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产阶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稳定器作用——以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稳定观为题引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提出,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政体代替民主政体的根源。亚里士多德的以中产阶层为基础的社会稳定观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现实启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构成,也就是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因而可以说,中产阶层占据主体地位是现代社会保持稳定的“安全阀”和结构性因素,中产阶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稳定器。就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稳定观及其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保障社会稳定和谐的现实启示意义作一点探讨。     

经济转型背后的幸福悖论：论当代上海佛教的信仰性格

 随着上海经济社会的高速转型,新兴的白领中产阶层与社会精英群体在个人财富与生活水平方面均有了显著的提升,改革开放30年过程中的强烈的利益追逐冲动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满足。但在这样的转型背景下,中产阶层与社会精英阶层又开始面对各种新的心理危机,如高强度竞争环境下的意义危机感,以及生活富足之后生命目标的迷失等等,这些成为新兴社会阶层在“幸福感”方面的主要关心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开始进入他们的视野,并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是这种盲目急切的信仰投入却同时带有世俗化与泛文化的特色,并且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形成了当代上海佛教信仰的主要性格。     

青藏高原回族青年文化习性与跨文化适应力的调查研究

通过对青海1118名回、汉大中学生文化习性和跨文化适应力的问卷调查,发现回族青年的文化习性获得与跨文化适应力的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大学生比中学生有更强的跨文化适应的意识和更加积极的跨文化适应的态度。回族女性存在强烈的主流文化认同和跨文化意识;回、汉族青年在“跨文化意识”、“宗教情感”等维度存在非常显著差异。回族青年的文化习性和跨文化适应能力随着年龄增长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发生了较大变化,对他文化的认识和态度也更加理性。     

老龄人口的尊严保障

老年人由于衰退、疾病、失能以及依赖他人照料等原因,面临自尊与社会尊严双重受损的危险。丧失尊严,何谈健康,更何谈幸福？和西方社会相比,我国老年人尊严期待高、实现途径有限、社会差异显著。必须根据社会阶层的不同需求帮助老年人实现尊严生活。对于高收入阶层,应重在“老有所为”,拓宽他们二次就业、价值实现的社会途径;对于中产阶层,应重在“老有所乐”,开辟他们文体活动和休闲养生的空间;对于低收入阶层,应重在“老有所依”,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利方面的保障。     

江湖诗人情感书写中的羞及其遮蔽与升华——以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为考察中心

江湖诗人多生活困顿、四处干谒,而南宋繁荣的经济与文化又培育了他们细腻的情感与丰富的欲望,其悲喜多和生计、感官和身体密切相关,具有近世性。他们笔下的饥寒劳顿不再具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形而上意味,而南宋理学对羞耻感的多方塑造,更凸显其面目举止之“可羞”。他们在诗画创作中大量引入梅花,且通过文字、图像,将梅花塑造为遮蔽/彰显自我的符号,“嚼梅”则是其获得情感升华的独特途径。江湖诗人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即将梅花展示为面容,以一百幅图呈现梅花由荣而悴的过程,并配以五言诗,写梅、画梅,“捋香嚼粉”,以获得情感的升华。     

团组织与国有企业青年科技人员工作的加强

目前国有企业青年科技人员工作既存在队伍稳定、企业要求更高、青年有事业追求等确定性因素,也存在管理有弊端、沟通有欠缺、投入有削弱等不确定因素。团组织必须强化服务意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帮助青年科技人员参与企业科技进步与管理,打造以“青年创新创效活动”为核心的团内“品牌项目”。     

新媒介消费与情感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情感适应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重要维度,然而身在异乡的他们却面临着普遍的情感困局,空间迁移所带来的受排斥感和漂泊感,时间演进中的孤独感和迷茫感,成为了他们情感体验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以其可“移动”的特性与农民工的“流动”生存现状碰撞,从情感认同的建构、情感生活方式的形塑两个层面推动着他们的情感适应过程。新媒介的接触、使用与消费,不仅建构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资本,新媒介自身也可以作为一种情感资本,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城市融入进程     

激情 诱情 升情 内化

著名特级教师毛蓓蕾说过:“正确的道德认识要以情感为基础,良好的道德动机要用情感去激发,自觉的道德行为要靠情感去强化,和谐的师生关系要靠情感去沟通。”可见,情感在学生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当学生的道德认识有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时,才能升华认识,并逐步内化行为。在品德与生活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的情感因素,用“情”感染和教育学生,采用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拓展学生的生活渠道,引导学生了解生活、认识生活、适应社会生活,实现以“情”孕“知”,以“知”化“行”,全面提高品德教学的质量。一、创设和谐情境,激发情…     

两汉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探释

由西汉而至东汉 ,士人对“不遇”问题有一个由感伤而走向思考的情感历程 ,而他们对屈原的阅读评价也有一个从感性向理性的提升。在“不遇”问题中 ,屈原的遭遇常常是他们动情的触媒 ,思考的参照 ,屈原的作品由此而引起他们特别深切的关注 ,而这样一种关切的感情也影响着他们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于是 ,在他们的情感活动中 ,阅读屈原与思考自身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激发 ,促动着情感活动的深入 ,他们在阅读屈原时的价值取向就随同对“不遇”问题的认识而发生变化。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持续 ,随着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强盛 ,士人在“不遇”问题上的激愤情绪渐渐转向出路的探求而趋向平静 ,他们并不能逾越忠君的道德域限 ,遂汲取儒学尊道自贵的人格力量 ,将退避自守的无奈转化为持文娱道的自觉 ,而提倡以明哲的平静来面对命运的坎坷。这样 ,他们的阅读屈原也就从最初的同情与共鸣而转向理性的阐释 ,将个人情感的会悟纳入儒学的伦理规范 ,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 ,屈原形象中的个人愤世之情被弱化 ,而忠君眷国的道德意义被张大宣扬 ,并从此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     

转户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现状与组织公平感、社会支持的关系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户籍由农村转为城市,在他们转户之后生活质量、组织公平感及社会支持是否发生了变化,是社会应该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400 名转户和未转户青年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转户后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居于中等水平,但其生活质量、组织公平感及社会支持都比未转户的青年农民工差。男性转户青年农民工的心理领域生活质量比女性高,“30~44岁”组心理领域生活质量比“16~29岁”组高,“无子女”组社会领域生活质量比“有子女”组高;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对转户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没有影响。转户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越好,生活质量越高;组织公平感越好,生活质量越高;组织公平感在社会支持对转户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影响他们的组织公平感进而影响生活质量。要提高转户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就要呼吁社会和相关单位给他们更多的社会支持,增加他们的组织公平感。     

经济全球化是否有世界青年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仅渗透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更改变了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生活准则 ,甚至有“世界青年”趋同的倾向。然而我们却不能“叶公好龙”,应顺应时代潮流 ,锤炼大学生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搏击在世界的大舞台。同时 ,又将他们的心紧紧归属与祖国 ,葆有中华民族之根基 ,成为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中流砥柱。     

这些职业最有缘

在美国,中产阶级,也叫中产阶层,是“大众”的代名词,这一群体占总人口的80％。他们年薪在2.5万至10万美元。而按中国社会学家的看法,中国这一标准是1-5万美元。目前在国内要过上“中产阶层”生活,需要家庭中夫妻双方月收入达1万元,中等的中产者家庭月收入为2万元,高级的中产者家庭是4万元左右。什么样的职业能使你快速地步入中产阶层?下面这些职业最有缘。     

大城市郊区化的“飞地模式”：基于武汉—利川季节性人口流动现象的分析

大城武汉与小城利川之间大规模、季节性人口规律性流动的现象表明,受较高土地价格、承接低端产业转移、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外围往往被规划为城市的预留发展区域,没有成为城市中产阶层郊区化、逆城市化的首选区域。而远离城市、环境宜居的偏远小城却成为了城市中产阶层追求更加从容舒适的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的实质性“郊区”,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郊区化的“飞地模式”。郊区化的“飞地模式”实践是市民能动地追寻他们理想中的“郊区”所作的变通,是被抑制的郊区化需求的变相满足。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放缓、经济发展转入中速发展的背景下,充分尊重并多元化满足城市中产阶层的郊区化需求,将郊区化、逆城市化战略提上议事日程,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     

给老人找保姆留出“适应期”

很多老年人即使需要他人照顾,也不愿意找保姆,或者很难与保姆“和平相处”。北京安定医院老年科的卜力大夫解释说“:老人通过几十年的信息积累,已形成了固定的生活模式,大多数老人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更不愿意有外人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卜力大夫建议,老人找保姆需要一个“适应     

大学生自我价值观念嬗变和导向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激荡和巨变,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随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整合孕育着一场革命,以“自我设计”“自我奋斗”“富我实现”为标志,中国大学生更强烈地显示自我价值,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接受的是为人类谋福利的人生价值观,那么当代大学生则更注重自我的价值,“人生价值的天平向自我方向倾斜”。对这一代大学生的评价多种多样,如何看待当代大学生自我价值观念增强,正确分析评价和引导,将对他们树立集体主义人生观有所裨益。 (一)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情感投入

青年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阶段，个性心理特征突出，自我意识发展迅速，表现欲非常强烈，渴望得到老师的肯定和尊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更要注意情感投入，使受教育者产生心灵共鸣，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1.尊重学生，平等相待。青年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迅速，充满自信和勇气，但社会阅历浅，受挫的心理承受能力差，他们更需要鼓励和尊重。“人非圣贤”，思想政治工作者也不是绝对完善的化身，在工作中不能自视高人一等。那种居高临下、以势欺人、以势压人、横加指责的工作态度和方法，在讲究民主、追求平等的意识日益强烈的时代里是不可…     

舞厅、弹子房与回力球场：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娱乐生活（1927-1937）

1927至1937年间的上海知识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涉足舞厅、弹子房及回力球场等已经为上海市民阶层与新兴中产阶层普遍接受的新型娱乐场所。然而,知识群体对于舞厅、回力球场之类兼具危险性与刺激性的娱乐场抱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们对蕴含享乐主义取向的都市娱乐生活所持的正面论述反映出民国时期上海商业文化已经深入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对这些娱乐活动所持的负面论述则体现出他们欲借助对这些活动的规范、意义及危害的强调,标榜其自身“禁欲主义”式的独特趣味,与在他们看来因不知节制而带有放纵与沉溺色彩的新兴中产阶层及普通市民的生活趣味相区隔,从而既确立了知识群体对于自身娱乐品味的优越感,也建构了自身群体的身份认同感。     

着眼时代大背景造就跨世纪青年人才

人类正处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世界各国都在思考如何以崭新的姿态进入21世纪,以在未来人类的发展中占据有利地位。当代中国青年是跨世纪的一代,他们的整体素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国家和民族在下个世纪的前途和命运。着眼于这个时代大背景,继“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取得初步效果之后,今年又相继开始实施“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着力培养一代适应新时期需要,符合跨世纪要求的各级各类青年人才。这一工程首先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中日两国家庭观念与现状的比较研究

“以家为本”的“人为家庭”观念一直在影响和支配着中日两国国民的家庭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使得家庭生活的缺损性和不协调性日趋明显。中日两国的人们开始用各自不同的眼光审视家庭,形成了多元化的家庭观念。很多人逐步从“人为家庭”走向了“家庭为人”的极端,对造成家庭的不稳定因素,人们表现出的观点是理解、宽容、否定、贬斥同时并存。     

情感政治视阈下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以安吴青训班为范式

“情感史”研究作为新的史学流派,成为历史研究新的转向。将情感史研究运用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能够洞察革命主体和政党之间的张力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安吴青训班对青年进行思想动员和政治引导,使得革命主体由“各种思想混杂组成的知识分子”变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情感政治作为了解安吴青训班的主要视角,将安吴青年还原为历史的主体,研究抗战时期革命主体的情感状态、中国共产党对安吴青训班的动员机制、探寻中国共产党通过情感动员培养革命意识,唤起革命主体的情感共振;提升政治认同,弥合革命主体的情感差异;内化政治思想,转换革命主体情感表达的效果,进而探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