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浙东诗论略

近年有关“唐诗之路”的研究成果和对唐朝天台山诗人作的统计分析,足以形成“浙东诗”的概念：它以崇尚自然和具浓厚宗教情趣为其特征,并与边塞诗等共同缔造了唐诗的繁荣气象。它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浙东特殊的自然环境相联系的,它是开放的文化氛围的产物,尤其是谢灵运山水许的逻辑延伸,并指出唐代浙东诗紧承谢氏的创作给中国山水许烙上显著的浙东特色。唐代浙东诗也给后世宗教文化、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浙东文化发展带来影响。     

南朝边塞诗对“陇首”意象的塑构

“陇首”由地理方位之名,经过汉代文人创作,以及由民歌进入乐府的过程,形成了以悲凉为特质的文学意象。南朝边塞、赠答、征戍、闺怨等主题诗中,多涉及陇首意象,这与南朝诗人对北方“陇首”一带的想象性构建密不可分,是南朝文学对唐代边塞诗意象群形成作出的贡献。     

唐诗之路视域中的刘禹锡

唐诗之路与唐代诗人是相互依托、相互成就、相互辉映的。有必要从深层次上揭示代表性诗人与这条蕴含着多种政治元素和文化基因的道路之间的交涉与互动。在唐诗之路形成与固化的过程中,中唐诗人刘禹锡是功不可没者之一。他一生命途多舛,因屡遭迁谪而与唐诗之路结缘殊深。一篇篇华章便伴随着他跋涉唐诗之路的脚步适时而生,又反向滋润与丰富了这条道路,赋予其文学史及文化史意义。而他对唐诗之路形成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风景画、风俗画与风情画的勾勒与融合,赋予了这条诗路横亘千古的生气,使它变得鲜活、明媚与生动。     

论中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

边塞诗在唐代诗坛上闪烁着异彩,吸引了一大批唐诗研究者以极大的兴趣进行整理、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也开始注意去讨论中唐边塞诗,这是非常必要的。和盛唐边塞诗相比,中唐边塞诗确实具有独自的风貌。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唐边塞诗作者多,诗歌创作亦丰。据粗略统计,中唐存边塞诗五首以上的诗人约二十五人,共存诗约三百五十首。可见边塞山川、风习是为中唐诗人所喜爱的题材。中唐边塞诗之所以如此兴盛,除了唐代边塞诗所共具的创作条件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从时代看,中唐边患日重,引起朝野之士的密切关注,边塞战争自然就成为他们的日常话题;从诗人的生活经历看,中唐以后,文人入幕成为     

论唐诗中的厌战情绪

<正> 宋人严羽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滴、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严氏把“征戍”列为众题材之首,确实反映了战争诗在唐诗中所占的地位。唐代不仅拥有一批成就卓著的边塞诗人,而且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战争题材。十年前关于边塞诗的热烈讨论,对于战争诗的研究无疑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那次讨论人们似乎太多地着眼于对战争的讴歌与否。实际上无论是对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的讴歌,在战争诗中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而弥漫于整个唐诗的是对战争的厌恶,是远征将士的悲哀和征人妻子的相思之泪。汉民族的厌战心态在唐诗中有着典型的反映。     

试论唐代书法与唐诗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唐代的书法与唐诗作为两门独立的艺术各显异彩 ,延世久长 ,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实为密切的联系 ,本文就此相关问题主要论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唐代书法艺术与唐代诗歌之联系 ;二是唐代诗人以书法为创作内容的许多篇什 ;三是书法艺术丰富了唐诗的内容以及唐诗对书法艺术的促进 ;四是唐代诸多诗人皆工书艺以及诗人书诗幅互赠 ,增进了情谊又致使书、诗并进     

乱世之低吟 盛世之战歌——魏晋田园诗与盛唐边塞诗之比较

从时代、诗人、诗风等视角对魏晋“田园诗”和盛唐“边塞诗”进行了比较,认为田园诗是魏晋“乱离之世”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儒士无奈的悄声低吟,边塞诗是唐代“开元盛世”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战士”高亢的战歌;前者是苟身全性的消极逃遁而后者是百折不挠的积极进取,是盛唐精神的典型体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唐音之始：虞世南诗歌新论

虞世南的应制诗洗脱浮靡，暗寓讽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咏物诗既是咏物，更是抒发自我的高情远志；边塞诗立意高远，洋溢着立功边疆、以身许国的豪情。其创作实践，清晰地展现了贞观诗人努力挣脱南朝诗风的尝试。他的诗歌引导唐代咏物诗重归雅正，还启发了后人对边塞题材的兴趣，被许多唐代诗人师法，因此，在唐诗发展过程中确实具有“唐音之始”的开创之功。     

闻一多《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诗学会通

闻一多“以诗解诗”与“以诗选诗”相互贯通。闻一多《唐诗杂论》以“诗人学者”的视角解读唐诗,推崇诗歌的情感力度、诗人的人格高度。闻一多《唐诗大系》则以选代评,以“学者诗人”的视角编辑情感力量充沛的唐诗选本。引领唐代诗风转型、强力表现人生痛苦及淡泊情怀的诗作,是闻一多联结《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核心文本,理论研究与选本品鉴的诗学会通最终体现为才情与学识的交织。     

常建边塞诗的悲苦意识

前人论唐代边塞诗,多以高适、岑参为代表。宋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元辛文房也说:岑参“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使人慷慨感怀”。可见,豪迈雄壮,乃是高、岑诗歌的共同风格。这种诗风融注了盛唐边塞诗中反映建功立业的功名意识。然而,在唐代边塞诗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忽略了与之相对应的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格和精神——沉郁悲怨的风格和悲苦意识。具有这种风格和意识的代表诗人则是边塞诗作不多,却又独具风貌的常建。本文拟对常建边塞诗进行探讨。     

浅析唐代诗人的“发白”情结及其成因

唐代文学以诗歌数量最多。而唐诗中“白发”的出现频率也极高。“白发”作为一个意象,在表现忧愁、苦闷、乡思、壮志未酬、“美人迟暮’’等感情时有其独特的作用。唐代诗人们的“发白”情结的成因,有科学的依据,有文化的传承。也有诗人们生活境遇的影响。     

试论唐代边塞诗的“北国情味”

唐代边塞诗风格悲壮、奇雄、豪迈、洒脱，洋溢着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种风格的形成固然与唐朝国势强盛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是盛世文化积极进取精神的反映．然而，边塞诗所浓厚地带有的北方地域性的因素也不可忽视．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云：“然彼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时代的因素、社会的因素使边塞诗人们从中原到边陲，从南方到北方．常言说“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展现在边塞诗人面前的是大漠惊沙、冰山飞雪、奇寒苦热、兵戈箭甲、羌笛胡茄、万马驰突，……一切是多么奇…     

隋唐诗人接受鲍照诗的进程

鲍照在一些关键性的“诗歌要素上为唐人开了先路”,对于唐诗的整体风貌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影响。隋至唐初诗人对鲍照的接受,一路沿着鲍照艳丽柔媚婉转的乐府诗的路数前行,另一路边塞军旅诗,在题材与内容上都是对鲍照边塞诗的承袭与拓展,而初唐怀古都城诗最能体现鲍照的影响;盛唐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鲍诗的影响,同时诗评家们也表现对鲍照的极大热情;中唐诗派中平易近人、奇诡怪异的极端两派创作中都有鲍照的因子;晚唐诗歌讲求技巧,鲍照诗的“朽构成形、淫靡”切合了时尚要求,受到此际主要作家的全面推崇。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北朝民歌对南朝及唐代诗歌的影响

北朝民歌于齐梁之际传入南方,大多语言质朴铿锵,格调粗犷豪迈,气势苍凉慷慨,最能代表北朝文学特色,其悲怆劲健的气质为南朝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南朝文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朝民歌的贞刚气质与南朝诗歌的清绮文采相结合,为唐诗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深远。北朝民歌数量虽少,但是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成分,它渗透在唐诗乃至唐代文学的方方面面。北朝民歌对唐诗的贡献,不仅是语言上的借鉴和意象母题上的提供,更重要的是气质上的熏染。北朝民歌与唐代边塞诗从内在心理、美学风貌到思维模式,全都有承递的轨迹可寻。正是因为有了梁陈诗人向北朝乐府民歌这样的学习,中国古代诗歌才逐步走向了唐诗特别是盛唐诗那样＂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的高度。     

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读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在唐代文学领域,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局的关系,如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孙琴安《唐诗与政治》、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一是文人的政治角色,如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所收翰林学士研究系列论文、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仅从这些书名就能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视角。最近出版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属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它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文人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科举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早在宋代即为人明确提出,此后历代论者又不时议及。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对此问题做过精辟的研究。要较全面而具体地了解唐科举制及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这两部书是首选的必读之作。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提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文禄于《文脉》卷二亦谓：“唐以诗取士,盛矣。”严、王均认为唐代因科举需试诗,从而引起唐诗之盛。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进而提…     

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试论鲍照与李益边塞诗的异同

鲍照是第一个大量写作边塞诗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诗人;李益是唐代从军出塞时间最长的诗人,边 塞诗创作有丰富的生活积淀,他的边塞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鲍照对唐代边塞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鲍照与李益的边塞诗创作具有可比性.通过对鲍照、李益的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及其边塞诗创作的思想内容,边塞诗中蕴含的情感意识,边塞诗对古代典籍中军事素材的运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比较,可以清楚地了解鲍照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和李益边塞诗的创作渊源.     

江南文化的浮沉与吴中四士论

初唐诗如何走向盛唐诗是研究盛唐气象生成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是关注文学繁荣的政治、经济等因素,而忽视了在文化整合过程中江南文化的价值.江南文化在初盛唐之际从隐没走向复兴预示着唐代文学观念的本体回归,而吴中四士以淡泊旷达之人格境界、放浪自由的行为姿态进入北方社会而自觉接受北方文化的熏染,其江南水性的诗风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学交融,成为初盛唐诗歌嬗变的一个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