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缓刑制度的设立对于预防犯罪、矫正罪犯、实现刑罚的个别化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集刑罚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经济化于一身的刑罚制度,符合刑罚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但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缺陷。具体而言对缓刑适用条件的规定应当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加强缓刑监督组织,改革和完善缓刑监督考察规定、执行制度。     

以公平价值最大化为取向促进我国缓刑司法的完善

缓刑作为一种可以有条件的不执行刑罚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其以矫正为本质的价值取向,顺应了国际刑罚追求谦抑性、公平性、人道性的发展趋势。针对缓刑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缓刑立法进行了较大修葺,但在公平价值最大化理念下审视,我国缓刑司法仍有欠公平之处,亟待继续完善。     

困惑与破解:刑法禁止令的法律适用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禁止令"一词正式写入刑法之中,禁止令的适用不仅是深化社区矫正改革的具体举措,更是切实保障和强化管制、缓刑等社区矫正刑罚的刑罚执行效果。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禁止令遭遇到适用的困惑,为此,有必要探寻刑法禁止令适用难的生成原因,进而提出刑法禁止令完善的具体路径,以期发挥刑法禁止令的应有功能,真正地做到"令行禁止"。     

管制刑适用的困境与对策

管制刑适用过程中,表现出管制刑立法过于粗糙,不仅给法官带来诸多困难,亦给执行机关增添不少困惑。建议以犯罪情节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集成管制刑适用条件;缩短管制刑期;建构管制最低法定刑减轻处罚制度;布局不同等次管制刑;确立单罪情形下管制刑判决可缓刑制度;设立管制刑易科拘役刑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制度;明确社区矫正机构为管制刑执行主体;整合管制义务条款;构筑违反管制义务分层处罚制。     

社区矫正执行衔接问题研究

社区矫正在我国作为新生事物,是对传统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突破与创新。而新制度构建的快速性使得执法实践出现了衔接隐患。未来立法宜通过完善机关衔接创造执行衔接的外部环境,具体包括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的衔接、社区矫正机构与专业机构之间的衔接、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的衔接及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组织的衔接等。社区矫正执行衔接的内部软件则可通过政策目标、无缝衔接制度及审前社会调查报告等制度予以完善。     

论我国非监禁刑罚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非监禁刑罚制度亟待完善。一方面,在管制刑中可引入社区监管的内容;缓刑的形式町更丰富,放宽其适用条件,扩大其适用后果,以促进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适用;通过假释观念的转变、适用条件的放宽、假释权的重新配置以及假释程序的完善等措施的同步推进,充分发挥假释在实现刑罚目的上的特殊功用。另一方面,还可增新的非监禁刑罚制度,如社区劳动等。     

试论我国缓刑制度的几个问题

论述了我国缓刑制度有争议的几个问题 ,认为 :缓刑宣告不属于刑罚裁量制度 ,而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过于原则 ,应予以具体化 ;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有漏罪的 ,不应一概撤销缓刑 ,而应当区别对待 ;战时缓刑并非一种独立的缓刑制度 ,而是缓刑适用的一种特殊形态     

缓刑制度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基本消失为适用前提的行刑制度。虽然刑法界对缓刑制度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同,但缓刑制度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具有裁量与行刑的双重属性。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起源于西方,它的产生是与自由刑的广泛适用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我国的缓刑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的,它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国家的缓刑制度而制定的。它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社会性质,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目前我国的缓刑制度与其他一些国家关于缓刑条件的规定相比,是比较科学的、合理的。它既考虑了犯罪事实的客观因素,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的主观因素,既考虑了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又考虑了其平时的一贯表现和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能性。     

缓刑制度有关问题探讨

缓刑是作为对犯罪分子在惩罚的前提下宽大处理的一种刑罚制度。适用缓刑制度是在维持原判刑罚效力的情况下给犯罪分子以改过机会,是惩办与宽大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罚中的具体表现。在我国,虽然新刑法在1997年刑法的基础上对缓刑制度做了全面的规定,但是,在理论研讨和实践运用过程中,缓刑制度还存在很多争议和问题。     

社区矫正之刑罚目的论探析

刑罚目的理论的研究是刑罚理论研究中意义深远而又长期争论的学术问题。它具体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刑罚、司法机关适用刑罚、行刑机关执行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结果。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自然也受到刑罚目的的制约和影响,它反映了刑罚的报应目的,也是实现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突显了其对社会法益最大限度的保护。在实践中应围绕刑罚之目的来逐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公共政策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拒绝承认和执行中的适用--浅论《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第2项的公共政策抗辩制度

公共政策条款是《纽约公约)中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重要抗辩理由之一,也是各国法院保护其法律制度的一道安全阀。但由于公约以及各国的立法均未对公共政策作一个明确的界定,其在实践中便存在被各国滥用的危险。随着仲裁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作用和价值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公共政策抗辩正在呈现窄化的趋势,这将有助于仲裁在更为自由和自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中美"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比较研究

目前在许多国家,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已经大大超过了监禁人数.社区矫正起源于美国.理论上,美国的社区矫正集中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实行社区矫正主要致力于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然而,中美两国社区矫正的主管部门、矫正对象、矫正的方式方法等在实践中却大相径庭.中国尝试行刑社会化改革并非象征性的,自2002年开始移植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工作,最近正准备在城乡全面推广.研究、借鉴美国的社区矫正经验,有助于完善中国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有利于创建和谐社会.     

关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已经逐渐从单位制转化为社区制。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一种,充分体现了刑法理念、刑罚文明的本质要求。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制度,但是,社区矫正制度在日趋完善的同时,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综合分析了学界关于改进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见解,通过分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现状,探讨如何走出这些困境的方法,并从立法层面、执行层面和监督层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犯罪控制功能论——以恢复性行刑为视角

社区矫正借助社会力量来控制犯罪,改变了以往国家单一的犯罪控制模式,实现了由一元向多元犯罪控制模式的转变。但囿于我国社区矫正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对社区矫正目标即改造罪犯的单一性认识,导致我国社区矫正犯罪控制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为此,有必要以系统论为指导完善以社区矫正为中心的相关法律,以恢复性行刑为理念吸收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其他社会人员参加社区矫正,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犯罪控制之社会控制与法律控制功能。     

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机制研究

完善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机制，对于落实刑罚目的、规范执行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体来看，财产刑检察监督规范了财产刑执行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但是，由于财产刑执行监督涉及面广，当前仍然存在信息渠道不畅、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监督方式落后、检察监督缺乏强制力等问题。为了解决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采取畅通内外信息渠道、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创新监督方式、间接增强检察监督强制力、完善检察监督制约机制等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在新时代，检察机关应聚焦监督主责主业，将财产刑执行检察视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和谐社会构建中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探析

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存在矫正措施单一、监禁刑的适用比例过高、立法粗疏而不细致的缺失。形成建立在青少年身心特征基础上的完整的法律体系、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比例、设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建立未成年人司法、执法一体化制度势在必行。     

再论少年观护制度之建构——兼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

少年观护制度在帮助触法少年改过迁善、回归社会方面的成效显著,被西方各国借鉴和发展。我国在十年前开始进行暂缓起诉、司法分流的探索,特别是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附条件不起诉"作出了明确规定,成为建立少年观护制度的契机。当然,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以及观护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特别是少年观护专门立法的缺失以及社会工作者的缺位,建构我国的少年观护制度还会遇到很多难题。因此,需要尽快制定专门的少年观护法,加快建设社会工作者队伍,在少年观护过程中着重培育社会力量。     

浅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的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无论从指导思想还是在实践操作中都有着明显区别。对未成年人的处罚适当与否，不仅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前途，而且还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试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入手，探讨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的基本原则，以及缓刑的适用。     

恢复性措施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分析

生态环境损害的认定是污染环境罪定罪量刑的重要环节,因而污染环境罪的行政从属性与生态法益保护的复杂性,导致刑罚适用与量刑标准方面存在诸多差异。通过回望中国新时代环境治理十年来的发展成效,选取中国《环境保护法》修订后,及《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后,全国2014—2022年1 832份污染环境罪案件刑事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严重程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过往环境行政处罚对量刑的影响逐渐减小,而生态环境损害程度对量刑的影响逐渐增大。在经济发达地区,共同犯罪的主犯罚金数额较大,刑期较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与此相反。过往环境行政处罚可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措施与缓刑的适用率。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污染环境罪案件中的量刑应当规范化,实现“司法正义”与“生态正义”统合的良法善治,揭示生态损害赔偿的重要作用,完善污染环境案件中的量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