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会议与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重大进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影响深远的内蒙古自治运动。随着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派出东蒙工作团,不断加强与东蒙古自治运动方面的联系。经过多方努力和充分准备,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于1946年4月3日在承德成功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四三”会议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全面、深入发展以及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是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历史性标志。     

蒙文《群众报》与蒙古语文的发展

1946年7月1日《群众报》在王爷庙创刊,用汉、蒙两种文字出版,周二刊,汉文版为八开两版,蒙文版八开四版。它是东蒙总分会的机关报。 《群众报》是由蒙古族青年特古斯创办的。特古斯原籍科左中旗,他曾在长春建国大学求学。日本投降后,他到王爷庙,团结与组织广大蒙古族学生和青年,创立了进步组织一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号召青年到前线去,粉碎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的阴谋,制止其对内蒙古的进攻。此时,特古斯创办了油印小报《黎明报》,作为内蒙古青年团的机关报,后改名《群众报》。1946年4月,中共西满分局办事处和东蒙工委负责人张策、胡昭衡等人提出建议,把《群众报》改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的机关报,改油印为铅印,并筹建报社。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改革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东部地区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根据当地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之间的特殊关系,结合当地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制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在实施过程中,及时纠正了部分解放区出现的"左"的倾向,保证了土地改革的完全胜利。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特权统治,解决了影响蒙汉民族关系的土地问题,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加速了当地蒙汉杂居农耕村落化的进程,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东北人民解放战争。     

论乌兰夫贯彻民族语文政策的措施体系

乌兰夫同志自1945年11月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工作以后,特别是1947年5月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工作以来,为贯彻党的发展民族语文的政策,采取反对轻视民族语文、加强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改革民族文字、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一系列措施,全方位地启动并加强民族语文工作,为民族语言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乌兰夫同志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具有鲜明的开拓性与创新性特点,对于民族语文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郭道甫的民族革命思想和他的民族观

1923年，郭道甫在考察了外蒙及苏联后，致力于创建内蒙人民的革命政党。在1925年10月诞生的人民革命党中任秘书长，做了大量宣传革命的工作，由于党内出现分歧，郭道甫又加入了新的组织——内蒙古青年革命党，继续为内蒙古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力争取自治和民治，组织了呼伦贝尔暴动。在他的晚年，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为蒙古族培养人材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造就、培养一批民族革命人才。在民族观上，他主张要实现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互助，并指出，实现真正自治，是以国家统一，民族互助为前提的。     

中共早期期刊《妇女声》述评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为在妇女群众中开展宣传与组织工作,推动妇女解放运动,陈独秀、李达等人将上海女界联合会改组为中华女界联合会,并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出版妇女刊物——《妇女声》。《妇女声》出版后,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纲领为宗旨,号召妇女取得生存权和劳动权。它主张妇女运动,促进妇女觉醒;它关注底层妇女,培养其自立精神。《妇女声》将妇女解放与当时的革命形势相结合,动员贫苦妇女进行社会革命。     

乌喇忒部迁徙考

17世纪初,爱新国的强盛,内喀尔喀五部的降服,察哈尔部的西迁创造了阿鲁蒙古诸部向大兴安岭南麓西拉木伦河流域迁徙的条件。爱新国巧妙地利用时局条件,将阿鲁蒙古吸引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安置在西拉木伦河流域,部署了反对察哈尔的防线。入清以后,为了防范外喀尔喀和卫拉特蒙古,清廷又将四子部落、乌喇忒以及茂明安等阿鲁蒙古部落整体迁徙到阴山一带,从而形成了清朝外藩内蒙古乌兰察布一盟。     

毛泽东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

1924年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趁广东革命的大好形努,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提到“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斗争。后又在广州发表了农民问题的文章,参加农民运动领导,并负责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向学员灌输革命思想,传授农民运动的理论与方法,培养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     

方志敏的党性与恋情——纪念方志敏诞辰110周年

方志敏,江西弋阳人,生于1899年8月。他是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学生时代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后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时期,他领导了弋(阳)横(峰)起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在磨盘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壮     

乌兰夫对新时期内蒙古统战文化形成的历史性贡献——纪念乌兰夫诞辰110周年

乌兰夫同志在其65年的革命生涯中,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内蒙古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领导内蒙古革命及主持内蒙古工作期间,注意结合内蒙古具体情况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努力制定符合内蒙古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具体政策,为内蒙古的团结、稳定、发展、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新时期内蒙古统战文化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