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初曹端的理学及其历史意义

曹端(1376—1434),号月川,河南渑池人,学宗程朱,称明初大儒.他在理学中,排开技节的议沦,直接就理学中心的理气问题,著《戾说》篇,提出理气一体之说,与朱熹“商订”.曹端比说一开,即有“闻先生(曹端)之风而起者“薛瑄,和以曹端之说而发异议者罗钦顺,王廷相等等,他们或者把朱学推向“悃愊无华”的境地,或者把朱学理本气末,推阐为气本理末,颠倒了朱学.因曹端之说而产生的这些影响当中,即可看到新的思想,在原来理学的土壤中是如何孳生的?又可看到朱学(即程朱理学),至明代是如何被弄得“支离破碎”,以至王学得以乘间而起的?可以说,曹端在理学中提出理气一体之个新的论题,在后期的理学中是别开生面的.但曹端这一重要思想,过去却几无触及.本文即以曹端的理学及其影响两个方面,试为论述.     

明末到清初的思想转折

明末到清初,不仅是政治大动荡的时期,而且也是思想大动荡的时期。这是理学缰化以后出现的必然现象,也是中外思想碰撞的结果。一、王学冲击理学南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从那时起,理学逐渐时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到了明代,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理学很快就僵化了。被称为“醇儒”的翰林院学士薛瑄曾经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明史》本传)考亭指朱熹。从朱熹以后,儒道即理学已经明白,十分完备,用不着再写什么著作来阐明,只要“躬行”就可以了。薛瑄说“躬行”和蒋介石     

晚明启蒙思潮在《聊斋志异》中的回响

蒲松龄创作《聊斋》正值清初,在学术思想史上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期。当时,晚明风靡一时的王守仁心学余焰未熄,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则在“天崩地解”的政治巨变之后,怀着痛定思痛的情感对晚明思潮进行反思、修正与总结;另一方面,清廷为巩固统治计,大力推崇程朱理学,顺治即位次年即开科取士,规定凡《四书》、《五经》试题均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依据,康熙更是“夙好程朱,深谈性理”,命李光地等编选《朱子全书》,亲自写序,他还下令     

薛瑄与明代关学的中兴

以河东薛瑄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明代关学中兴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也是明代中期以前关中理学的主流,但不能就此将薛瑄之学的作用过分夸大,而认为明代关学不过是河东学派思想在关中地区的延续。实际上,关学的中兴乃是整合、吸收多方思想资源的结果,不仅有程朱理学,同时也有湛、王心学以及张载之学,而且这一过程从嘉靖时期一直持续到晚明万历中冯从吾的关中书院讲学,整个明代关学经历了两次发展高峰。     

论薛瑄的实学思想及其河东学派——兼与陈俊民同志商榷

薛瑄是明代前期著名的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他和王阳明分别代表的学派,构成明代理学思潮两大主要流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提要》)这样写道: “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陆之传流为姚江,其余或出或入,总往来于二派之间。”(卷五八《明儒学案》提要) “明河东一派,沿朱之波,姚江一派,嘘陆     

程朱理学法治思想探源

南宋末期和元朝后期“程朱理学”的大势崛起和传播，实属历经社会逐渐稳定繁荣时期到社会危机时期的这样一个历史变革中的应运而生之学。皇权和儒生们之所以推崇程朱理学，都带有应用和解决其统治现实的功利需求因素。程朱理学的崛起，和宋元两朝皇家贵戚的极力推崇直接相关，传播则直接与元朝开辟的新科举形式相关。所以，程朱理学的诞生和发展根源于皇朝“礼治”、“德治”和“法治”实际需要，其蕴含的法治内涵及功能十分突显。下文从三个方面论证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法治思想对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对徽州宗法制度的影响，阐述了程朱理学“礼法合一，德刑兼治”的法治思想特征以及对当今加强道德修养和教育、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的借鉴和引导作用。——编者     

冯友兰对朱子学的继承和超越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哲学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来源 ,但最主要的来源是中国的程朱理学和西方的新实在论。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这部开创性的著作里 ,选取了程朱理学 ,尤其是朱子学 ,作为他新理学的理论前提。在构筑新理学体系的过程中 ,对朱子学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选评和改造。一、理气论理气论是朱子学的核心 ,也是新理学的理论基石。新理学的理气概念是对程朱理气范畴继承和改造的结果。对于朱子的理气论 ,冯友兰首重其形上形下的区分。朱熹说 :“天地之间 ,有理有气。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 ;气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 ,生物之具…     

从《山东乡试录》看王阳明的兼济思想及万物一体精神

(一)王学承朱学之弊而起明初理学继元仁宗皇庆年之后,逐渐成为士子步入仕途的要律,而此时的社会形态与学术风气主要是以程朱理学为主导,如《明史·儒林传序》中所言:“明初诸儒,皆朱子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擭秩然.”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明室的大力支持下,程朱理学不仅支配了整个明初学术界,且居于正统的官学地位,特别是朱子所编注的《四书集注》,不但成为     

薛瑄和程朱道学的终结

宋明理学分为程朱道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薛瑄是程朱道学在明代的代表。《四库提要》曾说:“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薛瑄),陆之传流为姚江(王守仁),其余或出或入,总往来于二派之间。”(卷五十八)“明河东一派,沿朱之波,姚江一派,嘘陆之焰,其余千变万化,总出入于二者之间,脉络相传,一一可案。”(卷九十四)就有明一代大的学术分野来说,这不能说不正确。但就     

康熙推崇实学探赜

康熙在文化思想上推崇程朱理学,昌明实学,这不仅有时代风会和当时学术思潮镌刻的烙印,更与他自己务实的内在禀性紧密不可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掌握文化思想统治权,巩固大清江山。     

进入圈子与隔离道统:司马光与理学之渊源辨析

学界对司马光哲学思想的归属问题认识不一,既看到了他与理学之间的亲密关系,又囿于南宋以来的道统意识,不愿接受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宗师地位.实则司马光不仅与理学中人多有交往,主动参与北宋理学诸子的学术圈子,共同促成了理学初兴时期元气淋漓的发展局面;而且后世学人在题写有关司马光之书画作品时,对其学术品格与道学气象也十分推崇.但在程朱后学争胜门户、指认谱系的过程中,司马光逐渐被隔离道统,其理学宗师的身份也随之被消释掉了.     

试析程朱理学的泛道德论思想

自冯友兰先生在旧著《中国哲学史》中以柏拉图所谓“理念”比附程朱的“理”,以亚里士多德所谓“形式”“质料”比附程朱的“理”“气”(冯先生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仍保留了此观点),学术界多有人因袭之。我认为这种解释混淆了中西唯心主义哲学的不同特点,不足以揭示程朱理学在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因此试对程朱理学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泛道德论思想作一辨析。     

从《香囊记》中的“传注语”看程朱理学对明前期戏曲创作的影响

通过戏曲与程朱理学两种文本参校细读的方式我们发现《香囊记》以戏曲之形而行议论说理之实,大量引用阐发朱熹的“传注语”及其他程朱理学著作,具体而微的反映出程朱理学对明前期戏曲创作的深刻影响。     

李二曲对《中庸》的诠释及其对理学、心学的调和

李二曲不仅是关学大儒,亦是清初三大儒之一。他秉承张载关学推崇《中庸》的治经传统,以"日用平常"为宗旨对《中庸》进行平实化的解读,主张"临境便见中庸""性命之理不外日用平常",工夫则"以慎独为要"和"静以涵养未发"。他的《中庸》学体现出以张载关学贵礼崇德、躬行实践的学风为理念,以"本体工夫合一"为宗旨对程朱理学偏于支离烦琐、陆王心学过于空疏流荡进行调和的特质,开创出《中庸》学史上较有特色的理论体系。     

《屈原赋注》的唯物主义思想——兼论戴震早年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和对屈原唯物思想的弘扬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受新安朱熹的影响,其早年便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表现为唯心主义者。戴氏早年之《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及戴氏晚年著述比较表明,他对程朱思想的态度始终如一。可见,早年的戴震与其晚年一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易无思”与“思无邪”——苏轼对于“思无邪”的独特阐释

孔子以一句“思无邪”来概括整部《诗经》,这样的概括使后世争讼不断.苏轼对于“思无邪”作出了很独特的阐释,他在《论语说》一系列诗文中以《周易·系辞传》的“《易》无思也,无为也”与“思无邪”互训.对于苏轼的解释,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这也是洛蜀党争中的主要思想差异之一.     

论管同的思想与文学创作

生活于清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时期的管同,十分关注现实,在思想观念上趋于求实、求变,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在学术思想上他受老师姚鼐的影响,推崇程朱理学,但是他并不迷信程朱理学,对于汉学也积极利用之;他在诗文理论上推崇阳刚之美,并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出了一些艺术经验;他的散文创作能够将诗歌的技法、骈文的句式等融入其中,并善于运用细节描写和环境烘托等手法,这对于拓展桐城派的廊庑,丰富桐城派的创作技法,矫正桐城派的枯弱文风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读《读四书大全说·孟子篇》

王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的《孟子篇》 (以下简称“本篇”)中,发挥并发展了孟子的思想,有的是撇开后儒的种种曲解、误解,恢复了孟学的原貌,而更多的是通过传孟、注孟,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他自己说的“六经责我开生面”“本篇”对程朱有关孟学的论述或注释,有所推崇,但也指出程朱特别是朱熹注孟太“疏略”甚至存在“差错”,或者“带些呆气”,“永得立言之旨”。如果说,船山平时是“修正程朱”,(嵇文甫语)那么“本篇”却主要是批判程朱。兹分述如一下:     

理气之争──程朱理学悲剧命运的个案透视

在中国哲学史上，程朱理学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和悲剧色彩的流派。一方面，从元到清，《四书集注》成为科考标准教材，朱子配享孔庙，程朱理学几成为儒学的代名词；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是：程朱理学在宋代就从未能在学界占有绝对优势。北宋时，洛学之外尚有关学和新学；南宋时，更有陆九渊与朱子分庭抗礼。进入明代，知识界风靡一时的，是继陆九渊一脉而来的王阳明心学，而非程朱理学。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情形呢？实际上，程朱理学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其长期以来为历代统治者所张扬、维护，也极易为全社会各阶层所理解、接受的部分，这是其最浅表…     

论刘蓉的学术与事功

刘蓉是晚清"中兴名臣"之一。他对程朱理学非常推崇,且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和特点,既讲"内圣之功",又讲"外王之道",强调"义理之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带有较强的事功色彩。他以学术为治术,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军政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