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西村茂树"公德论"之建树

西村茂树在推动日本道德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日本国民“公德”状况的改观,提出了关于日本近代“公德”建设的独特见解。西村茂树对“公德心”之培养的论述,不是按照常用的理论推导,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结合明治初期日本“公德”的状况,将“公德”分为“消极公德”与“积极公德”,列举出现实社会中“公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弊端,称之为“消极公德”;在此基础上,又列举了理想的、积极的、高水平的社会“公德”应该有的状态,称之为“积极公德”,这为人们的“公德”行为设定了理想的目标。西村茂树“公德论”的理论贡献是：“公德论”勾勒了关于高水平社会“公德”的国民思想像,描绘了社会“公德”的理想状态,为社会“公德”建设指明了方向;“公德”建设强调“借政府的力量是必要的”,对政府推动“公德”快速提升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作为日本弘道会的会长的西村茂树将“道德论”与弘道会结合,使弘道会成员以身作则,做“公德”的示范,然后向民众阐述,从而推动了社会“公德”迅速发展。     

“核爆”悲剧的历史书写

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书写了苏联的近代史：从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到切尔诺贝利的“核爆”，不是被他国侵略就是侵略他国，始终处在战祸与灾难中。大江《晚年样式集》书写了日本的近代史：从“二战”侵略他国、乃至招来灭顶之灾广岛和长崎的“原爆”、福岛的“核爆”，从未逃离“核爆”的威胁与恐怖。前者考察了苏联国民从“二战”至今的历史变迁中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后者批判了“天皇制”下日本国民从“二战”至今所经历的灾难史。二者异曲同工地书写了不同国度的国民拥有着相似的历史记忆和悲惨命运，进而警示“核爆”问题已超越其本身，它预示着未来的时代将会走向“核兵器”时代，毁灭全人类。     

关于国民公德建构的思考

本文指出公德概念有三种：一是指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二是指相对于私德即个人品德之外的一切道德而言；三是每个国民应恪守不渝的道德。这第三种国民公德涵盖一切私德与公德的所有的方方面面。所谓国民公德，就是为人民服务，亦即人民群众相互服务，也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新道德，其实质则是平等、互助。     

梁启超国民政治论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梁启超构建的国民政治理论认为：国民是具有独立、自由、平等人格, 享有权利、负有义务、有良好公德的国家主人。国民政治是法治政治,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国民政治的实现、维持和运用。其原动力皆在国民自身,国民应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他的这一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大学生的公德问题及教育对策

目前，大学生存在的公德问题是：1．自我认识存在偏差，2．家庭教育有缺憾，3．公德教育是“应试教育”，4．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提高大学生的公德水平，应采取一些有效的对策：1．培养大学生的“自律意识”，2．建立各种规章制度，3．加强校园文化建设，4．树立文明典型。     

1913年至1914年间的“道德救亡”思想解析

1913年至1914年间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道德救亡”思想是在民国初年特定的背景中出现的，其主要手段与方法为：实行政治革命，注重社会革命，推进国民道德重建；倡导正义；建立道德权威；改造道德信条，反省自爱，以私德促公德等。客观而言，“道德救亡”思想既是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又是对新价值的追求，是从旧价值解体到新价值建立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方案。由于它自身的缺陷，“道德救亡”思想不能成为制裁社会堕落的克星，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

公德与私德是梁启超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而提出的两大道德范畴,在论述这一对范畴时,梁启超分别对二者的含义和存在的必要性做了充分论证,以此表明公德和私德的重要价值地位和由公德到私德转换的应然选择。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前后思想不一致的矛盾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特定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冲击使梁启超表现出不同时期对公德和私德不同的倾向性;其二是在如何培养公德上,试图以"外推"的方式经由私德培养塑造国民公德,促使梁启超在后来特别强调私德价值和作用,这一原因是梁启超思想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     

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中国与“信息高速公路”

中国如何依据国情，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构建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构建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战略是：提高国民信息意识：加强宏观调控与指导；加快信息立法；解决信息人才匮乏问题；加大投入；加快信息产业化：加强协作与联合；加大计算机教育力度；加快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标准化建设     

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

［摘要］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梁启超，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站在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写下了著名的《新民说》，其中较为集中的阐述了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公德和私德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在公德和私德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以期能提高国民素质，造就新民，为国家尽责。     

从“脱亚”、“入亚”看日本的亚洲观

近代以来，日本的亚洲政策经历了“脱亚入欧”、“脱亚入美”、“回归亚州”三个阶段，与此同时，日本的亚洲观表现为殖民主义亚洲观、依附主义亚洲观和新亚洲主义三种形态。日本亚洲观的历史嬗变与其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并与日本向何处去这一日本民族的根本问题密切相关。它具有矛盾的两面性，既促进了日本的社会发展，也给日本及亚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在日本举国提倡“回归亚洲”的今天，日本能否对近代以来的亚洲观进行解剖与反省，将对日本的未来发展与亚太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化法治70年回眸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我国文化建设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在反思和总结“文革”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文化法治建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法制基础，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以2018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宪为起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法治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以《文化遗产保护法》《文化教育管理法》《公共文化服务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为“主要内容”，以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使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文化法治体系”正在形成。     

人工智能及其现代性困境的哲学思考

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为主要发展动力，作为新工具、新技术的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了政府公共行政效率，并潜移默化地改善了现有生活方式，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工智能由"主体"人创造，人对技术的发现遵循着自然律，但是日益进步的技术导致人主体理性膨胀，出现了现代性困境，人对技术依赖度越强，越受技术奴役，形成"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国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人类应理性使用新工具，运用哲学的思维规范AI伦理、拥有AI思维。     

“最多跑一次”改革: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行政创新运动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我国“放管服”改革的一大创新，但是其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价值并没有被充分认知。步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政府改革的指导原则。在公共行政实践创新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了公共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沟通，表征了政府对人民服务效能的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承诺，克服了政府本身的“索取”欲望。在公共行政理论创新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试图融合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长期争论，兼顾政治与行政、公平与效率、私利与公利的二元价值。要巩固和升华改革成果，让“中国话语”在公共行政领域落地生根，仍需探索“以人民为中心”与“以领导为中心”、依法治理与柔性治理、简政放权与加强监管之间恰当的平衡点。     

婚姻家庭“输入—输出”的公共政策过程分析

婚姻家庭本质上是个人的私域领域,然而,由于涉关社会秩序稳定、充当社会"缓冲阀",又被纳入到公共领域。婚姻家庭在公共领域中体现为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政策,具有公共政策过程的一般特征,可采用"输入—输出"分析。在输入端,近代以来的多元化价值观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致使婚姻家庭在公共政策输入时有所异化。在输出端,现实中的婚姻家庭异化为"假结(离)婚"、"巨婴"、"啃老"、"婚姻不忠诚"、"昂贵彩礼(嫁妆)"、"婚姻仪式杂乱"等问题。婚姻家庭公共政策的根本问题在于"输入—输出"中社会公众对婚姻家庭公共政策的有限度参与导致的。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婚姻家庭向往自由人际关系,意味着国家的适当介入可有效促使婚姻家庭公共政策改进。     

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的治理模式演进与“三治融合”理路

村容整洁""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村的公共环境卫生状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存在差距.我国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大致经历了"自发性治理模式""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三个阶段."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并不是最优化的治理模式,其自身缺陷使得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极易出现"张弛无序"现象.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是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必然选择.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自治具有制度依赖性和技术依赖性,应以自治管理制度构建和农村环保技术开发为突破口;自治应注重"量力而为"原则,不能排斥市场行为和社会参与.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法治体系构造应以制度完善为切入点,改变城乡分治的立法局面,出台与我国法律规定相配套的实施制度,引入人工智能、地理信息和远程监控技术,创新生态环保监管执法方式和格局.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德治功能应当通过双向激励性宣教、农村人口结构优化、乡规民约重塑予以实现.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阻点”及其破解路径研究 — —基于利益相关性视角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行之有效的切入点。但当前，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在不同利益主体不同利益关注点下，出 现了多重阻点，如政府有限利益认知下的治理排序选择；政府“重当下政绩，轻远期生态”的行政作为；村民“重当下收益、轻长 远生态”的个体作为；村民“重私人利益，忽视公共利益”的习惯性倾向；乡村污染型企业主“重成本支出，忽视生态环境”的行为 选择等造成了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重重“阻点”。为破解这些治理阻点，需要重构乡村生态环境整治利益机制，重塑利益链条，并 建设包括理念重整、生产转型、技术提升、监督强化等在内的路径体系。     

20世纪以来中国彝族与日本大和族跨文化比较研究

世纪之交，人类面临种种危机：流行疾病、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各种现代化危机的产生，在20世纪后期引发了遍及世 界的“文化寻根”热。作为邻国的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寻根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 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随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彝族说”为其中关注的焦点。日本的文化寻根原本是为“日本 人论”寻找源流，在此背景下，出现诸多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 较研究为中心进行特征分析，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突破传统文本，通过影像志方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将是未来的新趋势。     

“礼”入苗疆:清代清水江文书中的婚姻世界

雍正朝大力开辟黔东南苗疆之后，清王朝对该地实施了全面的开发与经营，推行礼治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全面干预婚姻生活成为礼治的重要内容。人们不仅开始以“六礼”的程序来实现婚姻的缔结，且在初婚与再婚里，已逐渐形成了“文字凭据”的观念，“庚贴为凭”的婚姻程序为人们所接受，一般性婚书开始流行。而“嫁卖生妻”、休妻与退婚，是人们娴熟利用儒家的“礼”来强化男性在婚姻中的主导权的表现。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积极地参与人们婚姻的缔结与变动，这种婚姻监督与监管权从亲属向政府地方代理人的转换，无疑是一重要的新转向，表明国家权力通过干预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婚姻生活而全面进入苗疆基层社会。     

抗战时期宁沪地区“清乡”与反“清乡”过程中各方立场的考察

1941年，为配合日本的“南进”部署和加强汪伪对宁沪基层的控制，日汪决定联合对宁沪地区进行“清乡”。然而，在“清乡”过程中，日汪集团内部冲突不断，日益瓦解；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在经过短暂的共同反“清乡”后亦分道扬镳。为期四年的“清乡”与反“清乡”斗争，呈现出抗战时期宁沪地区斗争形势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试论“黑船来航”事件与日本开国的必然性

1853年，美国海军司令佩里率舰队扣关日本，迫使日本仓皇开国并签订条约，结束了长达200年的“闭关锁国”政策。通 过对“黑船来航”事件始末、幕府朝廷和有志大名对来航预告情报的动向进行梳理，分析发现日本开国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 性。其主要原因在于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外扩张，日本被卷入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可避 免；日本幕藩体制的松散性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升级影响了德川幕府统治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面对外来势力日本早有危机意识， “黑船来航”之前具有开国倾向性的言论也已萌芽；日本“边缘”性的传统文化利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尤其对西方文化思想的 吸收使得日本知识分子进行了反思与觉醒，催生了冲破封建牢笼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