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与曹植游仙诗的成因及异同

曹操与曹植游仙诗的成因及异同贺秀明（厦门大学中文系）曹操和曹植的诗作中，有一部分是描写神仙和仙境的游仙诗。对于曹氏父子这类作品，以往出版的文学史、诗歌史和文章大多持抑贬的态度或避而不谈。近年来发表的文章也很少对这类作品做具体分析。游仙之诗虽然在曹魏之...     

《泰山梁甫行》应是曹植前期作品

《泰山梁甫行》是曹植诗作中著名的直接描写贫苦人民生活的作品,在曹植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曹植一生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二二○年)曹操去世、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泰山梁甫行》被普遍认为是曹植后期作品。最先提出该诗写作时间问题的,是清代的陈祚明。他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评道:“写得萧瑟,岂徙封临淄时作耶?”据《三国志·魏志》曹植本传,曹植“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到黄初二年贬爵安乡侯,为临淄侯凡十年。但十年中,前九年曹操在世,为曹植创作前期;而后一年则入后期了。陈祚明判定《泰山梁甫行》是“徙封临淄时作”,但对于前后期的问题则未曾关涉。到了朱乾,他则基本上明确肯     

曹植对屈赋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历史告诉我们,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对曹植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特定的环境氛围,使曹植生活明显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因此,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思想与作品便明显地呈现出一个对屈赋的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建安时期,这是曹植一生中最美好的“黄金”时代,在建功立业、慷慨任气的整体气氛中,曹植的特殊身份使他的生活明显分为两部分:一是在邺都“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名都篇》就是这种生活的反映;二是随父南北征战,其《失题》诗云,“皇考建世业,亲从征四方。栉风而沐雨,万里蒙露霜。剑戟不离手,铠甲为衣裳。”这时期共创     

苦闷的象徵——《洛神赋》新议

曹植是建安文学中之佼佼者,他在创作上的成就,不仅超过父兄,也超过建安七子及其他作家,这是大家所公认的。钟嵘把他比作“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这评价是很高的。刘勰虽然为曹丕抱不平,认为“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但他也承认:“陈思,群才之英也”。曹植的诗赋,慷慨多气,情思婉转,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可称得上是“建安风骨”的代表。钟嵘称他的作品“骨气奇高,     

《洛神赋》主题新论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文学家，钟峰在《恃品》里称他为“建安之杰”。在曹植的单篇作品中，最著名的要数《洛神赋》了。此赋是魏晋时期抒情小赋中之佼佼，对汉赋是一种继承和发展。它想象丰富，词采华美，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以浪漫主义手法创造了一个梦幻的境界，塑造了一个美丽多情活灵活现的女性——洛神。因而历代杰出的评论家和广大读者对《洛神赋》艺术成就之高超，几乎形成了共识。但是对其主题思想的认识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关于《洛神赋》的主题思想，从占至今主要有三种看法，即“感甄”说，“寄心君王”说和“爱情”说…     

建置在人生坐标上的价值取向——论曹植的文学价值观

文认为曹植的文学价值观是以其人政治理想为价值前提的,他的文学价值取向,取决于他人生坐标核心部位上的政治理想的价值选择．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并非政治方面失意时之作,相反,正是他政治生命最辉煌时期所作。文中将辞赋与功名抑扬对比,意在表明其理想不在于辞赋,写辞赋只不过是他能力中的“小道”,他所追求的乃是从事大业,在政治事业上立功扬名．他的“辞赋小道”一说,道出了他在特定环境下的真实想法,并非“违心之论”．曹植前后期文学价值观发生转变,是他特定身世命运变化的产物,仍取决于他的政治价值选择,并非基于文学的独立价值立论．综合他对不同艺术形式所作的评论,可以总结出他的总体文学观,是以艺术作品是否具有社会政治功能为其价值判断．曹植主张文学作品要客载社会政治内容,主张以文学去参与政治大业,这是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曹植对文学地位的轻视,是相对于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而言,并不说明他否定文学本身的价值,仅说明他的选择而已．     

《拟邺中集诗》对曹植诗文的接受与解构

《拟邺中集诗》在语句、风格、开篇方式等方面多有模仿、借鉴曹植作品之处,显示谢灵运对曹作之熟悉与倾心。组诗据相关史料、作家作品等真实性资料虚构了一场君臣尽欢的宴会,但隐含的忧生之嗟解构了虚拟的宾主之欢。灵运以曹植自比,借拟诗倾泻其幽愤之情。拟诗深蕴着灵运对曹植人生遭遇、文学创作特点及其人生与创作关系之深刻理解。基于相似命运之联系以及对曹植高才之向往,灵运突破魏晋以来对曹植其人其文之狭隘理解,首次揭示出曹植及其诗文中的忧生情绪,为解读曹植及其诗文开辟了新的方向,为后世深入阐释曹植其人其文奠定了基础。     

鲁迅“辞赋小道”解献疑

建安时期的著名诗人曹植在文学创作上特立文坛，度越数子，取得了“建安之杰”的殊誉，然而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谈到文学的社会价值时，却表现出了轻视辞赋的态度，他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榆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就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著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曹植的这番言论，自然招来当时及后世许多人的批评。杨修（德祖）在给曹植的复信《答临淄侯筹》中就反驳了他的观点：“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米之思也…     

关于“论曹植”

“关于‘论曹植’”一文,作者与郭沫若先生讨论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作者不同意郭先生“建安文学抒情化民俗化的过程,在曹植手里又开始了逆流”的说法,而提出他自己的意见。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我们认为是一个复杂艰巨的工作,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讨论,才可能给曹植一个适当的历史地位。     

“友于之痛”与曹植的诗歌创作

<正> 在曹植的后期诗歌中,表现“友于之痛”的作品占有相当比重。这些作品大多情真意切,悱恻动人,不乏名篇佳作,思想艺术都颇有特色,值得加以研讨。     

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     

曹植辞赋初探

对于曹植作品的研究,一般说来,大都着重于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而对于他的辞赋,却涉及较少。这不能不说是曹植研究中的一种缺憾。因为曹植不只是在奠定我国五言诗和发展我国乐府诗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辞赋方面也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伟大的成功者。在这里,我们试着对他的辞赋作一初步的探讨。一 曹植的辞赋,和他的诗歌一样,按照他的生平要分为平素时期与失意时期两个阶段去研究。这两个阶段,当然要以黄初元年曹丕受禅以后为显著的界限。在我们常见的《曹子建集》(以丁晏的《曹集     

杨修之死

在曹操阵营里,杨修是公认的聪明人。开始,杨修是曹植的参谋长,根据他的猜测,曹操会立曹植。曹植曹丕兄弟俩虽然都和他有不浅的交情,但他心里还是偏向曹植的,曹植失势后,他曾想开溜。有一天,曹操视察刚刚修好的相国府,这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下面的人为了博得曹操的欢心,花足脑筋才把它建成这样。谁知,曹操在里面逛了一圈后,不置可否地拍屁股走人,还让随从在大门上写下一个“活”字。众人看着这个字,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杨修知道后,便命人将大门拆除重建。     

读曹植作品序文发疑

通过对曹植作品现存的一部分序文的仔细解读,我们可以推测到曹植晚年确曾编定过自己的作品集.从<迁都赋序>中,我们可以准确了解曹植迁都的实际情况,并进而有助于深入地了解曹植的生活状况和创作动机,加深对曹植作品的理解.     

从曹丕对曹植的优待再审其兄弟关系

学术界对曹丕与曹植的关系误解甚深,进而导致对两人作品的误读。实际上,曹丕诛杀丁仪,主要是因其陷害忠良,又恐其为祸将来,并不是要翦除曹植党羽。黄初以后,曹丕未迫害曹植,反而屡次赦免其罪责,对其封赏优厚。争立太子事件历时短暂且曹植表现淡漠,并未主动参与,事件亦未造成兄弟关系的隔阂。而曹丕、曹植两人的文学作品也反映出其兄弟间相处融洽,关系较为稳定。重新审视两人关系,是正确解读其作品的必要准备工作。     

曹植《赠丁仪》诗作年辨析

曹植《赠丁仪》一诗的作期,余冠英《三曹诗选》云: 丁仪字正礼,沛郡人。据《魏志·曹植传》注引《魏略》,曹操曾打算把女儿嫁给丁仪,被曹丕阻挠,丁仪因此怨曹丕,而和曹植亲近。曹操有一个时期要立曹植做太子,丁仪曾有意促成其事,因而被曹丕所忌。曹丕即位后不久丁仪就被杀。这诗大约作于曹丕初即王位的时候,为曹植所意料不到的那些压迫还未发生,只见到丁仪没有得到封赏,怕他心里不安,而以诗安慰他。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李景华主编《三曹诗文赏析集》等都采用此说。因曹丕即王位在建安二十五年,所以徐公持《曹植诗歌的写作年代问题》更直接地定“余冠英说”为建安二十五年。他肯定此诗为曹植诗歌中“创作背景情况已基本弄清,并明确地被考定为某年所作”的十首诗之一。     

曹植及其作品的效果史研究

所谓效果史,即历史地描述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读者群体对作家作品的反应批评。魏晋南北朝是曹 植效果史上的黄金时期,具体表现有三:拟作盛行;理论总结;入选《文选》的作品数量较大。唐代是曹植接受史的 第二个黄金阶段,但与六朝读者注重模拟学习曹植作品有所不同,唐人则对曹植的相关史事或前人评价表现出更 大的兴趣。渐至后代,曹植及其作品更多的是作为某种典故而为人所接受。     

浅谈曹植的《洛神赋》

封建文人给曹植加上“忠君”的桂冠;而现代,又有人以为他不过是个“才子”而已。本文从分析《洛神赋》入手,认为这两种提法都失之偏颇。曹植是一位既有理想又有才华的诗人,《洛神赋》是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抒情杰作。     

“七哀”新臆

六臣注《文选》曹植《七哀》诗题下吕向注:“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也。”李善注意到王粲的《七哀》诗当排在曹植作品之前,吕向当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在解题时必然尤其注重王粲之作。我认为,吕向的解说很可能由概括王粲《七哀》(西京乱无象)而得。他据开头两句,说诗人痛国家不幸、愤贼臣为患;据三、四两句,说诗人感于乱离、怨离京华而走远郡;据“出门无所见”至“何能两相完”一段,说诗人因耳目闻见而哀;最后六句被视为“口叹”、“鼻酸”之     

"辞赋小道":关于曹植的一个重大误读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有“辞赋小道”的说法,后世人们一直据此认为曹植轻视辞赋。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曹植的说法要放到整篇文章的语境中来理解,它不过是曹植一时的谦虚之词,曹植在该文章中表达的不是对辞赋的轻视,而恰是重视,曹植在文论上的观点与曹丕是一致的。澄清对曹植的这一误读,对重新认识曹植在文学发生转型的汉魏之际的特殊作用、纠正传统文学史对曹植认识当中的一些评价,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