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翔凤公羊学说述微

宋翔凤以为,孔子受命为素王,述《易》、《春秋》之“微言”, “微言”著见于群经之中,更集中体现于《论语》,故宋氏借诠释《论语》而申述《公羊》之张三世、通三统诸义。其三世说在三世异辞与三世进化的基础上特重太平世,以为孔子作《春秋》是为致太平,然不同于传统公羊家“文致太平”之说,而以太平世为实际,已然背离了《公羊》张三世说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其论通三统,虽貌似沿承旧说,但又局限在礼制上说三统,这事实上完全取消了两汉公羊家通三统说中“以《春秋》当新王”这一最核心的观念。故宋氏之公羊学虽不乏有独到创见,但从另一面讲则颇失《公羊》本意。     

《周易》书名疑义辨析

关于《周易》书名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主流看法是以“周”为代号,以“易”为“变易”。以“周”字“义取周普”者,亦多有支持者。对“易”为“变易”义的诠释又有许多不同路径,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来导向“变易”说。这些诠释与看法存在不少问题,未必是《周易》书名命名之本意。     

严复《〈老子〉评语》略析

严复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在评点《老子》时,将老子之“道”与斯宾塞之社会学思想互证,以“无为而治”来比附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用“为学”与“为道”的统一说明《老子》具有与西方逻辑学相通的科学思想,并将“道”与西方的自由、平等、进化、文明等概念相疏通,这些都具有浓厚的中西会通色彩。这种会通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从先秦史官职能看《老子》的箴言体特征

老子乃“周守藏室之史”,其史职特征奠定了《老子》写作的基础。在先秦众多的实用类文体中,箴句式整饬,声调和谐,是极具训诫性、经验性等特征的权威性文体,《老子》八十一章具有箴言体特征。从形式上说,《老子》箴言以四言、三言为主,多用韵语,借礼乐、《诗》乐之“势”,以庄重凝练之语自重其道;从内容上说,老子经常引用、借用已有的箴言,又大量自作箴言,包括以道之名作箴言、以圣人之名作箴言、以侯王之名作箴言、以“上者”口吻作箴言等四种形式。《老子》箴言体的表达形式,与其思想内容相得益彰,极大地增强了老子思想的传播力,使《老子》在后世成为道家、道教的经典,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语》“温故而知新”章诠释与儒家师道的建构

师道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论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章是历代儒者阐发、建构师道的重要文本依托。自汉至清的经学家,透过字句诠解、文献互证、义理建构等方式对“温故而知新”章的内涵作出了诸多解读,从教学义、尊德义、治事义三种视角探讨师道,使“温故而知新”衍生为学问方法、成德工夫、政治殷鉴三种不同形态。相应地,“师”被诠解为学问之师、德性之师、治事之师。历代歧解虽建立于不同的学理预设之上,然皆旨在说明儒者何以为师,并因之以建构理想中的师道。     

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王闿运《论语训》兼采古今之释经特色探析

晚清经学随着常州公羊学派的兴起,出现了一股“经典释义《公羊化》”的倾向。王闿运经学派别之归属,历来多归于今文学派,而事实上他并不拘泥于学术史之今、古门户之争,其治经风格倾向于“兼宗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其《论语训》既有别于刘逢禄、宋翔凤、康有为,也不同于俞樾等,在“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的主旨下,“采辑古今所传,以广集解;又下己意,通其所蔽”,呈现出“训诂与微言”相结合,古今兼采的释经特色。     

朱熹解《论语》"吾道一以贯之"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

朱熹解《论语》忠恕“一以贯之”,以“圣人之心,浑然一理”为一,以“一本万殊”解“一以贯之”,并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联系起来,讲“‘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忠恕;‘一以贯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说”,从而建立了“天地无心之忠恕”“圣人无为之忠恕”“学者著力之忠恕”的理论结构,并在这个结构中阐释《论语》忠恕“一以贯之”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区别和相互关系。     

《老子》经文校正遗留说略

阐释《老子》经义，以音义互证为主要手段的经文考证是基础，在这方面前人做了很大成就，但是也有明显不足：一是没把以义证音的原则贯彻到底；二是把以音证义的内容看得过于狭窄。     

焦循易学宗旨管窥

焦循指出 ,《周易》的宗旨就是“教人改过”。因为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能够被“教” ,《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便是圣人教民以治天下的结晶 ,而阐发《易》理的《论语》和《孟子》则是对“伏羲之教”的继承和光大。同时 ,“变通”又与“改过”等义 ,《周易》中“以同声为假借”的丰富内容就体现着“变通”的思想 ,这不仅成为焦循衡量过往一切易学典籍和易学家的一个重要标尺 ,而且也因此使其易学具有了道德哲学的显著特征 ,并充满了生气与活力。     

《老子》“道者万物之主也”古今注译辨析

《老子》第62章提出了“道者万物之主也”的主张,古今注家轻忽老子思想本质及《老子》文本实际,多将其解为“万物被道宰制”或“道是万物的主宰”。实际上,老子是反斥外力主宰万物的,《老子》文中也未有道宰制万物的语义表述。验之《老子》,“主”于修辞角度当用其本义（“微弱的灯火”）,而于语义视角则应用其与“助”、“辅”共通之义（“相依相佐”）,也用其与“职”、“掌”同源之义（“主动认知而作为”）,而不应释为其引伸义（“主宰”或“宰制”）。“道者万物之主也”要义为：老子于乱世中将道比作黑暗中微弱的灯火,坚信唯有道才能真正辅益万物生发成长,助力乱世返璞归真,而在此过程中起主导或主宰作用的是万物或世人,而非工具或境界性质之道。这体现了老子以人为本,崇尚自然,信仰唯有主动皈依自身本真才是万物或乱世之拯救正途的济世情怀。     

经学札记三则

一,《周易》与周礼相通,可以互证。但是解说《周易》反映的古礼必须谨慎。二,《春秋》可以当礼书看,其中贯穿了孔仲尼维护周礼的原则精神。三,昭公元年《左传》记穆叔赋《鹊巢》而赵孟“不堪”,古今注家大多不知其所以然。解说春秋时期赋《诗》明志若要求其准确,就必须抓住切合当时情境与《诗》原文的契合点。     

谦让的学问

以谦让为美德，由来甚为久远。《周易》有《谦》卦；《尚书》云：“满招损，谦受益。”《老子》反复以水为喻，赞扬水能处下，居众人之所恶，也包涵这一层意思。人们对很多传统道德观念持批判态度，但恐怕很少有人对；谦让精神表示质疑。     

《易经》、《老子》之"道"的比较

《易经》与《老子》之"道"及其"反"、"复",既有表面上的用词相同、相似之处,又有概念内涵上的相互关联之处,还有其所反映思想上的不同之处。《老子》之"道"为点、是生成的原因,《易经》之"道"为圆、是被生成的结果;《老子》之"道"为水,《易经》圆"道"上的《坎》、《坤》也象水;《易经》中"反"、"复"同义,《老子》中"反"、"复"之义相反。《老子》通过阐述"道"之"反"、"复",反映出与《易经》不同的思想。     

《论语》词类中的名动同形现象考察

《论语》名动同形词分两类,一类以动词为起始义,即动静同形;一类以名词为起始义,即体用同形。《论语》体用同形词在后代分化为六种不同类型。“名词活用如动词”说在范围上廓划不清。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     

唐文治《读易提纲》述要

《读易提纲》是唐文治先生所作《十三经提纲》第一卷有关《周易》部分的入门纲要。《读易提纲》虽为“开示初学读经门径”所作,但并非搜辑旧说,而是贯注了蔚芝先生对于易学的基本理解,是我们探寻蔚芝先生易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从《读易提纲》可见,蔚芝先生论《易》始终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所谓“惟折衷于圣传”。具体来说,一是基于孔门解《易》之家法,强调通过象数义例来通达言、象并进而发明圣义,在象数义例的使用上以《十翼》为界;二则是在义理的阐发上同样以《十翼》为准绳。这不仅是理解蔚芝先生易学整体之枢要,也是“千古解《易》之准的”。     

《论语》“老彭”新考——兼论孔子之“述而不作”

《论语·述而》篇之“老彭”为谁,此为学术界之一大公案。或以为商朝时老彭,或以为尧时彭祖,或以为老聃与彭祖的合称,讫无定论。今依据文献,辨析诸说,结合语音变化规律,考定“彭”即“伯阳”之合音。人多以“伯阳”为老子的字,实则老子字“彭”,“彭”为鼓声,正与其名“李耳”义相关联,“伯阳”乃“彭”之音变。老子喜述古道,正同于孔子之“好古”。孔子之“述而不作”,“述”在于传承文化,“不作”则上通于老子之“无为”。     

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根据帛书《要》篇,“观其德义”是孔子易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孔子并由.此将《周易》由卜筮之书转变为德义之书.“德义”为析言,在帛书《易传》中有多层含义.孔子“观其德义”的目的,是在“巫史《易》”之上建立起“君子《易》”的传统.这个“君子《易》”,在追求道德性认知和成就的同时,还积极地吸纳了阴阳哲学的观念;而阴阳哲学反过来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宇宙论背景和深度.在《要》篇中,卦爻辞是孔子“观其德义”的出发点及阐释的重心,由此亦与“巫史《易》”的解说进路区别开来.此外,君子“观其德义”还包含了“成德于己”和“施教于民”两个方面,前者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后者需要统治者保持谦谨之德.     

论宋翔凤以《公羊》解《论语》的得失

宋翔凤是清代常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以庄氏真传说<论语>,著<论语说义>.宋氏认为<春秋>微言莫备于<论语>,故<论语>中的"大义"也须从<春秋公羊>中求之.这不但为常州庄氏的<春秋公羊>学开辟了新的途径,也是古往今来众多<论语>著述中最别开生面的著作.本文从著作缘起、研究方法、学术特色等方面作了得失评说,阐述了其人其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论《淮南子》对老庄道家镜喻的承续与转化

《淮南子》对老庄道家之镜喻的承续表现为:以《俶真训》之“镜太清者”继承《老子》之“涤除玄鉴”,阐述主体以明镜般的心灵观照道体在内心的呈现,此为反观自照之法;以《原道训》之“镜与形接”继承《庄子》之“用心若镜”,阐述主体以明镜般的心灵观照外物并对天下治理产生实际影响,此为外观照物之法。《淮南子》对老庄道家之镜喻的转化表现为:将黄老思想注入老庄道家的镜喻中,使“镜太清者”和“镜与形接”成为王者涵容天下之术,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吾人既应注意厘清《老子》《庄子》《淮南子》之镜喻间的差异,也应统观道家镜喻源流史,道家镜喻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