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加码式避责”的行为逻辑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如何落实职责和任务安排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政府治理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层层加码”现象,研究提出“加码式避责”的概念,解释基层官员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受制于多重因素制约和认知权衡从而塑造避责行为策略的过程。“加码式避责”是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通过主动强化政策执行而规避政治责难的行为。风险不确定性、基层治理资源不足与问责制度刚性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是基层官员风险治理时面临的现实情景。在属地管理原则下,基层官员只能依靠掌握的剩余控制权主动加压达成问责风险规避的目的。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问责应充分考虑风险本身特性,统筹过程问责与结果问责,加快建立区域性协同合作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提升基层政府官员危机事件治理能力。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研究——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视角

传统的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中的高成本、低效率以及低社会动员能力,使得这种单一线性的管理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研究视角,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协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我国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模式,这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政府模式变革: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的现实选择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以及既有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陷入失灵的双重挑战,将人类拖进了危机频发的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面前,人类没有任何机会让它耐心等待我们对它的适应,而必须主动作出变革响应,打破既有的竞争格局,建构起合作的话语体系,以期能够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开展合作行动。因而,当我们反思人类社会既有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时,我们看到,继续维系支持竞争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并不能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而只有在全新的制度框架下建构一种支持合作的政府模式,才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新期望,才是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的现实选择。     

风险制造与风险规避: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

通过对Z省S县和H省X县的田野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存在一定的制造风险的行为,主要表现为逾越上级政府对其行为所设定的规范或要求,其背后的动机往往是为了增加财政可支配收入或扩大对基层有限财政的支配权,从而缓解财政供需之间的矛盾;该行为生成于县域财政资金匮乏与横向竞争结构下政绩压力的双重挤压,由于“资源密集型”政绩的路径依赖,政府产生了大量的财政资源诉求,然而这种需求却难以通过当前匮乏的财政资源得到满足;为了将制造的风险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迎检、维稳和精英俘获都是基层转而采取的风险规避行为策略。     

"合作-交易":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实质是一种"合作-交易"行为.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发生和持续阶段需要"合作-交易"准备、实施和维持成本.地方政府间协同治理全过程容易存在主体认知、联合行动、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合作-交易"困境.建立信任、协调、整合、监督等"合作-交易"机制,是降低地方政府成本支出、优化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结构的策略选择.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防控的风险沟通:整合框架与可能路径

风险沟通是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防控的核心能力之一,有效的风险沟通对于风险决策、认知和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多个学科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就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防控的风险沟通进行了讨论,但只有对风险沟通的复杂过程进行综合性的认识与分析,才有可能将不同学科的贡献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切实改进重大安全事件防控风险沟通实践。因此,本文提出一个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防控风险沟通的整合性认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制定基于证据审查的风险沟通操作计划、增加政府机构的社交媒体网络可见度、更好地沟通不确定性等可能路径进行了讨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探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风险是现代理性极度扩张的产物，可以看作是人类迈向风险社会历程中现代性极度膨胀的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类对自身风险认知的缺失或严重不足。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亟须面对的新常态，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整体性、平等性、自反性等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协同共治。传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三层结构”仅仅聚焦于国家内部，割裂了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配合，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要克服“有组织的不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应向“三角结构”转变，逐步改变“政府预防”的传统模式，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社区）“协同预防”的三种治理能力联动发力的新型治理模式。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影响—— 5.12汶川特大地震引发的思考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长期受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官本位思想和等级、人治观念的影响,呈现出治理中固有的特点。人的不完全理性加上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人类生活总是与危机事件相伴而生,地方政府作为直接面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基层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结果的好坏中起到最直接的作用。通过教育,提高地方工作人员的素质;通过宣传摆正群众的心态;通过沟通,实现干群的有效交流等措施,是消除负面影响,提升政府形象的有效手段。     

我国应急决策脆弱性的治理:优化决策“连续统”

当前,我国突发事件急剧增长并在高风险社会图景交织下,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深度不确定性骤增的态势,这给应急管理特别是应急决策带来了严峻挑战.基于此,试从决策角度进行分析,聚焦应急决策、危机决策和风险决策转化范式整合的分析框架;全面考察我国应急决策脆弱性的表现、特征和深层机理;据此提出优化应急决策模式本身和再造决策“连续统”这一双重路径的治理方略     

环境健康风险的动态治理：模式、维度与路径

现代风险社会中,环境健康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生命周期性,加剧了环境健康危机的破坏性。现行评估型环境健康风险治理模式侧重风险预防,缺乏对环境健康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宏观把控,难以充分保障治理效能。鉴于环境健康风险具有生命周期性且呈现出“火山型”的结构特征,其治理模式要根据风险现实情况及时动态调整。具体应以风险文化为基础,以有能力的风险治理参与者、灵活的风险沟通机制为要求,落足于风险治理制度的动态调适,从而建立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治理模式,以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公众健康的动态平衡。     

共存·共治·共益：基层应急管理效果提升的新思路

风险社会中的基层应急管理效果不仅影响着突发事件本身的发展情况,更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72起突发公共事件的案例分析结果显示,诱发危机的初始风险状态可划分为确定态、暂定态和不确定态三种类型。而事件风险状态、事件严重程度、预防能力、响应能力、学习能力、主体及资源协同、参与文化建设以及信息技术水平这8个核心因素的不同组合,则构成了6条影响基层应急管理效果的共治路径,突出表现为以多元主体驱动的协同路径、以文化建设驱动的聚合路径、以复合能力驱动的增效路径、以信息技术驱动的赋能路径等。基层应急管理效果的提升,不仅取决于前端的有效共治,还有赖于后端效果的长效保持,通过共益正向反馈于共治,从而避免新的多态风险生成,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农民适应行为的风险分析与乡村心态危机的柔性治理——基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公共管理情境

党中央提出以“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三农现代化,在试点建设地区,政府政策、信息经济、数字技术成为注入传统乡村的三大动力性源流。面对乡村整体性转型,农民面临重新适应的新挑战,个体心理与群体心态均在发生剧烈变迁。由于政府政策、信息经济、数字技术在不同时间段、不同空间内注入的非均衡性,农民可能采用“分离”“边缘”“整合”“同化”四种不同的适应行为策略,不同的行为策略产生的风险概率与危害程度各不相同。但单纯的风险性维度无法有效测量四种行为策略,需将其纳入“数字乡村建设”情境,综合“适应性、现代性、风险性”三维标向进行立体化分析,进而发现农民在面临适应行为风险与互联网技术风险叠加形成的共性心态危机之际,消极适应的农民将面对更多的危机挑战。针对农民群体心态危机的广泛性、复杂性、流变性,项目组建构了针对农民群体心态危机的柔性治理模型,并提出了一系列“怀柔治心、防险于先”的治理策略。     

人类认知五层级与生态移民社会适应探讨——基于HP村的实证调查

人类的认知从低到高可以分为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五个层级。相应地,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的内容也可分为行为适应、心理适应、语言适应、思维适应和文化适应五个方面。调查发现,通过“三变”+易地扶贫搬迁、“三变”+特色产业的扶贫模式,HP村为移民可持续社会适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哪怕在这样一个扶贫资源丰富的村庄,移民的社会适应也面临行为偏离、心理依赖、思维滞后、文化贫瘠等困境,应通过多种渠道疏导移民的心理,转变思维、提高技能、培养责任、净化环境,进而提升贫困户社会适应的水平和精准扶贫的成效。     

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及其精准治理

随着“外部风险”被“人为风险”替代和主导,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动传统风险沟通向现代风险沟通转变。后发国家在全球化风险和本地化风险双重冲击下,呈现出迟滞型风险沟通。我国互联网新媒体浪涌式发展,催化了风险沟通主体与互联网新媒体手段产生“粘合”及“轮推作用”,迟滞型风险沟通由此向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嬗变。透过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案例交互机制,发现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存在“局部性突破”和“局部性落差”双重不确定性效果。为此,可通过主动预防型理念、“共同体”结构、“多速整合”机制、“互联网+”手段、政府职能的“五位一体”再造,实现对后迟滞型风险沟通不良后果的精准治理。     

灾害性公共危机协合治理机制分析

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是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极大的破坏性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灾害性公共危机的治理中,有必要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观念,要促进政府间纵向和横向的府际协同合作、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部际协同合作,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体的协同合作,从而形成网络化的协合治理模式。     

跨界治理视域下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形成机理与治理对策——以S市踩踏事件为例

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运行中隐藏着巨大风险,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形成具有跨界特征,其治理也需要跨界合作。传统科层体制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城市公共安全的治理,通过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和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跨界特征和形成机理,发现政府的碎片化管理、公民参与的缺失、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失当不力是城市公共安全事件形成的重要原因。加强顶层设计,追求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强调共同责任和一致目标,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整合,搭建公共安全管控平台,形成政府层级间、部门间合理的权力及资源匹配和信息共享及预警联动机制,构建跨政府、市场、社会和媒体的多元合作协调治理模式是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对策。     

大学新生适应问题与教育干预模式探讨

大学新生普遍存在"新生综合征",在心理学上表现为认知、行为、情绪三方面问题."新生综合征"本质上是个体原有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不能应对新环境而带来的一系列混乱.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稳定性,不是简单的"说教"所能改变的.新生适应教育的真正出路在于如何把经验教育化,然后通过教育化的经验改变认知和行为,诸如发展心理学教育,进行"尝试错误"、"心理成熟"和灵活看世界等认知改变训练,在行为上进行"学习行为"、"人际行为"、"做事行为"的训练等.     

政府责任视域中智慧城市的制度韧性

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其体制机制目前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从政府责任的角度看,各级政府理应承担建设智慧城市的重任。面对技术、市场、社会、人文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革命与制度变迁交织而行的复杂情境,政府的制度设计应该在稳定之中体现足够的韧性,以抵御外在不确定性的冲击。具有韧性的制度能够适应实践需要,提升城市体系的自我恢复能力,有效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责任驱动人的行为,是制度运行的保障机制。通过政治、法治、行政等多维度责任的集合发力,政府才能够可持续地统筹智慧城市的建设。     

企业社会责任声誉对消费者报复行为的影响——以新冠病毒肺炎的流行为背景

当前,在新冠病毒肺炎流行威胁的背景下,企业品牌危机爆发频繁,消费者报复行为成为企业经营必须认真应对的问题。基于认知失调理论,从品牌危机的消费者响应视角出发,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声誉与危机类型对消费者报复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声誉对消费者报复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声誉能抑制消费者报复行为;品牌危机类型对消费者报复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象征型危机情境比功能型危机情境更易引发消费者报复行为;企业社会责任声誉与品牌危机类型交互作用显著。因此,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除了做好核心产品,还应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竭力避免被消费者视为伪善、失德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