挟弓而去楚,以干阖庐。阖庐曰:“士之甚,勇之甚。”将为之兴师而复仇于楚。伍子胥复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于是止。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