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会改变制造企业的成本粘性吗？

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人工智能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成本粘性有降低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高、环境不确定性较大的制造企业中降低效应更为显著;人工智能通过调整成本路径、管理层乐观预期路径降低成本粘性,而未通过代理冲突路径降低成本粘性;在资产专用性弱、环境不确定性低的制造企业中,人工智能提高了成本粘性,但此情形只出现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样本中;人工智能对成本粘性的降低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对物质资源成本粘性的降低效应更显著。提出提高企业管理者对成本粘性的认识、制造企业要正确选择和应用人工智能、政府应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必要的支持等建议,以期为制造企业发展、政策制定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金融科技创新会影响企业费用粘性吗？

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探讨了金融科技创新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创新对企业费用粘性具有抑制效应,内部控制质量对于金融科技创新与企业费用粘性具有调节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创新对费用粘性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在资产专用性较弱的企业中显著,而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不显著;在管理者自信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显著,而在管理者自信程度较高的企业中不显著。本研究为认识金融科技创新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企业应以金融科技创新助力发展、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政府应推进金融科技健康发展。     

数字金融对初创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

数字金融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业态结合的新产物,对初创企业的融资行为和技术创新均会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12—2021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发展指数和创业板、新三板上市创业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和讨论了数字金融对初创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初创企业的激进式创新,抑制了渐进式创新;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通过促进初创企业金融化,拉动了激进式创新,挤占了渐进式创新。进一步考虑初创企业外部环境后发现：初创企业所处行业的高科技密集度加强了金融化对激进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但对金融化与渐进式创新的关系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弱化了金融化对初创企业激进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和渐进式创新的抑制作用。     

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兼论“限薪令”的调节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须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不仅需要资本的支持,而且需要公司治理的保障。基于3543家A股上市企业2003—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资本市场治理下,市场竞争能否促进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限薪令”又如何影响竞争与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显著改善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并且“限薪令”的实施强化了市场竞争对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通过削减国有股东带来的政策性负担进而促进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但是,市场竞争只有对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才能形成创新效应。可见,产权并非企业创新的直接决定因素,治理质量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推动创新发展;同时,“限薪令”存在正外部性,能够与市场竞争在国有企业创新治理方面实现协同效应。     

企业股权金字塔结构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程度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研究

选取2015-2018年A股上市的制造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企业股权金字塔结构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程度及其原因.结果发现:企业股权结构存在金字塔层级现象,并且企业的负债水平、负债规模、流动资产率、流动资产的水平、规模与企业成本粘性程度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企业负债水平、负债规模越高、流动资产越多、规模越大,企业成本粘性程度就越低.基于以上研究,本文给出了加强企业成本管控的四点建议.     

数字中国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中国战略引领下,推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了数字中国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数字中国战略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化转型、创新产出和资本配置效率是数字中国战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的作用路径。数字中国战略对服务业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数字化政府与企业金融化——基于大数据管理局的证据

成立大数据管理局可以集合各方各层信息，将外部环境和政策情况精准推送给相关企业，从而帮助企业迅速了解外部环境变化，据此做出资产配置调整。以2013—2021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可以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成立大数据管理局对企业资产配置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成立大数据管理局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提高了企业的固定资产配置比例。机制分析发现，成立大数据管理局能够降低企业的存货增长率，并提高银行贷款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成立大数据管理局的影响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CEO具有一定学术背景的企业体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果揭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政务服务转型对微观企业的经济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为后续政府合理规划数字公共服务方向提供了经验证据。     

非正式制度、儒家文化与企业绿色创新

以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文史典籍整理和网络爬虫技术对儒家文化进行量化测度,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儒家文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提高企业的环保责任意识和降低企业的代理问题是儒家文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儒家文化可与正式制度形成有效补充,外来文化的冲击则会削弱儒家文化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需重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融合,发挥好传统文化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中的治理功效。     

数字中国战略对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分析

在科技型新创企业积极推进高端颠覆性创新的进程中,数字中国战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切入点,基于我国2012-202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显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显著推进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质效提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促进作用依然显著。进一步机制分析证实,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通过促进创新要素配置、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两种方式,推动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发展。与此同时,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非国有、高技术型、吸收能力强及技术密集型的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据此,应强化数字中国战略关键作用、发挥创新要素配置作用,营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良好生态,以提高数字中国战略实施的政策效果。     

大数据合作资产估值模型与数字经济会计信息披露

数字经济情境下会计财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受到挑战,基于企业财务信息的传统估值理论及模型效力降低.本文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理论,通过能够反映大数据合作资产宽度的月活跃用户量和市场占有率、反映其深度的用户变现能力和用户粘性、以及同时反映其宽度和深度的颠覆力指数等指标刻画企业大数据合作资产的价值,由此,提出基于数字经济下互联网企业的相对估值模型,并选取短视频行业的非上市独角兽公司--快手、抖音及在美国上市的对标公司陌陌作为研究对象,验证该估值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理论的估值模型能有效评估数字经济下互联网平台类企业的价值;数字经济中大数据合作资产等相关信息表外披露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推动会计财务理论和财务报告体系改革.本研究可对我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以及科创板和创业板的上市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关联方交易与企业成本粘性——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提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企业降低成本,成本管理显得尤为重要.2020年初,疫情在全球爆发并迅速蔓延,企业的生产经营普遍受到冲击,降低成本是后疫情时代各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各企业得以生存的关键.以2011—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关联方交易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关联方交易水平越高,成本粘性越大,抵贷型关联方交易对成本粘性的正向影响比购销型关联方交易更显著,机构投资者参与能够显著弱化关联方交易对成本粘性的正向影响,且关联方交易对成本粘性的正向影响在低程度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越多,关联方交易对成本粘性的正向影响越弱,融资约束越低,关联方交易对成本粘性的正向影响越弱.该研究丰富了关联方交易经济后果和成本粘性动因的文献研究,为成本粘性动因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有助于企业优化成本管理和完善公司治理.     

环保法庭的设立是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吗？——基于企业绿色并购的实证研究

寻求有效机制解决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共识,那么研究环境司法强化能否推动企业绿色成长,进而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基于2003—2020年上市企业并购事件数据,以我国环保法庭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企业外延式绿色成长——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而非高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的设立有助于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并购。机制检验发现,环保法庭的设立提高了司法惩治力和公信力、增强了公众环保意识,从而对企业形成环保约束。进一步检验发现,绿色并购具有绿色整合效应并提高了企业的绿色绩效,与其他治理模式相比,绿色并购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具有长期性,且能够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但绿色治理的宏观转化效应有待提高。     

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成本粘性是解释企业成本管理行为的关键.文章从成本粘性的成因入手,研究了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分别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和两者交互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19年的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研究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单独作用于成本粘性均起到抑制成本粘性的作用,两者共同作用于成本粘性时存在替代效应.并对企业如何正确对待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提出建议.     

数字创新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要素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构建数字创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将全样本微观层面ICT专利申请授权量数据汇总到省级层面衡量数字创新，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探讨数字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推动技术进步和提升规模效率。在计算机类数字创新、沿海地区、南方地区等情形下，数字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更显著。在2008年之后，数字创新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对规模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创新将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渠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创新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智能化转型与劳动力成本粘性——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20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文本挖掘法构建智能化转型水平指数,实证检验智能化转型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智能化转型能显著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且抑制效应具有持续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智能化转型主要通过纠正管理者乐观预期、减少管理者机会主义以及降低调整成本来抑制劳动力成本粘性;智能化转型对企业普通员工劳动力成本的调整影响显著,对高管人员的影响不显著;在国有企业中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智能化转型的作用更加明显。     

管理者过度自信、非效率投资和成本粘性

运用2011—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并尝试从非效率投资角度解释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比非过度自信的公司具有更高的成本粘性,且非效率投资在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该研究对规范决策中的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制约企业非效率投资进而降低成本粘性,提高企业的成本管理有效性和经营效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亲缘关系对家族企业资产结构及绩效影响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视角

家族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正面临着新的管理问题。基于458家上市家族企业的观测数据,通过构建亲缘关系与企业绩效、资产结构的关系模型,研究了亲缘关系对家族企业资产结构及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代理成本的降低,相比于远亲家族成员,近亲家族成员参与经营的家族企业,其流动资产比率更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也更好;由于社会情感财富约束的减少,相比于血亲家族成员,姻亲家族成员参与经营的家族企业也更倾向于配置流动资产,实现更好的经营绩效。因此,家族企业在引入亲缘关系时,需要考虑不同亲疏程度和身份获取方式的家族成员应该赋予的职位;在配置资产时,应该考虑向流动资产倾斜,优化企业的资产结构。     

自由现金流量、内部控制与费用粘性

以沪深两市2010—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自由现金流量对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自由现金流量和费用粘性关系的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明显的费用粘性;自由现金流量与费用粘性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自由现金流量与费用粘性之间的正向关系起到抑制作用。因此,要加强成本费用管理,有效控制费用粘性,必须加强自由现金流量管理,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管理者行为、公司治理与费用粘性分析

在市场机制的影响下,当业务量发生变动时,企业应在权衡业务量与成本费用匹配关系的基础上,对成本费用进行调整,以期抓住机会、应对挑战。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对我国A股的2 500家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销售和管理费用粘性情况进行考察,研究结果显示管理层的扩张动机会增强费用的粘性程度,而且从经济学角度看,在资本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中,这种影响更明显。同时还发现公司治理机制通过约束经理人的自利行为和扩张意图,会降低费用的粘性程度。因此,加强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抑制由管理者的自利行为所引发的费用粘性,从而帮助企业有效地进行成本管理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