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嵩焘政治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异同

郭嵩焘和其他洋务派人士一样,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思想,但与其他洋务派人士不同,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这使他超越了洋务思想的理论框架,彻底颠覆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理论根基,为变革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思想启蒙和理论探索。     

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西学东渐”中的郭嵩焘

郭嵩焘,1818年(嘉庆23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城,字伯琛,号筠仙,晚年别署玉池山农、玉池老人,又因他的书房标名“养知书屋”,故学者又称他养知先生。 郭嵩焘步入仕途时,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观念因此开始动摇,知识群体也开始走向分化。郭嵩焘一生的实践使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特别是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     

郭嵩焘的晚年思想

作为支持洋务运动最早的一批人士之一,郭嵩焘一直思索着中国的根本出路。晚年的他看到洋务运动的开展,并没有使中国有多少起色,开始严厉指责洋务运动的弊端。他提出富强之本应是“人心风俗、纪纲法度”,企图从人心入手,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郭嵩焘是程朱理学的坚定信仰者,他赞美西方,绝非想把中国变成西方,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内部弊端。在他看来,西方的制度所包含着的实质精神(如求实、便民等)与中国的圣人之教有相通之处。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赞美和对中国现状的抨击,力图重建秦汉以来失落几千年的真正的儒家圣人之治。     

郭嵩焘思想评价

<正> 近几年来,随着洋务运动研究的深入,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的关系问题,日渐为人们所注意,其中关于郭嵩焘的思想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就郭嵩焘思想评价问题谈一点看法。一、关于郭嵩焘思想评价及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关系的观点分歧对郭嵩焘思想的评价,在“文革”前没有展开讨论,一般认为他是洋务派的理论家。随着近几年洋务运动研究高潮的出现,郭嵩焘思想又被重新提出。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较为深入。有人认为郭嵩焘对外主张妥协,但对内主张发展民营工商业却是非常进步的。又有人认为他是忧国忧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水平已突破了洋务派思想的体系,他主张商民自     

知识·思想·信仰——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

三代是儒家政治追求的最高理想社会,素为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回向三代"去追寻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探索儒学的真实意蕴成为了历代儒家士大夫的坚定信念。郭嵩焘作为有着深厚儒学底蕴的儒家士大夫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不仅以"三代之治"来批判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还以"三代之治"来观照西方文明,并把西方文明纳入儒学的框架内来考量。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体现了他对儒家最高理想的深层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也表明了他的思想趋于返本与开新之间。分析和总结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既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更需要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     

郭嵩焘与湖湘文化的近代化

郭嵩焘对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积极参与了对王船山思想的挖掘,使船山思想风靡全国。他对湘军政治集团的形成,对湘系人才群的兴起、对湖湘文化的近代化变革起了重要作用。他自己的理论思想及政治实践直接构成湖湘文化近代化的重要内容。     

郭嵩焘“异域书写”的价值逸出及认同转换

郭嵩焘是近代第一个驻西公使,他的《使西纪程》等＂异域书写＂激起当时士大夫的公愤,颇滋物议。实际上,语言的出格和态度上的偏向并非是郭嵩焘被合力推倒的真正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郭嵩焘新的＂本末＂及＂道器＂观逸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对西方强势与优越文明的描述中初步呈现出对现代文明的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心理闸门。而郭嵩焘之所以能承担这个角色,除了客观条件外,他＂尚真尊诚＂的个性、湖湘文化务实和进取精神对他的熏陶都是重要因素。     

郭嵩焘、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异同论

“湘阴双杰”郭嵩焘、左宗棠,是近代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抵抗外侮,学习西方,富国自强的理论和实践中,既凝聚着二人浓浓的爱国情怀,又体现着二人爱国主义思想的差异。从爱国主义的历史功业来看,左宗棠超过郭嵩焘;从爱国主义思想认识来看,则郭嵩焘领先于左宗棠。     

曾纪泽之西学观探析

曾纪泽熟谙西学,是清末著名外交家.面对西学东渐之狂潮,他继承与发展了其父辈如曾国藩、郭嵩焘等的"以夷制夷"思想,主张以"变"来回应西学,着力培植国内通西学之人才,并主张从器物到制度层面全面学习西学,批判性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达到依"法""和西"的和谐世界.     

试论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础

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其思想文化基础,以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分权制衡、代议制、普选制和法治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当代政治制度,其思想文化基础是根源于古代希腊,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得以形成和完善,并在当代西方的政治思潮中得到了一定程度发展的自由民主思想。这种自由民主思想集中体现在西方思想家对人性、民主、法治、道德等问题的探讨与认识之中。     

是“征服者”，还是真学者？——就五十年代的郭沫若与王维江先生商榷

王维江先生仅以回忆录为史料,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的研究路径,有勉为其难之虞。他对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学术成就“不成东西”的评说难以与事实相符,把一直主张“西周奴隶说”的郭沫若,因其所谓的“紧跟毛泽东”,而划到“西周封建说”一营,更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与给予党外学者的理解包容相比,他对郭沫若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周公、成周与制礼作乐

牧野之战克商后,周人仍面临稳固东方统治、纲纪天下重任,武王为此欲营建洛邑,但两年后病死,重任落在周公身上。周公采取了救乱、克殷、践奄等措施,尤其是秉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并于此采取相应的政治礼乐文化措施,巩固了周人统治,奠定了其政治文化格局,对后世影响深远。     

衡岳文化与郭林春的文学创作——当下衡阳作家系列研究之二

衡阳本土作家郭林春深受衡岳文化的影响，其文学创作深深地打上了衡岳文化的烙印。郭林春创作中有着大量“衡岳文化意象”；勇于担当成为其固有的文学价值取向；兼具衡山湘水的沉实厚重和清新灵巧，铸就了郭林春文学创作刚柔并济的美学品格。     

公民政治、公民文化与西方代议制政府

公民政治是规范公民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一种政治形式。公民文化是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等政治现象的认同意识和价值判断。西方的公民政治和公民文化有着自已独特的价值取向。两者的互动对西方代议制政府的存在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国家政治与政治制度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价值。     

从《文艺论集》的版本看郭沫若文学批评的流变

郭沫若的《文艺论集》出版于1925年,此后郭沫若多次进行修订改版,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不同版本显现着郭沫若不同时期的思想差异与身份差异。初版本《文艺论集》中所论述的问题以及整体框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是从中国现代文化体系建构方面考虑文学理论问题的。1929年和1930年,郭沫若对《文艺论集》连续进行了两次改版,更明显也更集中地表现着郭沫若努力于"文学"的目的,或者说是郭沫若以"革命者"、政治家的身份,进行了一次"文学"上的认同。     

试论咸同时期郭嵩焘的政治思想

郭嵩焘咸同时期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把官贪吏虐,政治黑暗看作是“致乱之源”,从而一方面极力主张“严以驭吏”,“肃清官吏之路”;另一方面也主张“宽以抚民”,反对严刑峻法．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郭氏后期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同时,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傅斯年与郭沫若

郭沫若与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两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两者在现实政治中存在很多差异,但他们又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有诸多的共同点,如同样重视史料,同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几乎同时想到对殷墟进行发掘等等。此外,他们还彼此称赞对方的学术成就。党派立场、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历史观等方面的不同、甚至对立,并不妨碍在学术上互相交流、评点得失、取长补短,郭沫若和傅斯年这两位学术大师正是我们的表率。     

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

在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具有深厚的文化蕴含和历史积淀,它不仅在哲学理论上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渗透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在内的一切人类的实践领域。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仍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开埠对重庆近现代人文精神的影响

开埠是重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对重庆近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及思想文化诸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重庆因开埠而得风气之先,受西方文明影响,维新思想得以迅速传播,给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带来深刻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提升了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文明水准,客观上促进了重庆文化的近代化。重庆人文精神亦注入新的内涵,日渐凸显出近代色彩。     

郭象历史哲学发微

郭象的历史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否定了宇宙发生过程的存在,认为世界没有绝对的“开始”和“时间”,人类社会不存在必然性历史退化,仅是世时各异。圣人治国之“迹”不同,而以无心顺应时代变化的治国之道“所以迹”却是相同的,因势利导实施礼乐教化、刑名法术甚至军事征服,都是无为。圣人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面临乱世的后王治国难度更大。为了扭转西晋玄学的虚无主义倾向,郭象以黄老历史哲学误读《庄子》,将该书注释成积极入世的经典,其中可能受到佛教的某些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