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震云小说中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例

在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亲情伦理叙事、婚姻伦理叙事和门第伦理叙事是其所要着力呈现的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3个维度。上述伦理叙事皆呈现出非常规性的叙事特征。小说中的伦理叙事又暗含着具有作家主体性的叙事伦理,也就是说无根的无奈与寻根坚守的追问和真实的存在与存在的庸俗这对富有启示性的叙事伦理指向。     

迷失在彷徨与憧憬中——论方方小说婚恋叙事中的少女情愫

新世纪的写实小说,以零度叙事的介入将生存的现实不动声色地呈现,在池莉与刘震云的“鸡毛蒜皮”以上．停泊着方方的思维之舟,尽管不能全然将其归入新写实的行列,但方方小说中对于女性、爱情、鲜血、命运等主题的洞察,亦是临界写实之上的匠心独运。特别是其对于“在彷徨中挣扎、在憧憬中堕落”的少女情愫的描摹,更是将一幅幅“女性五感图”栩栩展置于小说以外的人心中,并以其灰色的笔调涂成一座有关于少女审美理想的城堡。     

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以《地洞》为例

在西方叙事理论“空间转向”的影响下,国内于20世纪末开始出现“空间叙事”这个概念,不同著述中所讨论的空间叙事,所指往往不同,有的指作品中空间的功能,有的指空间的意义,有的指叙事的空间形式,文章以卡夫卡的《地洞》为例,将“空间叙事”视为一种叙事模式来展开讨论。认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以空间为叙事“前景”;第二,以空间组织叙事;第三,以空间为意义主体。《地洞》通过空间叙事模式,叙说着现代人的空间体验、空间焦虑、空间危机和空间矛盾,体现了存在与空间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     

论杨逵小说的叙事伦理——以《送报伕》为例

杨逵在《送报伕》中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时空交叉、对比手法等叙事形式来组织事件、塑造人物,传达自己的伦理思想,叙事成为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作品所秉持的并非纯粹的自由叙事伦理学,而是自由叙事伦理与人民伦理的融合。     

官场小说叙事伦理的建构——以王跃文《国画》为例

“官场小说”更多接续的是通俗文学的资源,但这种运用平民 视角的叙述方式又导致了“官场小说”叙事伦理上的紧张。由于丧失了 过去和未来的维度,《国画》等系列官场小说,着眼于在“1970年代末 期”即改革开放以来官场游戏规则“猎奇式”的揭示,始终无法树立起 正面的人物形象。《国画》中强调的“人”和“人性”,于叙事中被逐 渐发掘,人和官场的关系,也在不同历史环境中发生互动。     

试论六六婚恋题材作品叙事风格的嬗变——从《王贵与安娜》到《双面胶》再到《蜗居》

六六的婚恋题材作品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而根据其作品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在电视屏幕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王贵与安娜》到《双面胶》,再到《蜗居》,六六的影视作品在叙事风格上有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使三部作品的叙事从温情走向喧闹,再从喧闹走向了残酷。     

中西小说的音乐化叙事及其伦理效应——以《神鸟》和《帕格尼尼》为例

在中外文学史和音乐史上,音乐与文学的结合总是促成二者多方面的变化,音乐元素和音乐手法的渗透,使中西小说艺术风貌更加丰富多姿,增强了伦理蕴涵的多解性和歧义性。在音乐化叙事中,现代中西小说均运用各种音乐手法,但对音乐元素的取舍呈现出不同的偏好。中西小说音乐化叙事的不同趋向是中西文化不同特征的艺术反映。     

小说叙事艺术的继承与革新 ——以 《老残游记》 为例

小说叙事学理论的引入与发展,使得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热度不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显著。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小说的叙事由传统模式向现代叙事模式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产生的"新小说"大都在叙事艺术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继承与革新。其中,《老残游记》体现较为明显,从对"史传""诗骚"叙事传统的继承,到对叙事视角的转变,并与西方"报章体"相融合,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具有代表意义,并进一步推进了小说叙事艺术的继承与革新。     

鉴照现实的一面灵活的镜子——浅析《活着之上》的叙事艺术

阎真长篇新作《活着之上》的叙事艺术颇具特色,其通过对比性、内向性的文本叙事来表现人物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这样既保证了小说的客观真实性,又赋予其独特的审美艺术性,让作品具备了双重审美魅力。     

论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以《呐喊》、《彷徨》为考察对象(上)

叙事伦理相对于理性伦理而言,指具体叙事过程文本内部形成的各种伦理关系,它既包括形式安排对作者、叙述人、人物和读者之间伦理关系的影响,也包括文本叙事溢出的不同于时代或作者本人理性伦理的个体伦理.鲁迅小说叙事结构和叙事人称安排充分体现了叙事形式所蕴涵的伦理意蕴,折射出叙述人以及隐含作者的个体伦理困境.     

“十七年”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大学叙事——以《青春之歌》与《大学青春》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理性的规约下,大学叙事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而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无论是反映30年代学潮运动的《青春之歌》,还是描写50年代大学校园生活的《大学春秋》,"十七年"大学叙事都贯穿着共同的成长主题,即青年知识分子只有让个体生命的成长与民族国家的宏大事业结合起来,才有值得赞美的青春。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十七年"大学叙事中的爱情话语也不可避免地背负了过多的规定和约束,从而缺乏文学自身更多意义生长的空间和可能。在关于大学的想像中,虽然《青春之歌》不如《大学春秋》那样具有"切肤"的质感和生动的体验,但是二者都同样交织着"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两种不同的传统。     

乡土文学本真的平民生存叙事——以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余华坚守以人为本体的乡土叙事。本文将以余华的乡土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个案文本,通过平民生存的叙事视角、叙事内容、叙事话语三方面,分析作家余华的乡土文本如何重构了乡土文学本真的平民生存叙事。     

乔治·奥威尔小说的叙事话语——以《一九八四》的叙事分析为例

小说《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的一大代表作,该小说为读者形象地描绘了一个极权统治下的未来之国———大洋国,在对各种恐怖景象的描述中,形成了奥威尔别具特色的叙述话语。本文以小说《一九八四》为例,从叙事视角、 讽刺艺术、风格超越和文本空间四大维度对其叙事策略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以期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奥威尔小说的叙述话语。     

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事——以《黄泥街》《一九八六年》为例

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余华、残雪的早期小说代表作品,可看出先锋作家以对意识形态的逃离为其文学追求的起点,但并没有彻底放弃讲述历史的冲动。其中对“文革”历史的片断记忆、高度抽象、变形与浓缩,跳出了伤痕、反思文学的既有模式;由“人民”话语到“国民”话语的转换,则症候性地对应了1980年代后期主体性和新启蒙文化语境。同时,这种既讲述历史素材又放弃对历史深度追求的矛盾,显现出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革”叙事困境,但它们在文学语言、形式转向的契机下,恰好找到了一个正当乃至优越的文学观念性的依据。     

婚恋节目语境中的男女两性形象——以综艺节目《非诚勿扰》为例

在《非诚勿扰》等婚恋节目中,两性嘉宾所认同的异性形象折射出了这样一种现象：当前传媒作用下两性角色的建构依然是传统媒介作用下以女性为主要观照对象的性别形象。构建新型的媒介性别形象,可以通过提升女性媒介素养和挖掘男性多元化角色两方面入手,来改变传统传媒作用下的两性角色导向。     

试析后现代语境中的叙事艺术——以卡尔维诺的小说为例

论文从非线性结构、叙述人称、叙述的自我反思等角度对卡尔维诺小说叙事艺术进行研究。非线性叙事模式表现为文本中情节与时间的无序,人物和情节的有意淡化;富有创造性的叙述人称丰富了故事的表现力,而元叙事策略挑战了故事的可靠性与真实性,颠覆了传统小说艺术原有的模式和规范,向人们展示小说的虚幻性。从注重作品的内容及意义到注重作品的叙事结构,是叙事观念的深刻变化,而后现代语境中多元化、不确定性思想则是这种独特观念的形成原因。     

论严歌苓小说的动作叙事——以《扶桑》《人寰》《床畔》为例

严歌苓的小说注重动作描摹。论文以《扶桑》《人寰》和《床畔》为例,论析她小说中的动作叙事。严歌苓能够精准地刻画出人物一系列的连续动作,达到影视般的传神效果;善于从最细微处入笔,铺叙人物知觉感受;她同样精于赋予一个动作深刻的意蕴,将动作与人物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些动作描写,不仅承担描画外观、表征心理、揭示性格的浅层功能,而且直接与小说的主题、与文本的结构等等更为深层的表达意图发生关系,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叙事功能。此外,综观这三部小说,也可以看出严歌苓小说在动作叙事上审美衍变的轨迹。论文最后论析了动作叙事的成因与价值。     

新媒体时代小说叙事的媒体化蜕变——以王芸小说为例

面对大众传媒时代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冲击,一些传统的文学文体也在不同程度上改变自身的文体特性与功能,以适应新时代受众的接受诉求。王芸的小说就是典型个案,它们普遍表现出向现代媒体叙事特性亲和的趋向。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叙事主体的公共媒体身份的去性别化;叙事内容的日常热点人事的去典型化;叙事语言的泛修辞化包装的唯美化;叙事文体的故事本体回归的讲述化。它们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叙事特性与功能,体现出向大众传媒讲述故事的文体特性融合的走向。     

痴心肠中的西南联大——论宗璞《野葫芦引》的大学叙事

由于家庭缘故,宗璞对西南联大有着非常切近的体验,这种体验成为她后来进行大学叙事的原始冲动。晚年才开始投入创作的《野葫芦引》整合了自身和他人对知识分子的理性认知,既非西南联大其时客观的历史再现,也非宗璞少年时对西南联大的印象记录,而是宗璞站在一位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一段特殊情境中知识分子命运的个性化观照,将自身的感性、理性体验融合其中。作品既因个人感性体验的融入而生动形象,又因作家对知识分子的理性之思而厚重深邃。宗璞对战争的反思突破了国家、民族的局限性,体现出更为广阔深沉的人类意识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