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之使”释义管见

《廉颇蔺相如列传》:“一介之使”,课本上注解为“一个使臣。介、个。”(见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233页注)有些选入这篇文章的名家注本也多从此说。如王伯祥《史记选》中就说::“遣一介之使,派一个使臣,介通个,单独之义。”(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史记选》273页注58)尽管如此,笔者不敢与同,现谨陈拙见如下与持“介”通“个”说的同志商椎。     

“游侠”“刺客”辨异

令人论及秦汉游侠,依据通常是《史记》、《汉书》的《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吾尝疑之:即然这些人都属于“游侠”,司马迁何以要作《刺客列传》将其一分为二?叉,若谓刺客也是“游侠”,那么司马迁何以要说“自秦以前,匹夫之陕,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荆轲、聂政辈不是秦以前的“匹夫”又是什么? 若细读《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我们会发现“游侠”与“刺客”实有许多不同的特征。     

《左传》与《史记》中齐国田氏家族史料之比较

《左传》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都记载了田氏代齐事件，但所用史料几乎完全不同，可以互为注脚。《左传》作者意在揭示遵“礼”爱“民”必兴，僭“礼”失“民”必亡，兴者必遵“礼”爱“民”，亡者必僭“礼”失“民”这两个结论，而以田氏家族史料为其例证之一。《左传》集中选择田氏遵“礼”、得“民”的史料，并记录他人预言以证“礼”“民”与田氏代齐之因果关系，但对田氏遵礼得民以外的史料几乎无记载，忽略了叙事的连贯性，并因预言过多使史料真实性受到质疑。《史记》则注重“通古今之变”之“通”，对田氏家族的发展叙述得很连贯，但对人物活动、语言记载很简略。《史记》没有保存美化田氏的预言，使它在读者印象中更加真实可信。     

“万岁”之辞,初无禁制

“万岁”之辞,庆贺之际,上下通称之,初无禁制,不知何时始专为君之称也. 《吕氏春秋》载,宋康王饮酒,有呼“万岁”者,堂上悉应. 《战国策》载,冯骧烧债券,民呼“万岁”. 《史记》载,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称“万岁”. 《韩非子》载,巫觋之视人曰:使君千秋万岁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应为“出殡吊唁图”之我见

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其墓道东西两壁各绘有一幅由六人组成的“客使图”。自壁画发表以来,学界对其内容题材与人物身份做过诸多讨论,得出众多结论。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等相关专著对唐代礼制、服饰、边疆文化的描写和国内外的考古发现,在对“东客使图”和“西客使图”中人物身份界定和穿着表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唐代皇帝“遣使吊祭”新罗王等内容的文献记载,认为学界历来争论的“东客使图”和“西客使图”实为唐章怀太子的“出殡吊唁图”。     

“人人殊”与“言人人殊”

昔曾自设“人人言殊”，逐而敏感于汪政、晓华先生《“代”里“代”外》文中“在不同的言说着那里，首先对历史发展时段的划分就是交叉、重叠、人言人殊的”（《中华读书报》1998年4月22月3版）之“人言人殊”。“人人言殊”、“人言人殊”，皆当成语“言人人殊”之误；然知，之所以字同易位笔误，实其“言人人殊”本违“成语”组构，曲义拗口所致也。今之“言人人殊”，多以语出《史记·曹相国世家》者，然却笔者查检《史记》涉文，似无其语出源。中华书局点校《史记·曹相国世家》有为“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     

关于介词“以”、“于”的省略问题

例:1.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舜勤于民而野死。 (《国语·鲁语》) 3.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 (《史记·项羽本纪》) 4.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以上例句中带点的词如何理解,属什么词性,是一尚未完全论述清楚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是词类活用,名词作状语,直接修饰中心词(动词);还有人认为是名词用作副词。我认为全部都是介宾词组的省略式,其中例3、例4两例省略了介词“以”;例1、例2两例省     

先周是何时称周的?

关于先周称“周”的时间问题,历来都以裴骃的《史记集解》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为根据。《史记·周本纪》:“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裴骃《集解》:“徐广曰:‘山在     

说“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救斗者不搏撠”之“撠”,今人训诂约有四解: 1、如“戟”的“繁文”,即古代兵器。(陈直《史记新证》122页) 2、剌。(《辞海》修订本)又,击剌。(《辞源》修订本) 3、弯起胳膊去拉住东西。(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文选《孙膑》注) 4、以手指叉人。(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江西人民出版社,82年)诸家之说虽异,其源盖本于唐司马贞、清段玉裁二人的训诂。     

《论语》“人”、“民”辨说——兼评赵纪彬《论语新探·释人民》

《论语》中的"人"、"民",在不同情况下,含义有所不同。前者多半泛指一切人,有时特指统治阶级;"民"则多指庶民百姓。两者具有种与属的关系。人中的"君子"、"小人",是对个人品德、学养的评价,指无定则。文章对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论语新探.释人民》一文,把"人"、"民"分别归属于"奴隶主与奴隶"两个阶级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与此同时,对《论语》中与"人"、"民"相关联的教、诲、爱、使等词语的含义分别作了论述。     

“凿齿”小考

《山海经·海外南经》云:“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郭璞注云:“凿齿,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因以为名。”《淮南子·本经》云:“(犭俞)(犭契)、凿齿,……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注云:“凿齿,兽名。齿长三尺,其状如凿,下彻颔下,而持戈盾”。在《淮南子·地形》中亦载有“凿齿民”之称,并将其与“锞国民”、“三苗民”、“交股民”、“反舌民”等一并置于西南至东南地区,高诱注云:凿齿民“吐     

“道不拾遗”探源

“道不拾遗”这个成语,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辞海·语词分册》认为出自《史记·商君传》,并引“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为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合订本)及197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成语词典》则认为出自《战国策·秦策一》,并引“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道不拾     

世纪末的总结——“1999年中国·开封《史记》暨汉代文学研讨会”综述

《史记》研究与司马迁研究为本次会议之重点。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史记》篇章研究与《史记》全书的关系,《史记》“世家”新解,20世纪《史记》研究史为大会所注目。     

“过而遂正于天下”与“下陈”考

《国策》之用语,迄今未得其训者尤多。《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彼(秦)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注:“这句话不好懂,疑有误字。《史记》作‘过而为正于天下。’司马贞《索隐》:‘谓以过恶而政也。’以备参考。”在王先生以前的注释家如宋代姚宏、元之吴师道等均知“此句亦难通”而阙如。昔者余每教于此,亦从前人而阙如。然窃思古人之立言当有所指,故观汉前史籍时时留心,稍有所悟,知“过而遂正于天下”一语不曾有误,其难解者唯“过”“遂”“正”三词耳,今试释之。     

论先秦两汉史学观念之三变——从“微言大义”到“文胜质则史”、“实录”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的史学观最强调“义”,目的在显示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其方法则是穿越史实而直接述“义”;对“义”过分的强调及直接述说,有时会使史实模糊而与‘‘真”有出入。孔子时的史学观为“文胜质则史”,《左传》、《战国策》、《国语》的“文”,期望以“文”记言记事,突出了以各种手段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但避免不了“浮夸”之蔽。汉代史家则更为重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以“实录”记言记事,使中国古代史学达到了新的境界。     

“隐宫”与“隐官”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营作阿房宫和骊山墓,调发“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史记·蒙恬传》在叙述赵高的身世时说:“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隐宫”的含义,《正义》称:“余刑见于市朝,宫刑一百日隐于荫室养之乃可,故日隐宫,下蚕室是”。     

“恣君之所使之”中“所”字之我见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第一册,把《触龙说赵太后》中的“恣君之所使之”解释为“任凭你怎样支使他”。在《古汉语通论》(十二)中,又把“所”称为“特别的指示代词”,认为这“所”字指代“使之”的方式方法。其后,郭锡良等编的《古代汉语》承此说,认为:“所使之:指支使他的方式。‘所’:指示代词,指代‘使之’的方式。之:     

“揭”与“揭阳”能否划等号

<正>近一两年来,由于从外地传进一部新编的《揭氏族谱》,而在揭阳掀起一阵“揭氏文化热”。《揭氏族谱》让揭阳文史学者大感兴趣的原因是,它“揭示”了揭氏一姓来源于西汉人史定曾任揭阳县令,这让揭阳人感到光荣与欣喜,于是“当仁不让”,热烈反应。对此我以为可以理解。如果经过调查能证明“情况属实”,我以为本土人士还应举行更大的仪式来予以庆祝。诚然,“揭阳”一姓来源于史定之令揭阳,早在南宋初期福建籍史学家郑樵《通志》就已经写到了,只是过去没有被揭阳人“发现”。当然,这也还不是郑樵的“发明”,早在郑樵著书1000年前出版的《史记》、《前汉书》等,就都已经闪烁其词,有所“暗示”。郑樵可能正是据此而断定史定之改姓“揭阳”,是以其曾治该邑之故。     

关于“为+之+X”结构的探讨

“为+之+X”格式在古代汉语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结构,我们对先秦两汉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春秋左传》、《春秋榖梁传》、《春秋公羊传》、《战国策》、《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史记》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发现“为+之+X”结构中,“为”通常只作动词和介词,“之”通常是代词,而     

中西合璧 相得益彰——中西“人本管理”溯源之思

究竟中西人本管理的源流与要义何在世纪之初的人本管理将走向何处下面对此作些探讨。一、从“天命”到“人本”:中国传统人本管理思想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提法最早见于《管子》,“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在此,“以人为本”中的“人”就是齐国的百姓,即“民”,是被统治的广大人民,管仲把民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2]。由此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特征显著:第一,民本思想中的“民”指的是被统治的民众,是一个群体的代名词,同时也具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农业社会,民虽受重视,但只能处在被支配、被统治的地位。“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3]。第二,由于“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4]。“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5]。因此诸子百家的“重民”言论也都是从如何管理。支配好民众这个角度来论述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6]“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