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

在当前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开辟新的史料来源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准备结合分析小说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对这一问题谈一点粗浅意见.(一)“小说”一词,始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其意为浅陋之辞.这与小说在今天作为一种叙事体文学的名称,意义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然而     

康德对证明、存在、上帝的还原

在《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中,康德一方面对前哲学家的“上帝”、“存在”、“证明”提出怀疑;另一方面力图挖掘这些概念的根基,并在批判基础上对这些概念进行“还原”.通过还原,证明成为证据的可能性问题,存在的根基在于先验哲学,上帝成为实践理性的假设,使人们能够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更深入地理解“上帝”、“存在”的本质,同时提出了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这些论证是先验哲学的序曲,在论证的背后蕴含着气势恢宏的先验哲学思想.     

浅析《老人与海》中的信仰观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对于这部小说研究＂硬汉＂形象、＂冰山＂理论的文章比较多,但对小说中信仰文化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小说中老人的生存正是建立在自身独有的信仰体系之上。宗教信仰使老人能够乐观地对待生命的磨难;人生信仰使老人能够坦然地面对＂生＂与＂死＂这一矛盾的人生理念;自然信仰使老人能够在自身发展与自然限制这一矛盾中寻找到平衡点。《老人与海》中所体现的思想意蕴对当今人们自身发展的价值观选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九尾龟》的文学地位和认知价值新论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人情一派的分支狭邪小说曾经风靡数十年．其繁盛局面打破了乾嘉“红楼”之后小说界的沉寂．使小说创作从低谷里走了出来。据外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统计．当时流行的狭邪小说有几十部之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冲专门论述了《品花宝鉴》、《青楼梦》、《花月痕》、《海上花对传》四部狭邪小说·而将张春帆的《九尾龟》界定为“溢恶”之作·胡适、阿英也日其为“嫖界指南”而斥之，这使后世论者多不敢问津于此书而专注于《青楼梦》等其它作品的研究。本文意图通过对史料的征引和分析·重新确立《九尾电》的文学地位·驳斥那些妄加之辞．还其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辩证地、科学地挖掘作品所包含的认知价值．探求流氓才子章秋谷这一新形象的典型特性及其深刻的社会意义。本文认为．作为耶小说的“溢恶”之作．前人对其看法多有误．所论失之公允·兼之没有能够全面理解鲁迅对《九尾龟》的论述，因而都把视点投向别处，埋没了其地位和价值。实际上·鲁迅对《九尾龟》这部小说还是特别重视的，他把《九尾龟》作为狭邪小说的一个重要层面．归入“三变”（溢美、近真、溢恶）中的末一变．并以如炬目光透视出了小说及其主人公流氓才子章秋谷形象的时代意义和代表性     

小说人物的构成形态及其“行动”动力——小说空间论之八

小说作品中只要出现人物,无一例外地具有某种构成形态和“自身”含藉着某种在作品中“行动”的动力。一般说来,传统的理论具有将小说中人物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趋向,而某些“新潮理论”,则伴随着“反小说”的衍化,人物成为一个醒目的攻击目标。在二者的夹缝里,如果我们将人物看作“语言符号”在小说文本中的运用,就有可能联络“传统”与“新潮”,从小说文本的自在性出发,窥视到小说人物的本真,从而更好地把握小说人物的属性,揭示出小说人物“生存”的底蕴。将小说人物等同于“真人”,把小说与现实生活具体化、实在化的倾向,是目前影响我们对     

“妇女史研究——理论、方法、史料和其他”研讨会综述

2010年11月28日，《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召开“妇女史研究——理论、方法、史料和其他”研讨会，特邀杜芳琴等十余位国内外知名妇女史理论研究专家学者，围绕妇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史料和专题研究四个方面，对多年来的妇女史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回顾与思考，其目的是通过研究者的自身认同或其研究中传达出来的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     

从汉魏笔记小说的“实录”到唐代传奇小说的“作意”、“幻设”看小说家的创作心态的变化

汉魏六朝小说重“实录”,唐传奇则讲究“作意”、“幻设”,即重虚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观念变化,使得依附于史传的笔记体小说,一变而为具有虚构意义和主观创作意识的独立小说文体。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唐人“好奇”、“逞才”的心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心态促进了小说家主观创作意识的产生,使之“作意好奇”,逞其“意想”,展示其才华。因而对于小说脱离史传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小说文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台静农乡土小说的经济叙事

台静农故乡的经济氛围,以及他自身的商人家庭背景,使他的乡土小说充满了经济叙事.其经济叙事最初表现在小说典型环境塑造上,使小说在“看与被看”的模式下,呈现出剧本化倾向,深刻剖析了乡土社会中人性的麻木,显示了鲁迅对台静农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随着台静农思想上对革命的倾向,其乡土小说开始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经济叙事深入到小说的中心,这使他的乡土小说阶级对立感渐强,并逐渐向革命小说过渡,这显现了台静农后期乡土小说与鲁迅小说的不同之处.     

美轮美奂：《洛丽塔》的“镜像”构筑

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之所以在世界文学史上一直经久不衰,除了其备受争议“不伦恋”的题材,重要缘由就在于作者能够巧妙地运用拉康的“镜像”手法,对小说中的一些要素进行镜像构筑.本文通过分析人物、叙述结构、情节三者的“本体”与“像体”的重叠与交错揭示小说中美轮美奂的构筑之美.     

真、善、美与俗、利、趣——论晚清小说价值观念

从美学范畴和功利范畴看，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小说”观念注重善与俗，王国维为代表的小说观念注重真与美，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小说观念注重利与趣。历史要求与文学要求的错位，使其命运呈现不同状态，但具有异质并存的价值，因为它们身处历史大转型时期，以自身的某种历史合理性昭示了独自的文学与文化意义，共同造就了中国晚清小说及其理论批评的历史文化景观。     

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主题的呈现方式

选取欧内斯特·海明威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中出现的九次显性数词“两”、两类隐性“两”和十次显性动词“看”作为冰山理论“八分之一”的新视角,审视其“八分之七”。“两”和“看”对小说男女主人公各阶段心理变化状态的串联、对海明威个人情感取向的揭示以及对小说两性关系和“二人世界”主题的暗含等作用, 使其成为小说主题呈现的新方式。     

“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新写实小说

文学的“日常生活”因素及其凸显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结果,文学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具有选择性、指向性和策略性.新写实小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再生产性”、功利性和实用主义的推崇,对日常满足的平庸化、一般化叙事,确立了日常生活在新写实小说中的本体性地位.新写实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包括“日常生活”的现代性诉求、大众文化属性和“日常生活”的多元性,既要从下而上地参与不断变动的日常实践,也要从上而下地以理论建构“日常生活”的多维空间.     

论萧乾短篇小说创作的心理距离

萧乾作为三十年代现身文坛的“文学奇才”,一开始创作就表现出一种可贵的艺术自觉,即特别关注到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创作的内在规律.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小说叙述视角的精心选择上,通过这种匠心独运的叙述视角来保持作家在表现生活时所必须的审美心理距离,以求能够全面、真切地再现生活.这种创作追求使其小说与当时文坛盛行的浪漫主义的生情创作区别开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     

论现代儿童小说中政治至上思想与儿童的“伪成长”

政治至上思想是中国现代儿童小说的无奈选择,是左翼革命文学与时代的产物,其虽然能使作品更具鼓动力、战斗力,但却因此而削弱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政治至上思想的来源就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相对的“民粹主义”,其在革命文学中的体现就是文艺大众化,期望用文学的力量让大众走向自省、自觉争自立.用文艺创作配合革命进程的政治至上思想使儿童小说中儿童的觉悟变得非常突兀,其成长也不那么切合实际,“伪成长”成为其主要特征.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 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 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 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 被刘知幾援子入史, 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 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 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作为方法的史料——重读鲁迅《小说旧闻钞》

作为一部小说史料专集，鲁迅校录《小说旧闻钞》常常被视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然而两书之关联，不限于分别承担小说史料和小说史论之职能，一起构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在《小说旧闻钞》的校录和出版过程中，鲁迅对史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将杂乱纷繁的史料整合为一部系统的史料专书，有意借助史料承载并呈现自家的小说史观，作为小说史料专书的《小说旧闻钞》由此获得了独立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该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史料读本，成为小说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与《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一并构成史料、史论与文本相结合的完整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小说旧闻钞》不仅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史料准备，还成为后者学术思路的延展。以小说史观为引领，史料也成为一种方法。《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中体现出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     

论《星期六》中的身份认同困境

《星期六》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第九部小说,小说出版后广受评论界的关注.小说主人公贝罗安医生一方面显示出英国人身上特有的民族优越感及自豪感,英国仍然是一个崇尚理性、井然有序、等级森严的地方;另一方面其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却充满了欧洲风味和美国气息,强烈地冲击着他的传统文化身份,使他面临着“我是谁,我该成为谁”的身份认同困境.     

论池莉小说的叙述话语

本文从叙述时间、叙述距离和叙述角度三个方面，探讨了池莉的新写实小说的叙述话语的特征及其对当代小说创作的意义。作者认为，顺时序的时间设计、显示法的叙述方式和局外人的“全知视角”，能够最大限度地滤去叙述主体对叙述对象的主观渗透，使本文展开一种新的艺术真实──初始经验的真实。同时小说话语对初始经验的还原，强化了叙述的状景描物、陈述事件的本体功能，使叙述成为不同于抒情语言和逻辑语言的“纯叙述”。它对当代小说的意义在于：既在更高的水准上确立了叙述作为小说语言的本体地位，又解构了因果情节，使故事回归小说。     

中国小说理论与批评的哲性因子

“依经论文”、“依道论文”在中国古代小说评论中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和原则,这些论述都在强调小说的思想性即哲性因子。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人对小说就不采取“依史论文”的视角和原则呢?当然不是。余虹先生以及持相同见解的先生的观点是有大量史料为基础的,我们之所以特别突出地强调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与批评中的哲性因子,是意在与余虹先生的见解构成互补,以防止偏误和片面的认识。     

中国故事的在地性与汉语叙事新经验———论格非小说及小说理论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身为学者的小说家格非对小说理论的思考更具“学者气韵”。出于理论自觉,他意识到现代文学因自身悖论而面临时代巨变,借助西方叙事学理论重回故事和传统叙事, 经由传统描摹当代生活、触摸时代精神,使小说获得强烈的现实感和历史感,重建文学理解现实的知识谱系。他在中国小说尚属进行时的现代性中思考当代小说的主体性,更在异质性文化空间中探寻汉语写作新的可能性, 为当代文学应对大时代难题提供了典范与自信。格非小说与小说理论使得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更具在地性,在为当代汉语叙事提供新经验的同时, 也成为其逼近经典的有效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