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泰州学派儒学叙事“事象”的原创性话语

目前泰州学派思想研究以儒学平民化、世俗化转向为主要对象,鲜少从民间讲学、以“事”行“道”的“道”叙事行为方面进行考察。要理解泰州学派民间儒学“道”叙事的原创性话语,需要借助概念——“事象”。因为泰州学派依托《大学》格物说,鼓倡以“身”为本,“身”参与进入“家国天下”连续体,而民间讲学的“道”叙事行为使人们面向这个世界并获得空间归属感,百姓日用也得以在叙事中敞开和呈现。所以“家国天下”乃空间叙事的“事象”,有别于历史叙事的家国同构和编年体时间叙事模式。它们既可指涉特定空间场所,也是具有形而上意味、虚实交融的空间之象。“事象”提供了理解中晚明民间叙事繁荣的思想基础。     

叙事与节奏:奇正 张弛 起伏——艺术辩证法之一

艺术叙事的秩序化过程 ,包含着可然律或必然律。“非奇不传”,贵在平实中传奇 ,传事之情。节奏变化的张弛之道 ,起伏之理 ,是维系或赋予时间意象以艺术生命和美感效果的潜在性动因。     

《左传》叙事的解经意义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对于解读《春秋》之“义”,它的价值在于,只有通过《左传》的叙事,才能了解《春秋》“事”的始终本末,进而探求“文”的“笔削褒贬”之“义”.     

汉字字形叙事之管窥

董乃斌先生《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刊上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一文中提及“古老的中国文字,就是为记事--叙事而产生,而进化,而成熟的”观点,并有所示例。班固汉字“六书说”中有“象事”、“象意”两项,董说也许可与之印合。董说似还可以拓展许慎“六书说”中有关“会意”等构字法的诠释思路,为汉字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故在借鉴总结前人说法的基础上,试对汉字与生俱来的象形表义、音义结合、立体叙事的特点进行粗浅解析,以回应补充董先生的观点,并说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之源远流长和植根之深厚。     

发明朱子之学的蔡清易学观

蔡清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易学家,《易经蒙引》为其代表作。蔡清通过解读朱熹《本义》,提出了三易之说,认为易有三易,有天地之易、吾身之易、《易》书之易。三易皆为一阴一阳,贯穿着变化之理。天地之易与吾身之易是先天客观之易,而《易》书之易则是后天圣人之易。《易》书模写天地之易和吾身之易,是天地人身之易之影子。《易》书有至微之理和至著之象,象寓于理中,理寓于象中,至著之象与至微之理融为一体。蔡清接受朱子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但却淡化其卜筮作用,主张道义配祸福。蔡清的易学观不是简单的叙述朱子易学,而是依据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发展和超越了朱子之学,成为当时朱子易学研究的重镇。蔡清的易学观在明代乃至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左传》叙事体例分析——“每事自为一章”

《左传》所记述春秋年间大大小小史事的文字,约有数百篇。作者在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精心选择加工,“别出炉锤,笔夺天巧”(赵翼语),叙事手法极活泼而富于变化,不拘一格。清人刘熙载称“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①,并非溢美之辞。然就其基本叙事形式而言,则无外乎两大类型:一类是用整篇文字记叙完一事之始末,即“每事自为一章”者;另一类是在若干年之中写出一事的全过程,即“分年散见,隔‘传’相接”者。本文仅就《左传》“每事自为一章”这类叙事体例的性质和特点作一些粗略的分析探讨。     

《长生殿》叙事结构探析

依据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可以认定洪《长生殿》中杨贵妃一人,“密誓”一事,是其“主脑”,可见李渔“立主脑”的结构理论是符合戏剧艺术的叙事规律的。     

兴会神理 无韵离骚——《史记》神理叙事的诗性韵味

感兴家国身世成败之事，铺排朝野显隐之象；会通古今兴衰神妙之理，妙悟天人穷通之秘，这是《史记》神理叙事给人们的重要启示。《史记》以人为本叙说历史，从即物穷理的高度、客观地铺排写照，不仅仅是讲述历史，而且生动地演说着人生，使历史巨著——《史记》具有《离骚》一样的诗性韵味。     

《周易》象数思维中的矛盾现象

《周易》的象数思维是从取象向逻辑思维的一种推移 ,是以符号和数为媒介 ,认识、推断或预测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的思维形式 ,它在借助形象思维的时候总是伴随着数的变化 ,以象数合一的观念考察事物变化的过程和规律。象数思维包括取象思维和运数思维两种思维模式 ,在《周易》的象数思维中 ,存在着取象的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矛盾 ,也存在着“运数”比类的矛盾现象。     

论《史记》的叙事张力

《史记》的叙事有其特色,其叙事元素之间的张力是其成为既是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表现为"序事"与"凑理"之间的张力。"序事"与"凑理"的结合,在不勉强读者接受作者观点的情况下,使历史叙事给人以有力的感染;另一方面表现为"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让读者在品味感知历史人物性格及其对社会历史性作用的同时,会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入思考。     

电影编剧视域下《聊斋志异》叙事艺术考察

从电影编剧角度看,《聊斋志异》大量运用插叙、补叙,容易削弱小说的悬念感和吸引力,而一个叙事文本中出现多条情节线索时,作者未必仔细考虑了这些线索之间的互文或者对话关系,这就导致其文本缺乏情节设置上的严谨性和主题表达上的力度;缺乏结构意识或者说对叙事节奏把握的不理想,导致《聊斋志异》的叙事要么铺垫阶段过长,要么人物在“对抗”阶段遇到的障碍没有强度和挑战性,其障碍的解决方式则过分依赖“神迹”。此外,《聊斋志异》的叙事重心在于“事”,尤其是关注 “事”之“奇异”,而对人物刻画似乎并不在意,其人物刻画方式单一。《聊斋志异》的叙事手法在当时可能具有合理性甚至超前性,但在进行电影改编时,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之后,才能符合电影编剧的要求。     

张爱玲华文家族小说中的叙事时间与叙事伦理

在张爱玲一生所创作的《倾城之恋》《金锁记》《创世纪》《小艾》《怨女》和《小团圆》六部华文家族小说中,叙述者通过对叙事时间策略巧妙而独特的运用,使叙事时间呈现出以倒叙为主的时间倒错的主体特征,并大量使用省略、概要、停顿、拉伸与场景等手法,形成快慢有序、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此外还以单一型、重复型和概括型相互交织融合的方式,产生简约与繁复交替的叙事频率,由此建构出富有弹性和张力的叙事时间,从而使作品叙事结构更为独特与合理,作品叙事伦理的建构更为有效和丰富,对读者伦理情境的影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尚书》《春秋》的记言叙事艺术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主要记言；《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专门记事。《尚书》所记之言虽然“佶屈聱牙”，但能围绕中心，分明层次，并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春秋》所记之事虽然极其简略，但初步确立了叙事散文的基本规范，叙事系统、严谨，坚持道德原则。而且，《尚书》有许多作品在记言中有叙事成分，亦有以叙事为主的作品。其叙事能根据事情发展的先后次序，条理清晰，首尾完整，富有表现力。《春秋》虽然专门叙事，但在语言运用上的艺术原则和艺术技巧却十分突出，文字表达比《尚书》有明显进步。它们不仅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两大源头，而且也是我国记言叙事文之祖。     

试论《左传》的叙事特色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史传文学中,《左传》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①历来研究者常把它和《史记》並称,尊为历史散文之祖。刘熙载作过一个很好的比喻:“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也。”②在《左传》多方面的成就中,叙事之工是它的主要特色。人们备极赞赏,为之倾倒。“左氏之叙事也……跌岩而不群,纵横而自得。     

《红楼梦》意象化的叙事者

"石头"充当叙事者成为意象化的叙事者,这是《红楼梦》独特的叙事特点。从"以象含事"展开主题意旨、"以象写事"建构人物形象、"以象运事"推动叙述层次转换等方面,石头意象发挥了独特的叙事功能,从而使得《红楼梦》叙事具有了诗化叙事的形式意义。     

《左传》叙事视角研究

《左传》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真正起点和开篇,对于中国叙事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引申出如何看待“文史不分”与中国叙事传统的关系问题,以全知叙事、纯客观叙事和限知叙事三个方面对《左传》叙事结构的生成过程进行了辨析;认为《左传》的叙事并非以“文学性”的实现为目的,而是担负“史”的功能,其“文学性”的实现是一种历史的发生,也是一种解释的迁延;同时,在叙事上摒弃了单一的记事或记言的旧制,以“言事相兼”为手段,真正实现了中国历史记叙从账簿似的大事记向以写人物活动的历史叙述的转移,将中国史学记叙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文史互见的基础上,发见了中国叙事的“由史入文”、“允文允史”的基本特质。     

叙述成长——《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叙事比较

《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关于成长的叙事经验都来源于社会历史意识,具有“史”的可信度,“史传合一”是共同的叙事规范。《红旗谱》以阶级斗争为叙事动力,由农村说书艺人线性叙述朱老忠“在斗争中成长”,史传语言较有历史感;《青春之歌》以思想领路人推进叙事,由思想工作者线性叙述林道静“在受教育中成长”,理性语言少文采有说教味;《三家巷》则以生活网结点的异动和松解为叙事动力,由中学生诗人扇形叙述周炳“在生活中成长”,诗性语言极富抒情性     

论《史记》叙事增饰的艺术性

《史记》“史笔之妙,开合变化,又足以形容”,充分表现出司马迁对事件叙述和人物描写的灵活把握。这种灵活把握主要体现在《史记》叙事有增饰,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以明确的概念加以阐发了。本文要阐述的是司马迁在运用这种手法时的具体操作问题。首先,司马迁叙事增饰的高超表现在他善于凭虚想象,拟事代言,笔补造化上。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离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和惊心动魄的楚汉纷争年代还不远,但时间的推移足以使许多真人真事在流传的过程中演变成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即使是那些得之     

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尝试 ——评马笑泉《迷城》

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官场小说热,马笑泉近作《迷城》也以反映官场生活为主要内容,与此前官场小说叙事逐渐固化的“成长叙事”“官场探微”“腐败揭秘”等叙事模式相比,《迷城》之叙事有较新的突破,其主要表现在马笑泉将官场叙事的情节置于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上,将文学创作与文化影响相结合。《迷城》之叙事,不仅让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小说叙事的根底更为雄厚,而且还改变了已有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单一化局面,兼容了更为广阔的思想与人生之“思”,实现了“官场”与“人生”真正意义上的链接,为后续官场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     

《西游记》中的“七七”与“九九”

古代文学用“七”与“九”乃至“九九”作为章节、情节联系之数度的并不少见,但是用“七七”之数,特别是以“七七”、“九九”两循环之数错综交互为章节、情节的结构素,却是《西游记》的首创。由于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西游记》叙事并用“七七”、“九九”之数为度。两者交叉互补,形成《西游记》章回布置与情节结构的数理机制。这一做法虽然主要是古代佛道中人才容易感知寓意,但一经揭明数理,普通读者也不难理解其加强文本叙事层次性、整体性结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