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潘富恩、徐余庆《程顥、程颐理学思想研究》

1987年徐远和《洛学源流》与刘象彬《二程理学基本范畴研究》面世。次年潘富恩、徐余庆师生合著《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及庐连章《二程学谱》也出版了。两年间四本书探讨洛学,可谓丰收。徐远和《源流》注意洛学与关学、王安石新学、象数学和蜀学的关系,第七至十一章谈二程传人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尹焞、张九成、罗从彦、李侗、赵复、郝经及许衡。至于洛学的心学化,仅介绍张九成与陆九渊。对二程本身的钻研,以潘、徐《研究》最全面和精详。英国伦敦大学汉学教授葛瑞汉(A.C.Graham)在     

尹焞理学思想探析

尹焞是程颐的弟子、两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重要理学人士。其一生笃守伊川之学，重视孔孟之道，提出“主一即是敬”、“身心收敛即是主一”，强调“真知”必能行的修养践履之功，对理学在中原地区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高闶《春秋集注》的理学特色

高闶是南宋四明洛学的开创者 ,他的《春秋集注》继承了胡安国的学术路径 ,以义理解经 ,道德化、政治化的倾向非常突出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南宋初年四明洛学者的伦理、政治思想。高闶在《春秋集注》中 ,尤其强调封建纲常 ,突出“尊王攘夷”并表达了一系列经世主张 ,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 ,对后世的《春秋》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王安石《易解》与《孟子》的关系刍议

王安石推崇《孟子》 ,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对“权”、“时”、“才”、“心”等的有关论述直接继承孟子思想而有所发展。王安石这种思想又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 ,是他后来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易学上 ,王安石以孟子思想解《易》是学术新发展 ,对程颐以注《易》来阐述理学也有影响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周敦颐《太极图说》对中医学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

从周敦颐《太极图说》思想出发,探讨其对中医学学术发展的影响,阐述宋明理学与中医学之间内在的学术联系。认为《太极图说》是朱丹溪“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和明代温补学派“命门学说”的学术之源,开中医学探求生命本源的风气,是“太极命门”的立论根据。研究《太极图说》对于中医学具有重要意义。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王通《春秋》学考述

王通是隋唐儒学变革的先行者,他的《春秋》学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钩稽《中说》里王通对《春秋》和其接续《春秋》所作的《元经》的论述,我们可以整理出王通的《春秋》观,也可以管窥到已经亡佚的《元经》的大致轮廓(作意、起止、取舍、笔法、义例等)。在对王通的《春秋》学复原后,通过历史比较,我们发现,王通的《春秋》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则它是唐宋“义法史学”的先驱,二则它是中唐以后《春秋》学研究中“舍传求经”学派的前导。     

《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与《荡寇志》的学术命运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浒传》主题研究最为主流的观点是“农民起义”说。这种“权威”观点不仅对《水浒传》研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还严重殃及《荡寇志》的学术命运,使这部小说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歧视,不能接受正常的学术关怀。在新时期学术研究理性、多元发展的大背景下,欲使《荡寇志》研究在规模、质量等方面跃升新的境界,要务之一就是要放弃《水浒传》研究中“农民起义”说的一元化统摄力,回归文本,开展多元阐释。     

论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从形上层面而言,是沿着《公羊传》从“王正月”到“大一统”的思维路径,提出了天下一统于新王,王一统于天,天一统于元的“立元正始”思想;从形下层面而言,则是继承了《公羊传》的尊王思想,提出了以王为本始和正王的“立王正始”说。     

《资本论》与《经济表》资本循环理论的比较研究

关于《资本论》和《经济表》资本循环理论的异同问题,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相近说”和“超越说”两种观点。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相近说”更多强调马克思和魁奈的资本循环理论在“研究方法”“内在逻辑”和“现实应用”的相近之处,而忽视了马克思批判魁奈而形成的理论观点;“超越说”更多强调两位学者在学术立场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循环理论的差异。两种观点都没有全面反映《资本论》和《经济表》在资本循环理论上的异同。文章分别从“主要观点”和“方法论”层面对两者的资本循环理论展开比较后发现,《资本论》和《经济表》的资本循环理论呈现出“主要观点相近”和“方法论相异”并存的现象。通过对这一独特的学术现象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后发现,之所以在方法论相异的情况下《资本论》和《经济表》的资本循环理论在主要观点上仍然存在诸多相近之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和魁奈在考察资本循环问题时都经历“经济关系”分析的环节。然而,由于马克思和魁奈对“劳动一般”和“自然秩序”的理解不同,两种资本循环理论存在根本性差异。虽然多次对魁奈的资本循环理论表示认同,马克思也意识到其自身理论观点与《经济表》存在不同,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     

《庄子·大宗师》篇名辨正

《庄子》内篇之《大宗师》的篇名如何句读,又如何理解,历来众说纷纭。然而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对庄子思想的把握,故其意义十分重要。通过对《庄子》内篇篇名的考察,且基于张恒寿等前贤的研究成果,提出连续性选词、跳动性选词以及拟词等命名方式予以考察,认为“大宗师”之名出现的时间当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之间;并认为《庄子》文本编辑者很可能是受到《天道》篇中“大宗师”三字的启发,借此表达庄子以道为师之意。但这种自著立场的做法恰恰与庄子思想相悖。在“物化”面前,万物一气,此之化即彼之始,始卒一环,无始无终,何来大宗？物物为宗！郭象的“无心为师”以及船山的物物可师而无不可师,消解掉了编辑者的本义与意图,却正得庄意。     

《国语》学的奠基与展望——近10年来《国语》研究述评

作为先秦“语类”文体的代表,《国语》以国别为线索再现了西周、春秋时期不同地域间的社会风貌,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近10年来,学界一方面继续对其作者与成书年代、性质及价值等传统领域进行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研究视野,利用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对其文学特质及思想内涵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各方面的研究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初步形成了“《国语》学”这一专门的学术领域。     

论《庄子·天下篇》与《汉书·艺文志》之学术分野

先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阶段,诸子百家的原创思想基本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格局。《庄子·天下篇》撰成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问世于东汉前期,是现今所见总结评述先秦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但因二者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话语的不同,评论诸子的学术视野与思想宗旨不同,故《天下篇》立足于“道术”以品骘诸子,而《艺文志》以“方术”胪列百家,以致形成二者迥然不同的学术分野,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王船山《思问录》对理学思想的建构 ——《太极图说》为中心的诠释

《思问录》是王船山学术思想的重要内核,其中蕴含着“太极”“动静”“人极”等理学概念,既融合周濂溪《太极图说》理论取向,又贯通了张横渠“气”学思想,以此颠覆陆王心学体系,实现对儒家传统的思想超越,由此亦体现出明末清初儒学在哲学义理方面的新发展。     

易心莹与《道教三字经》

从易心莹的求学经历看,儒学构成了其知识结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故他才会采用<三字经>的形式来宣传道教知识.可以说,<道教三字经>是易心莹援儒人道的具体表现,易心莹虽身为道士,但其内心"笃守儒师与道家学理"却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     

《易·蒙》之于师道

《易·蒙》是专讲教育之卦,其中蕴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与传统师道有着紧密的联系。《蒙》卦不但强调了教育、教化的重要性,指出无师之“困”与“吝”,更是突出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强调尊师以诚、事师如父,同时《蒙》卦也对教师提出了要求,即有德有才者方可为师。     

《礼记·学记》学习方法的当今接受

《礼记》中《学记》一章对于当时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几点见解。认真咀嚼其精言要义,对比今日学校教育之弊端,其中的教育“兴废”说、长善救失说、教学相长说、循序渐进说以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思想,对于今天从事学校教育的人来说,仍有很精辟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