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尝、未曾、不曾"的历时更替及其原因分析

时间词"未尝"、"未曾"、"不曾"的产生与发展变化经过了历时替换过程,"未尝"出现时间最早,春秋已见。汉魏佛经"未曾"的流行反映了口语中"曾"对"尝"的替换。南北朝以后"不曾"的兴起则弥补了"未曾"的功能不足,反映了语言系统的自发调节性。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后世对于程朱义利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     

从语言学角度看“花儿”的起源时代

"花儿"起源时间,有原始说、《诗经》说、北朝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和清代说等八种。"花儿"歌词中的语言承载着"花儿"的历史,可以通过"花儿"的语言,寻绎"花儿"起源的时间。从"花儿"中积淀的方言词、逆序词、"非人称代词+们"等角度分析,"花儿"应起源于明代。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论明代“御用文人”的文学活动

明代"御用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活动,至少在生存样态、业务范畴及创作祈向等层面与科举制度存在关联。明代"御用文人"的主要来源是科举中人,相应地,其群体性职业取向也并不满足于担任单纯的文学侍从职务。其业务范畴既包括"典型御用文学活动",也包括与科举有涉的"非典型御用文学活动"。其创作祈向在整体上固然体现为"润色鸿业",但未尝不受科举背景的潜在影响。     

明代杜诗学中的“大家”论争

"大家"说是明代诗学的重要命题,而该命题始终是在杜诗学语境下,主要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即杜甫是否为唐诗第一人;杜诗中的瑕疵是否影响到他的"大家"地位;作为"大家"的杜甫与"正宗"是什么关系。这三个问题的展开,主要突出了杜甫在各体诗中的成就、地位,其与盛唐诸家的比较及杜诗价值的论定,明代格调论诗学也在这过程中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层次。明代"大家"说理论,除了"集大成"命题来自宋代,明人对它作了深细地开掘,还关涉到诗人才性、精神修养、生活面、艺术训练、文学传统等诸多方面。     

隐含话语、政治策略与伦理立场的夹缠——再论左联、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争

1930年代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在不同时代曾分别被认为是文化上的"敌我斗争"或在"极左"影响下排斥"同路人"、压制"文艺自由"的事件,而鲁迅在其中从未敌视过"第三种人"。但考察历史会发现,这两种观点皆来自持论者各自的意识形态,而非历史本身。事实上,这场争论很多是在隐含话语层面进行的,在其整个过程中,既有"极左"思维影响下的视友为敌,也有明智情境下的政治策略,更有基于伦理学的批评,乃至"穷追不舍"。某种程度上,鲁迅后来是把"第三种人"视为敌人的,但仅仅是伦理之敌,而非政治之敌。而所有这一切夹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至今也难以公论的历史事件。     

何谓“来历”:从《灵泉志》看明清时期土地权利的“证据”

湖北江夏地方的民间文献《灵泉志》记载了明代当地所谓"八大家"为反抗楚藩占据灵泉山而与之发生冲突的过程,其中的材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早期地方社会的秩序和土地权利的依托,对于我们将这方面的研究向更早的历史阶段推进,从结构性认识变为历时性认识,大有帮助。     

明代弘嘉时期中州诗学与“文选学”

弘嘉时期是《文选》在明代流传的一大转关。《文选》诗作为汉魏古诗的审美范例,反映了我国中古诗歌的演进,而以中州文人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复古派恰好以汉魏古诗为宗,便赋予了《文选》诗辨析源流、指导创作等诗学功能,明代"文选学"的文学性也由此凸显。总之,"文选学"、中州传统文化、中州诗学三者阐释共通,加之李梦阳、何景明等文学领袖的激励,弘嘉时期的中州诗坛出现繁盛局面,所阐发的诗学理念既推动了汉魏复古诗学的阐释,又在一定程度上以正统诗学维稳明代诗学。     

“杨家将”创作文献接受史新论

"杨家将"文学作品经历了近千年积淀,从早期的宋代话本、金院本、元杂剧,到明代杂剧、传奇、小说,再到清代戏曲,形成了大量文人创作与民间艺术的结晶,成为俗文学代表作。由于特定时代社会、历史、文化所囿,各个时代的"杨家将"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表现出时代性、专有性和独特性。     

从《谳狱稿》“不应得为”案件看明代司法监察的价值意蕴

"不应得为"是明朝沿袭前代的"概括性禁律",该律条的运用使得明代法网更加完整、更具有操作性。本文以《谳狱稿》作为基本材料,结合明代政治法律环境,分析明代遣官会审中"不应得为"罪案例的处理实态,从中探究明代司法监察的价值意蕴:第一,实践儒家"慎刑恤囚""哀矜折狱"的司法伦理;第二,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体现国家司法活动的理性与合法性;第三,应对司法制度缺陷的无奈。     

汉语形容词“头痛”的来源

春秋时期,"头痛"作为主谓短语出现,表示"头部疼痛"的意思。宋代,"头痛"从主谓短语中分化出表示感到为难或讨厌的意思,其中"头"的指称义由有指变为无指,"头痛"开始词汇化。明代,"头痛",开始变为一个形容词,清末民初,形容词"头痛"的用例开始大量出现,并与主谓短语"头痛"一起沿用至今。     

实践过程中的“几”、“数”、“运”

实践展开于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从本体论的层面看,人与世界的互动不仅涉及实然,而且关联可能、必然与偶然。作为行动背景的可能、必然与偶然不同于人之外的本然趋向和规定,其存在意义无法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以人的行动为视域,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必然与偶然分别呈现为"几"、"数"、"运"。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几"、"数"、"运"在中国哲学中已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关注,后者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其意义提供了历史前提。从现实的层面看,"见几而作"、"极数前知"、"慎处时运"相互联系,构成了实践过程有效展开的综合前提。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论“六诗”与钟嵘《诗品》“三义”说

钟喇诗品》谈五言诗创作,说:“故诗有 春官》记载,“督檬”的职责如下:“掌播釜、祝、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 cj赋。”诗品》各 敌、垠、萧、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种版本,或作“故诗有六<肾’。其实,钟峪在 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这里,又一《序》的下文即说“弘斯_二义,酌而用之”。明说 次讲到“六诗”。可是,到了《毛诗序》,却径改是“三义”,上文怎么会说成“六义”呢?《诗“六诗”作“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品》明代刊本《夷门广砌、清刊本《砚本偶钞》二门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均…     

周作人：“一说便俗”

按学者钱理群的说法,周作人对于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是从来不知后悔的。与鲁迅闹翻,出任伪督办,都是如此。在作为汉奸被捕后,他没有如一般投敌者那样,痛哭流涕地大叫“上当、受骗”呀、“被迫下水”呀等等,恰恰相反,周作人后来却一再表白,自己“出山”并非为敌所迫,有着完全的自主,用他引用孔子的话就是:“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蒉,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蒉,进,吾往也。”“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晚年,周作人在给香港友人信中也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关于周作人的…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知行合一”说对当前中国价值判断与价值行为的启示

价值判断,是指人们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做出的是非、好坏、善恶判断;价值行为,是指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体现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与价值行为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知"与"行"的关系。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论强调在人的本心和良知的指导下,在实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这一学说对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价值判断与价值行为脱节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猪八戒“好色”形象探源

猪八戒这个家喻户晓的经典形象,属于世代累积型的艺术形象。古典文学中猪八戒的"好色"主要表现在骗婚、抢亲、调情等诸多方面,但不同时代、不同文本中猪八戒的"好色"内涵有所不同。从元杂剧到明代小说再到清代宫廷大戏,猪八戒的"好色"形象也在不断发展演变,或良心未泯、礼仪犹存,或穿衣吃饭、人伦物理,或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猪八戒的"好色"形象有着浓厚的宗教渊源,与印度婆罗门教中的摩利支菩萨、印度神庙中的生殖崇拜以及藏传佛教中的男女双修有密切关联。猪八戒的"好色"形象也是克己复礼的道德传统、纵情声色的文化环境以及情色演剧的时代氛围这三个原始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