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获取策略研究

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政府重要的伙伴是参与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新进入乡村的社会组织要嵌入地方权力与社会结构并有效发挥影响需要获得合法性认同。从合法性视角出发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细致考察,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合法性挑战主要有规制合法性、认知合法性、规范合法性,[JP2]以认知合法性获取最为重要也难度最大。社会组织需要综合采取适应型策略、选择型策略、操控型策略来获取合法性认同,未来合法性获取仍面临制度和能力挑战。因此,政府要从主体价值认可的角度给予社会组织合法性获取更多的支持,社会组织则要将合法性获取策略和治理行动策略有机结合,重塑行动路径。[JP]     

组织治理结构合法性与绩效机制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治理结构与绩效的研究一般从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和治理效率来分析。本研究从制度视角分析组织治理结构与其所处环境特征关系,搭建以合法性为驱动的治理结构研究框架。我们认为,组织治理结构受环境带来的合法性目标影响,获取和塑造组织合法性目的会影响组织战略制定与选择。本文从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合法性视角提出组织不仅是生产要素和协调机制的产物,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企业只有获得合法性才能够生存与持续发展。     

柔性嵌入与协作治理——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解读

以社区为基本范畴剖析协作治理的生产与实践,社会组织的介入与自主性行动构成观察理论适用性的现实切口。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建设,既是国家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手段,也是激活民众自治参与的主体性和构建公共事务协商规则的中介平台。对B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诠释,提炼出社会组织面向转型社区“柔性嵌入”的行动结构。社区治理的结构化关系促成了社区促进会主导的在资金募集、议事规则输入、项目制运作和社区疫情防控参与等方面的主体间协作生态。“柔性嵌入”营造的有机治理网络、耦合式治理结构和对社区资源的培育成为社区协作治理生成的主要逻辑。因此,推动社区层面协作治理的可能进路,一方面在于国家向社会的分权赋能,并为后者提供基本的规则与资源;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组织的向下负责,分担与创新相应的治理功能,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妇女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以北京市为例

妇女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我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项目制治理下,国家对不同的妇女社会组织采用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对妇联的让渡式统合和对民间妇女社会组织的福利式吸纳.国家通过项目制实现对妇女社会组织的治理和赋权,并进而实现对妇女的治理和赋权.     

乡村文化治理的创新机制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亟需安排一个创新机制,以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破解乡村文化治理的悬浮化困境。在乡村调研基础上,根据控制权理论提出控制权共享制作为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的创新机制,通过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和多案例比较分析解读控制权共享制,并总结其规律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共享制,是由乡镇政府让渡部分乡村文化控制权给文化能人、新乡贤等控制权代理人,由乡镇政府与控制权代理人共享乡村文化控制权力的创新机制。（2）整合性理论框架分析显示,控制权共享制产生的根源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扁平化结构,其形成了“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的形式,纵向勾通行政发包制、项目制和乡村社会的联系,横向连接各类功能性组织以形成乡村文化治理分类控制体系,且在乡村实践中具有四种外在形式。（3）多案例比较分析显示,控制权共享制有利于破解乡村文化悬浮化困境,其内在特征呈现“中心—外围”规律,但存在共享深度不够、合法性存疑的问题。（4）从扩大共享深度、提高规范性两方面提出了保障对策。     

从遵从到创造：社会企业获取组织合法性的路径与策略——基于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

基于组织合法性的制度观和战略观,探索社会企业实现组织合法性的路径及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纵向追踪社会企业佳信德润的整个创业过程,从动态角度探讨该企业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组织行动和策略,可以发现,作为一家社会企业,佳信德润在初创期和起步期,不得不服从外部制度压力,采取遵从环境等被动策略,以获取规制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实用合法性;在成长期和成熟期,则采取创造环境等主动策略,以提升道德合法性、实用合法性,并通过建立联盟、公开讲述、获得第三方认证、推动行业发展等方式获取认知合法性。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从“技术环境”到“制度环境”:城市摊贩治理策略的选择与流变——以武汉市J区为例

以武汉市J区城管执法人员为研究对象,借助新制度主义组织分析的理论框架,发现城管摊贩治理的策略实际上经历了从遵循组织"技术环境"到适应"制度环境"的重大转变。"技术失效"并非技术目标手段的偏移,而是行政伦理出于对基层治理中社会共享观念的考量和适应。这既是行政组织为获取社会合法性的必然选择,也成为未来社会治理深化的发展态势。     

自然灾害协同治理的实践过程与运行逻辑——以四川雅安为例

协同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管理领域的发展方向与必然路径。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社会力量协同政府进行灾害治理逐渐走向理性化,四川雅安逐渐形成了以"党政领导、群团实施、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特征的灾区社会管理服务机制和社会资本协同治理的平台运行模式。本文基于对四川雅安灾害治理实践的考察,总结了政府与社会力量自然灾害协同治理的自上而下推动、官僚组织同构、社会组织吸纳与培育、项目制运作的实践过程,并梳理出灾害协同治理"从科层动员到社会动员"、"从总体性控制到技术治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从偶发创新到扩散转化"的多重运行逻辑,本研究的结论对于其他地区和领域中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治理平台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资源依赖视角下农村社会组织发展模式研究

在现行的国家与社会格局下,农村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无法游离于体制外,其合法性获取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基于资源依赖视角,农村社会组织与政府各自为对方提供了生存发展所需资源,二者存在依赖关系。农村社会组织发展模式是政府与农村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相应法规,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释放组织自主性空间,提升组织自身能力等途径达成。     

扎根视角下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机制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是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同时在提高社区自治能力、满足社区多元化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社会组织如何深度融入社区,并与基层政府和社区居民展开积极互动,推动社区治理能力提升,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围绕社会组织如何有效进入社区治理场域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关系嵌入是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肇始阶段的前置条件,认知嵌入构成了行动基础和行动主线,结构嵌入促成了新型组织结构形成并实现了治理模式的生产和维持,三者构成了嵌入过程的行动逻辑链条,进而丰富了嵌入概念的亚类和内涵,拓展了嵌入理论的解释边界。     

价值、结构与行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评价的三维分析

社会组织公共性是指社会组织在维护组织成员利益、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善的行为与理念。对社会组织公共性的发展状况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有利于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生产过程中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文章通过对公共性理论、组织理论、组织公共性测评等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的梳理,构建了基于价值、结构和行动三维的社会组织公共性评价的分析框架,从理念的包容性、利益的利他性、法律身份、资源获取、产权形式、治理结构、网络关系、社会服务、政治参与、公信力等十个方面具体展开评论。希望以此在公共性的抽象理念与社会组织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沟通桥梁,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和公共性的再生产。     

民间社会组织运作的“合法性机制”研究——以王村的“三太白会社”为例

"合法性机制"是新制度主义理论最为重要的机制,也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面对当前我国大量民间组织的"非法性"存在,王村的"三太白会社"却能够通过社团之神祇历史合法性的编造、社团组织结构合法性的安排、社团活动仪式化象征的合法性取向、社团功能之合法性形塑等策略,实现其运作的"合法性机制"。基于中国社会当前合法性秩序是传统和现代、新生和既存、不同场域、不同时空的多向叠加和整合的共同形塑,民间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建构将主要通过国家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国家对社会组织治理术的调整和反思、社会组织自身权威结构的尊严性确立、社会公共性形塑和公民社会的培育等多维度、多时空、多场域下的不同社会组织运作实践和对不同生存环境的智慧型选择来实现。     

统合治理：县域脱贫攻坚的机制创新——基于贵州T县的经验研究

既有研究多探讨外部环境如何塑造脱贫攻坚及其动员机制,却没有深入解释脱贫攻坚本身的治理特征和运行机制。本文基于贵州T县的脱贫攻坚实践,将脱贫攻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定义为统合治理,认为其是在党政体制基础上,通过党的领导实现对原有科层制的组织重构和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统合,在治理结构上形成了“一轴多元”的治理体系,构建了能最大程度激活体制内外力量参与贫困治理的有效模式。统合治理是有助于汲取运动式治理和科层治理优势的组织基础,其通过组织统合、行动统合和督战统合等治理策略,既强调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度,又突出了治理权力集中的可能性,使脱贫攻坚更好地发挥了整体动员、协作执行和治理效能提升的作用。统合治理不仅呈现了党委和政府在脱贫攻坚中的统合功能与重要价值,更凸显出社会、市场和群众等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潜能,为县域超常规治理的动力结构和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     

公共服务项目制中的社会组织形态分化 ——基于开放系统理论的多案例比较

本文引入中观层次的组织结构视角，基于开放系统观中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特征，构建了公共服务项目制中社会组织形态分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文章通过对H市社会组织的多案例比较，发现公共服务项目制中的社会组织主要存在直线型、模块型、内部分化型以及外在化型四种形态，并进一步提炼形成关于社会部门发展的三个命题：一是项目资源获取的不确定性会影响社会部门公共服务供给的专业化水平；二是项目需求的复杂性促使社会组织逐渐从内部协调转向外部组织间合作，推动了社社合作开展；三是当代社会部门正嵌入于政府职能转变中，受到政府项目发包的影响，以产品服务优化为主线，通过结构形态的分化，进行差异化发展。最后，文章对上述研究发现的理论与政策意蕴进行了讨论。     

“以县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及其意外后果

国家与近9亿农民如何打交道,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县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中,国家资源的输入并没有转化为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反而围绕着项目制形成了县乡村利益共同体和私人治理秩序不可逆的格局。这导致基层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和治理性危机的不良后果,大量社会矛盾不断上移,体制不堪重负。科层化、专业化分工的县及其职能部门不是直接对接乡土社会的有效基层治理单位,建议将“以县为主”的项目制调整为“以乡村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建设一个具有强大基础能力的乡村基层组织。     

论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建构

中共合法性与政权建立和巩固紧密相关,其获取权力和执掌政权都要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可,并且愿意服从它的领导和管理,它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纲领、目标、成员构成及社会的融入程度。中共合法性是在各种力量比较中选择的结果,能容纳不断成长的社会力量,坚持合作、包容、进步的理念,通过民主方式整合各种有利力量。中共合法性的建构,依赖其组织力量的存在和制度规范的完善,由内生条件和外生条件相结合,主动把历史必然性变为政治可行性和现实性。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以B街道公益创投项目运行为例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核心在于合作主体间未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研究B街道公益创投个案,发现合作主体间存在着理念上"不同频、微冲突",行动上"不合作、难合作",以及制度上"不发展、难发展"等问题.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则需要从理念、主体行动及政策支持等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摇摆的三角连环——国民党治下的工会抗战行动及结构困境

1949年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工会的发展存在多元路径。区别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与革命动员,国民党对工人群体的组织主要是基于社会控制与治理的政治需要。全民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情绪作为统合工人运动的因素登场。工会行动如何适应抗战以增强抗日力量成为时局命题。基于结构-功能分析,从国民党及政府、国民党治下工会、工会会员等三个工会行动主体的互动来重构各自的行动逻辑,进而从行动结构反思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     

居委会角色与功能再造：社区治理能力的生成路径与价值取向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在社区治理中却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甚至一度有被边缘化和能力弱化的倾向。借鉴社区网络化治理分析模型，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经历了三种模式。在赋权增能模式下，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网状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平台和中介，要“对上争取项目、对下发动、组织居民，左右链接资源”，扮演着“节拍器”、“赋权者”、“增能者”和“引导者”等积极行动的角色。赋权增能模式，改变了政府在行动、居民不行动的困境，悄然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