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声部”谱响“协奏曲”

<正>从2018年确立七个区域中心城市争创省域经济副中心,到2022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要“一中心一方案”支持3个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四川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已发生积极性变化、取得阶段性成果。2023年,川北、川南、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经济总量有望分别突破4000亿元、6300亿元、5300亿元。     

“竞聘上岗”后,如何实现新跨越?

<正>早在2018年提出“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区域中心城市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时,四川明确了绵阳、德阳、乐山、宜宾、泸州、南充、达州七个“种子选手”,并采取“能者上”的策略支持大家从“区域中心城市”晋升“省域经济副中心”。随后,多城展开竞逐。     

杨继瑞:提升省域经济副中心协同发展意愿的十点洞察

<正>市域不经济格局必然会被城市组团经济格局所替代在组团共建省域经济副中心过程中,要秉承现代“动车组”观念,比持传统“火车头”意识更实在、更有效小范围是同质竞争,大范围就不是同质竞争组团共建省域经济副中心,“物理形态”的互联互通,是“化学形态”协同化和一体化的前置条件     

四川需要建设什么样的省域经济副中心?

<正>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不仅仅只是形成几个经济体量较大的城市或地区,更需要让其站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扮演角色、发挥作用,在发展中共担甚至是主担某一或某些方面的功能。省域经济副中心是指在一省范围内除经济中心之外,在全省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较为重要地位、处于省域城市体系的较高层级、具有较强的综合功能和区域辐射带动作用的城市或地区。     

对标先进,四川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可以这样干

<正>加快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城市,有利于四川进一步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协调发展能级,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逐步形成南北联动、东西互济的空间格局,进一步加速四川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发挥四川在国家大局中的优势,进一步巩固新时代战略大后方的位与势。对标先进省份,四川省域经济副中心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四川该如何借鉴先进省份经验加快省域经济副中心发展？     

联手弹好“协奏曲” 组团培育“副中心”

<正>推进南充—达州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是四川坚决落实党的二十大“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重大部署,推进“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构建“多中心、组团式”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作为川东北经济区的“双核”,南充、达州两市必须主动担当使命、加强组团协作、增强综合实力,联手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引擎,带动川东北经济区协同共兴,引领川东北渝东北一体发展,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翼腾飞。     

问道“副中心”

<正>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是四川促进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布局,随着日前相关支持文件的陆续出台,建设也迎来提速期,各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的城市更需着力培育产业支撑,形成发展合力,破解同质化等问题,更好发挥辐射带动功能,打造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与空间驱动

文章基于黄河流域96个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利用核密度估计模型、重心模型考察其时空分异特征,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分地区看,上游最高,中游次之,下游最低,且呈“M”型双峰分布,两极分化严重;（2）绿色发展效率重心迁移分为“2003—2009年北向迁移”“2009—2012年西南向迁移”和“2012—2018年东南向迁移”三个阶段,且东西区域不平衡性突出;（3）总体上,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经济实力和科技投入抑制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年降水量促进作用显著;（4）空间差异上,科技投入的抑制作用、年降水量的促进作用在中游较明显,环境污染在东部地区的阻碍程度大于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的抑制程度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除个别地区外整体呈负向影响。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测算

文章使用SSBM-网络DEA模型,从创新链角度入手,测算了2014—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下区域创新效率及其分阶段效率（知识研发效率与商业化效率）,并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的现状与演变以及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2014—2018年,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总体呈现“U”型变化特征,且数字经济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高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但数字经济下区域创新效率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总体水平均较低,存在严重的效率损失。（2）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2014—2018年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呈优化趋势,省域集中度变差。（3）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数字经济提高了创新活动第一阶段（知识研发）的效率,数字经济并未显著提高区域创新效率中的商业化效率。（4）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创新效率总体呈现“知识研发效率极高-商业化效率中等”“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极高”“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极低”“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中等”4种典型特征。     

我国省域新经济新动能：统计测度、空间格局与关联网络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势在必行。本文从数字能力、经济活力、知识实力、创新动力和潜能助力5个维度构建新经济新动能综合指标体系，借助PP-IPM模型进行权重设置，测算2014—2019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新经济新动能指数，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考察省域新经济新动能的空间关联强度，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呈现新经济新动能关联网络的整体形态、内部结构与演进态势。结果显示，我国省域新经济新动能呈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先收敛后发散的动态趋势，形成以“高—高”和“低—低”聚集为主的空间格局；地区之间的新经济新动能联系东密西疏，省域新经济新动能的对外辐射和吸纳能力逐步提升，北京、四川等省份大概率占据结构洞位置，表现出明显的发展优势。结论对于推动我国新经济新动能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在测算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四个核心产业大类的增加值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空间条件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动态。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值为1165.07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9%。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区域差异较大，基尼系数呈现“V”型变化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存在极化现象和空间效应，东部地区省份呈现高低集聚态势，中部地区省份呈现趋同态势，西部地区省份呈现极化态势，东北地区省份则呈现高低差别化稳态分布。     

看强省 想河北 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步伐————河北与广东、江苏、山东经济发展综合比较分析

看强省　想河北　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步伐————河北与广东、江苏、山东经济发展综合比较分析河北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李殿京河北省委、省政府决定，把１９９５年确定为河北省真抓实干的“落实年”。本文利用丰富的统计资料，以改革开放已取得巨大成就的经济强省广东、江...     

基于标准差椭圆的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以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结合2005—2019年的经济数据,采用空间格局统计与空间经济分析方法,基于标准差椭圆,运用ArcGIS 10.7分析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特征。研究表明：（1）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有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有向西南方向转移的趋势;制造业集聚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显著,且先后呈现向西南、西北方向集聚的趋势。（2）长三角地区M-PS面积下降,方位角差别总体上升,说明二者在空间上可能存在某种方向性的关联。（3）制造业产业格局为以苏州、常州、扬州、杭州、温州、湖州、绍兴等为中心的“多中心发展模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大型中心城市更明显,制造业集聚在中小型城市更明显,产业协同集聚则在中型城市相对明显。     

黄河流域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变化特征，同时，制造业集聚还会扩大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无论是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还是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均存在路径依赖。（2）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上、中游地区呈现“U”型变化特征，而在下游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的扩大效应呈现上、下、中游地区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3）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     

浅论杭州接轨长三角发展定位

近年来,长三角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坚持“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打造增长极、提高首位度”的指导思想,通过对杭州经济的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明确了杭州作为长三角经济圈副中心城市之一的发展目标,提出强化“文化长三角意识”、提高制造业影响力、加快建设金融中心、壮大信息服务和软件业、提升会展业发展质量、强化城市发展空间等策略。     

中国省域建筑业发展差异的空间计量分析

运用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方法对1997—2007年中国31个省级单位建筑业的空间依赖性和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证实：在建筑业省域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中国建筑业发展存在空间依赖性,建筑业发达（落后）的地区和发达（落后）的地区趋于相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追加的固定资产投资、建筑业集聚程度、城市化、建筑业资产和人力资本、技术支持、对外开放均是显著影响省域建筑业发展差异的因素,政府基建支出、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建筑业市场化程度则无助于解释省域建筑业发展的差异。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采用熵值TOPSIS法测度2011—2019年我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根据测算结果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推动劳动技能结构向高级化演进,即对高技能劳动力产生的需求效应大于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且劳动技能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随着劳动技能结构的升级,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超过43.1560%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具有“跨越式”提升。     

省城调队跟踪经济“热点”开展调查研究成绩裴然

本刊获悉，浙江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以下简称省城调队）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跟踪经济“热点”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利用掌握的统计数据和情况，发挥统计信息、咨询、监督的功能，成绩裴然。１９９３年不少调查研究成果被新闻媒介、上级部门所采用和转载．受到党政领导社会公众的好评．省城调队已日益成为我省城市社会调查的生力军和各级党政领导进行科学决策的参谋部．１９９３年省城调队编写的《浙江城市调查》共发３０期，《浙江统计信息》５２篇．其中为国家统计局有关刊物、文件转载和转发的有５个篇．被省委、省府两个办公厅《信息》刊…     

城市首位度最优规模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中部省城为研究范围,将城市首位度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利用阈值回归模型得到中部省域最优规模,其存在性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部分省域首位城市有其合理规模的上限.通过最优规模的实践性检验,超过最优规模依然可以对经济增长有增强性的推动作用,但增强的程度在逐渐减弱.研究表明,中部省域应积极构建合理的城市体系,通过调整首位城市规模,协同次中心城市,发展中小城市,以良好的城市结构实现经济快速、平稳的增长.     

中国经济韧性水平测度与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文章构建了区域经济韧性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2004—2020年我国省域的经济韧性水平。采用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泰尔指数、全局莫兰指数、核密度估计法和变异系数法对省域经济韧性水平的时空演进规律进行分析，包括动态演进规律、区域发展差异性、空间自相关特征、时间演进格局、发展收敛性等。研究结果表明：省域经济韧性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具有相对稳定性，并且存在向上发展的潜力；研究期内我国省域经济韧性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特征，且这种不平衡正在逐步扩大；省域经济韧性发展表现出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特征；东、中、西三大地区与全国的经济韧性发展呈现趋同性特征，这种趋势在未来可能会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