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澄之“情道”观在散文创作中的体现

钱澄之文以载道的＂情道＂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创精神。他将国破家亡、妻亡子散的切肤之痛付诸笔端,创作了大量感人至深、＂情道＂一以贯之的散文作品,主要体现在怀念故国、经世致用、悼亡妻孥旧友等作品中,而其中又以悼亡妻儿的散文最具特色。     

对话与建构——论王兆胜的林语堂散文研究

新时期以来,现代作家林语堂的作品与思想逐渐被广泛接受与传播,林语堂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在众多研究者中,王兆胜的林语堂研究标新立异、自成一家。在王兆胜的林语堂散文研究中,论者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照,深入阐释了林语堂散文的"闲谈体"风格,挖掘出"性灵"文学思想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进而全面而独特地把握住了整个林语堂散文的文体特质与思想内蕴。     

论哲学教育的“哲学方式”——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生活化的范式

长期以来哲学教育存在着“政治化”、“知识化”和“低俗化”几种“非哲学”的施教方式,说明了当下哲学教育要处理好政治性和教育性、哲学教育规范化与哲学学科特性、理论性和现实性的关系,恢复哲学教育的“哲学本性”。解决这一问题要建立哲学教育生活化的范式。其思路是确立哲学教育生活化的理念,建构哲学教育文本与现实生活互动的教育话语,探索面向教育现场的情境化哲学课程模式。     

论老子万物和谐的文化理性和哲学意象——从“无”与“和”的逻辑关系推演开来

在老子的哲学观念中,"和"为"无"之象,"无"为"和"之本。在老子看来,静寂和空虚是"道"的本性及其"无"之"德"的体征,践行道性"无"之德的静寂和空虚的空灵境界是最为根本性的。"无"所要表达的思想其根本意义上就是服从于"自然而然"的"持中"的实践旨趣。老子以种种正反或者相对的概念范畴论说了万物之为存在和万物之可久存的道理,以生成序列的"正""道(理)"和遵道为德的"反(返)""道(理)",构成了他的包容和中道的辩证和谐思想体系。     

“天籁”新解——兼论“天籁”与庄子哲学

《庄子·齐物论》首推“天籁”,然而,后人对于“天籁”的理解与庄子本义多有出入.通过对庄子哲学一般学理的分析,再结合庄子对“地籁”、“人籁”、“天籁”所作的具体描述,即可发现,庄子是在与“地籁”、“人籁”对举的意义上推出“天籁”的,其所强调的无非是:与“物于物”的“人籁”、“地籁”有所不同,“天籁”则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即“天籁”已经超越了“物”的“二类相召”性,对万物的变化一律采取淡然处之、漠然应之的态度,从而做到了“喜怒哀乐不入于胸中”.鉴于“天籁”所体现出的这一典型特征与庄子所构想的生命终极形态(“至人”)具有内在的关联关系,故“天籁”的推出,乃庄子哲学自身的理论诉求使然.     

“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阐释--文化哲学的视角

物与物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概念。与西方哲学对“物”的认识论阐释理路不同,中国哲学思想对“物”的诠释则主要立足于生存论视域。“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问题的实质不是“物”或“物质”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即文化哲学问题。无论我们对“财富”“利益”等“物”观念乃至“物质文化”作何不屑状,“利益差序格局”事实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的主要特征,必须正视之、研究之。     

论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

大平正芳的政治学———“椭圆哲学” ,起源于东方的老庄哲学和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其核心内容是 :在处理政治问题时 ,要设定两个中心 ,并维持两者的平衡。“椭圆哲学”对于日本战后的发展和中日邦交的恢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情之正”——民初小说中女学生“自由结婚” 的真义与限度

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女性是清末民初婚姻变革的先锋。当通俗小说家对“自由结婚”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思考时,她们也成了文本中的女主角。在民初的哀情小说中,践行“自由结婚”的女学生的价值取向被设定为“情之正”：其举动须“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尊重、遵从“父母之命”。她们对“情之正”的选择,正是对爱情的真挚、炽热性质的回避。小说家由此显示出其立场的局限性。因为通俗小说对市民庸俗道德观念的迎合,这类文本的使用在“小说证史” 的研究中存在一定限度：小说中女学生的价值观念不宜等同于现实中女性的取舍,通俗文本只在心态史的层面才具有史料价值。     

论“三个代表”的哲学方法论特色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既有着坚实的哲学底蕴,又具有鲜明的哲学方法论特色。他创造性地把“三个代表”融为一体,完整提出,实现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实现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统一,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实现了党的先进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     

论王士性“游道”的“常”与“非常”

王士性凭“宦游”构筑起与众不同的“游道”。他的“常”道是对旅游价值、旅游目标、旅游书写等诸多问题的思考。身为官员,王士性的旅游活动穿插着众多从政经历,其为政之德是王士性“游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非常”道。王士性凭借旅游实现了身份自由切换,丰富了“游道”的内涵,为人的全面发展作了新的注解,有利于解决旅游实践中的诸多矛盾。     

在人文情怀与人间大爱的交汇处——陈若星报告文学创作论

秦地多作家,陕西重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秦地作家多小说,倚诗文,是为一大优长,且成就丰,传播广,影响大.而报告文学创作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李若冰、魏钢焰之创作高峰以降至今,专注于这一领域且有集束性成就者并不见多.近年来,集记者、编辑、作家为一身的陈若星,以报告文学创作的执着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学风格.我概之为"大爱情怀的拥抱;视野论域的广阔;清朗风格的怡人"这样三个层面的文学品质.如此文气绵长,情采厚重文本的奉献,无疑倍增了陕西文坛创作的丰盈与时代大写的应有张力.     

“经典”与“理性”的平衡——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思想的重要内涵

强调天启经典与人类理性之间的平衡并举是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之道的重要思想内涵。伊斯兰哲学强调经典与理性两者各有所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穆斯林既要遵循经典的引导,遵行经典教义,也要发挥理性的作用,思考万物奥妙,探索宇宙真理,恪守中道,不偏不倚。历史昭示,秉持经典与理性的平衡历来是伊斯兰哲学的主流思想,也是伊斯兰文明的成功之道,而偏离这一中正和谐之道,就会导致各种极端思想和极端主义的滋生。深入理解伊斯兰宗教哲学中正和谐的思想内涵,平衡协调和正确把握经典与理性的关系,弘扬伊斯兰文明的中道思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精神的追问与呈现——评《中国哲学精神》

在《中国哲学精神》一书中，作者通过三种方式证明“中国哲学”有一以贯之的哲学精神。这三种方式为：在与“他者”的对比中彰显“哲学的中国特征”，在对精神的体悟中理解“生命的天人合一”，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展现“变迁的哲学精神”。     

从义素分析看《老子》哲学“道”

《老子》一文以＂道＂为中心建立起其哲学体系,分布在三十五章里的七十一个＂道＂符号形式相同,意义却并非完全相同。笔者采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义素分析法对这些＂道＂进行义素分析,以找出它们的语义特征,归纳它们的义位,最终说明《老子》一文是一个以＂道＂为词位的以本原之道、规律之道、境界之道为义位的多义聚合系统。     

浅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逻辑进程

继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之后,本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成为现代哲学对话的基础,透过各个哲学流派向语言转向的途径和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内在逻辑,即分为"内容"转向和"意义"转向两个步骤完成的。     

法哲学“史”与“论”的巧妙结合——评《法律正当性观念的转变》

法哲学研究是艰难的,这体现在,在理论成果创新上,要么囿于成见而缺少实质的理论建树,要么标新立异而缺乏论证的根基;在研究方法上,要么脱离既有的理论资源而陷于独自空想,     

孟子的“践形”观与仁义之道视域下的道德正当性

孟子在与告子相互争辩中确立了人性善和仁义内在的观点,但如何将人性之善和内在于人性中的仁义等德性外显出来,这是孟子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其独特的“践形”观。“践形”即是将内在德性充分表现于外在形体之中,最终达到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的完美统一,这种德行之间的统一性在孟子那里以善与正当性的关系得以突显。这篇文章首先结合出土简帛中的儒家文献考察了孟子的“践形”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孟子仁义之道下的道德正当性观念,从而阐明孟子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外之境。     

“三严三实”的中华文化渊源浅析

三严三实是我国党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究其有深刻的中华文化渊源。三严三实强调在朝为官严格要求自己、善于反省、提高自己的为官品行,对权力心有敬畏,谨慎使用手中重权;为人要做到提高升道德修养,炼就仁人之心,对待他人应真诚不虚伪,宽容不计较,忠厚老实而又有韧度;处事时要做到真正从实际出发,不为世俗而增加主观色彩,实实在在、脚踏实地,敢于创业。剖析三严三实的中华文化渊源对新时期进一步推进党风建设,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至德之世”:庄子整体视域下的理想社会建构

"至德之世"是庄子基于"道"的整体性视角建构的理想社会,建构的原因是现实社会"道"的缺失。人们对仁义道德、技术知识的过度推崇和依赖,导致了道"德"的衰变和社会的混乱。为使道"德"能复其初,社会整体能归于素朴和谐,庄子提出了丧我以明的齐物论、虚静待物的心斋论和离形去知的坐忘论三条解决路径。其目标是实现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最终接近于"道"的社会理想。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