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战胜群雄的心理优势

新莽末年,天下大乱。起而反对王莽统治的,除了以绿林、赤眉为主的农民起义外,尚有贵族和地方豪强势力。刘秀和他的哥哥刘縯所领导的舂陵军,是以南阳豪强地主为主力的一支反莽军队,在所有各支起义军队中,力量并不强大。但它在刘秀的领导下能战胜群雄,     

桂北瑶民起义“兴瑶灭汉”说考辨

1933年的桂北瑶民起义是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留下了诸多耐人寻索的历史疑案。近年来引起了史学家重视对它的研究,围绕起义失败的导因与背景等问题,在民族史学界展开了讨论。但对“兴瑶灭汉”说,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根据调查和现有材料,对此作一些探索。所谓“兴瑶灭汉”,是指桂北瑶民起义“只杀汉人,不杀瑶人。”关于“兴瑶灭汉”说的记载,最早见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八月二十日出版的《政训旬刊》第22期,刘宾一《兴全灌龙各县瑶叛与剿抚经过》曰:“瑶民叛变,既有共匪为之煽惑,又以兴瑶灭汉为口号,其目的当在夺取政权,不仅掳掠财物而已也。此次瑶叛虽在夺取政权,藉以兴瑶灭汉。……桐木江所产之瑶王法力无边,能抵御一切枪炮之弹,能灭汉兴瑶,能使瑶民今后利益无穷。”     

左宗棠“西征借款”试析

左宗棠出兵新疆,匡复领土,实为伟大的爱国行动,亦可谓近代军事史上的一大壮举。西北军事,正如左宗棠自己说的:“筹饷难于筹兵”。故后人为其立传时也断言:“出塞凡廿日,而新疆南北城尽复者,馈运饶给之力也。”左宗棠“馈运饶给之力”是与其西征借款相联系的。对其西征借款,我国史学界至今虽无专文论述,但也存在着损誉不一。董蔡时先生在近著《左宗棠评传)一书中,认为左宗棠筹借西款的成功,“为西征的胜利进军创造了起码的物质条件”。排除李鸿章的干扰借款是“爱国热情”的体现。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罗耀九与黄顺力两先生的近作《左宗棠爱国思想剖析》一文,则认为左宗棠“不顾重息,大借外债,从中渔利,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是左宗棠“爱国思想后面还隐藏有追求富贵利禄的动机”的彻底暴露。双方观点针锋相对。看来左宗棠“西征借款”写专文论述是很有必要的。     

秦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环境保护

一、秦汉时期环境的破坏和环境问题秦汉时期，在江南的经济开发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破坏环境的行为。秦始是二十八年至湘山调，逢大风，几不得度，于是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格其山”①。他大兴土木，征“蜀、荆地材”建造阿房宫②。东汉马援在镇压寻阳山区的农民起义时，“除其竹木”以求达到使起义军“如婴儿头之以虱，刺之荡荡，无所复依”的目的③。而荆州地区保持的“伐木而树谷，播菜而播谷”的农业形式，对山林也有很大的破坏。出现这些行为的原因：一是缺乏监督，统治者随心所欲；二是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无限制地消耗有限的…     

东汉原始道教与政治考

原始道教的著作在西汉成帝时已被献于朝廷。东汉时 ,原始道教信奉者与皇帝有更多和更密切的联系。从西汉到东汉的两百多年间 ,原始道经《太平清领书》曾三次献给皇帝 ,但未得重视。灵帝时的《肥致碑》 ,记载了章、和等帝与道教徒的交往 ;灵帝亦与部分高道有较多接触。原始道教在朝廷内外拥有一批信徒 ,甚至朝廷要员中也有暗通张角者。当汉帝不能按原始道教的要求“应天改元”后 ,在强烈的救世使命驱使下 ,道教徒发动了黄巾起义。这就是东汉原始道教从试图影响帝政到谋求取而代之的历程。     

从古代罪人收奴刑的变迁看“隶臣妾”“城旦舂”的身分

<正> 《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后,史学界同志在探讨“隶臣妾”身分问题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古代的收奴制度问题。主张隶臣妾身分为“官奴婢”的同志认为,“将罪犯收为奴婢的制度,在秦以前早已有之,秦律只不过沿用了这种制度”;持隶臣妾为“刑徒”说的同志则认为,“在古代社会,有些刑徒可能是奴隶,但并不一定所有的刑徒皆为奴隶”,“隶臣妾仅仅是一种刑徒,他(她)们并不是官奴隶,也不相当于奴婢”;还有几位同志把秦律中的罪犯二元化,主张“隶臣妾”是奴隶,“城旦春”是服刑六年的“刑徒”。显然,这些同志一致认为秦代依然存在着收罪人为奴的制度,而且都以是否属     

李自成平均主义评价质疑

在中国封建时代,起义农民的平均主义包含哪些内容,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它的作用,是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所注意探讨的问题。不少论者曾以李自成提出的“割富济贫”、“贵贱均田”为例,来阐述自己的论点,但其结论,却有很大的不同。有的认为:“平均主义在经济上是根本行不通的,要么只是作为一种口号提出,并不打算实行;要么在实行中到处碰壁”。在评价它的作用时,认为它在起义准备、爆发阶段,起过很大动员组织作用,当革命进入高潮,“它就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并且明确指出:李自成所以失败,是和他“犯了平均主义错误”分不开的。这些论证,是值得研究的。     

刘备借荆州考析

刘备“借荆州”一事,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均有记载,其后由于小说、戏曲的渲染和传播,遂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谈资。然而,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却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信其有,一是疑其无。说有者均无专文论及,只是在讨论其它问题时偶然涉及而已。言无者则有专文论述,其中又以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最有代表性。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七《借荊州之非》中力辨其妄,认为“借荆州”一事,实乃“吴君臣之狡词诡说”,属“耳食之论”。刘光亮、陈显远二同志亦有专文质疑、辨正此事,不过他们的见解并未超出赵翼多少。从陈志和裴注中有关记载     

试论宋代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

试论宋代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任新民一、对几种定论成说的分析大规模农民起义，似与秦以降历代大一统帝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秦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两汉绿林赤眉黄巾，隋翟让李密窦建德杜伏威，唐黄巢，元红巾，明闯献，清洪杨，几乎每代皆有。但宋代却是一个突出的...     

"西""北"求子的文化解读

“西”“北”为阴地,而妇女不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阴气不足,因此“西”“北”能够滋补妇人阴气,利于怀孕生子。“西”“北”与“水”、“云雨”有密切的关联,“水”为生命之本,而“云雨”又与原始生殖观有密切联系。“西”北”都与有旺盛生殖力的“豕”关系密切,因此,求子时向“西“北”可以增加“豕”的生殖力。而在合阴阳时选择壬子日午时、月晕夜也是因为这些时辰与生殖密切相关。     

从简帛文献看汉代的复作

复作是在汉代史籍和简牍资料中都较为常见的一种刑名。本文着重考察其性质,指出它既不是女刑徒的代名词,也不是轻刑,而是刑徒经朝廷大赦后形成的一种特殊身份。它与弛刑徒虽然相似,但二者产生的背景明显不同,这也决定了二者被役使的工作范围有所区别。这对于研究汉代刑罚体系有一定意义。     

阿古柏运动的性质

当太平天國革命运动期間,卽十九世紀后半期,在中國西北地区爆發了回民起义。西北回民起义从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开始,到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結束,时間長达十五年之久,地区遍及陝西、甘肅、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参加起义的成員有回族、維吾尔族、撒拉族、烏茲別克族,也有汗族。从时間、地区和民族成員來看,它甚至超过了它的先驅者太平天國的規模,因而,这次起义是当时全國農民和少数民族抗     

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

诺伊曼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广州起义前，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诺伊曼对起义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既没有不赞成起义，更没有与粤军张发奎、黄琪翔谈判妥协，对起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起义前，诺伊曼提出一套极“左”的指导方针，后因起义时间提前，这套错误计划破产了。起义时，诺伊曼又主张坚守广州，提出“进攻进攻再进攻”，给起义带来了重大损失。     

广州起义新探

学术界在研究广州起义的过程中 ,往往偏重于对其历史意义的分析论述 ,而对其目的、政权性质的研究则略显不足。对广州起义计划、实施的全过程进行考察后 ,可以认为广州起义的目的是双重的而不是单一的 ,即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的积极的退兵之役。其目的最初是重振“国民革命” ,其后是“开创苏维埃革命”。广州起义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不能仅看作是民主政权 ,它已经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对广州起义的功过评价也应该实事求是。     

墨家何以名墨

<正> 九流十家,家各有名。其名何义?除墨家外,大都有了定说。“墨”义为何?前人也曾有所探讨,如诋毁说,就受到人们的重视。主此说的可以刘节氏为代表,在《辨儒墨》(见所著《古史考存》)文中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墨”不是好词,既是一种刑名,为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之一,又是“贪以败官”之义的表现,而且它还表示丧服,古代对刑徒就叫做“墨者”。像这样一个坏词,决没有人会把它用做自家学派的名称,这是仇家诋毁之词。即如墨子之名翟,翟与狄同为一字,也有诬蔑之意。说到仇家,儒墨互相攻讦,孟轲以墨为无父,甚至詈为禽兽。所以这“墨”之称,翟之名,都是儒家所加的诋毁之词。至于何以《墨子》书中又自称墨者?这是由于该书为战国时人所转述,当时称之为墨的情况已经普遍,其后学也就接受下来而自     

骊山刑徒辨析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把修建秦始皇陵墓的七十余万服役者称作刑徒。长期以来,史学家、法学家前后因袭,未曾深究。直至现代,一些史学家才提出种种修正意见。有的说:“嬴政初即位,就在骊山造自己的坟墓。并六国后,更征集七十万人工作”(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索性避开“刑徒”二字。有的说:“秦始皇和秦二世为修建骊山墓而役使的刑徒和奴隶,达到了七十万人之多”(郭沫若《中国史稿》),在刑徒之外,又增添了奴隶。我们认为,搞清楚骊山秦陵服役者的身份以及司马迁为什么称他们为“刑徒”,是很有必要的。     

杜文秀是云南回民起义的杰出领袖

现实生活中有错案、冤案,在历史人物身上何尝就没有?我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上,对杜文秀的评价就是一例。杜文秀是1856—1873年云南回民起义的杰出领袖。他领导的这次大起义,几乎为解放以来发表的所有近代史著作所肯定,但他本人,却没有得到史学界的正确评价,以致在这些著作中,或者只讲云南回民起义不讲杜文秀,或者尽管提不出确切可靠的史料,却武断地给他戴上一顶“叛徒”的帽子,定了一个“卖国”的罪状。我觉得这些观点都是可     

简论邓茂七起义军入泉问题

邓茂七起义是明代中期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许多明史著作都有反映,但对其入泉的记载却很简单。本文拟对此作一论述。一邓茂七起义发生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八月(有的作二月或四月),首义地点在闽北的沙县。当时沙县一带的佃农除了要向地主交纳地租之外,还要向地主“馈赠”鸡鸭等物,称为“冬牲”,并要为地主挑送租谷到其指定的地点。邓茂七首先就以反对这种“馈赠”和这种无偿的劳役为由发动起义。起义之后,“凡     

山东机器局述论

<正> 山东机器局是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一个著名的官办军事工业,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以及有关洋务运动的专著、论文中多提到它;但迄今还无专文论述,以致不少人对它还很模糊。本文试图塞漏补缺,对它进行初步的探讨,供大家参考。创办原因山东机器局的创办者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同治二年(1863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任山东按察使、巡抚。在此期间,丁曾随僧格林沁镇压宋景诗农民军,后又协同李鸿章的准军围剿捻军起义。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在山东全军覆没。后来丁宝桢在他的一个奏折中     

试论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义

孙恩、卢循起义,是东晋末年一次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的农民大起义。参加起义的农民群众最多时达到几十万人;起义农民转战于当今的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广西等九个省区;时间前后长达十三年(公元三九九——四一一)之久。起义农民烧官府,杀官吏,把斗争的锋芒直指腐朽的东晋王朝和世族大地主,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晋王朝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豪强门阀势力,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为中国农民战争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然而,解放以来,史学界对于这次起义,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意见;虽多数人认为它是农民起义,但又颇感语焉未详,有些问题并未说清楚。因此,笔者不揣粗陋,试就对这次起义的社会背景、起义的组织形式、起义的斗争经过、起义失败的原因和起义的历史影响等几个问题作一阐述,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 一 恩格斯曾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孙恩、卢循起义自然也不例外。孙恩、卢循起义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呢?概括说来,有以下两点: (一)豪门世族肆无忌惮地大量兼并土地,使广大劳动农民、甚至中小地主日益破产,沦为佃客或奴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