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圈缘何相当于儒教文化圈——基于19世纪30年代西士对中朝日《千字文》之译介

19世纪30年代集中出现过多个世上最早的《千字文》欧译刊本.这些译本的西方译者对中朝日《千字文》的翻译与阐释虽各有千秋,但都渗透着这样一个观点:汉字被传播到东亚的中国近邻,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也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吸纳,并成为其民族精神的部分乃至主体.基于这些译者的认知,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求解为何人们将"汉字文化"视为"儒教文化"的近义语,从而找到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所指的"汉字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概念相似的缘由.     

东亚文化圈形成浅析

由于地理的、民族的和历史的诸方面原因 ,长期以来 ,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包括现今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东亚各国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要素———汉字、儒学、佛教及道教的共识和认同 ,是最终形成东亚文化圈的牢固基础。     

汉字、汉语和汉字文化圈及其修辞

以汉字和汉语为交际。具而在东亚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汉字、汉语修辞在东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在进行这一研究的时候，应当充分注意语言和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切不可简单化。     

东亚语境中"汉字"词源考

日本学术界素有“汉字”一词由该国首创之说,最早文献为入唐僧最澄817年撰著的《照权实镜》。迄今为止,中国人或其他国家学者也未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早在8世纪初以前,唐僧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已使用“汉字”一词,时间比日本早百年以上,因此推断最澄所用“汉字”概念源自中国而非其独创。此外,在中国书法史上,“汉字”相对于魏晋以后流行的草书、行书、楷书等,指称“汉代之隶书”。然而,梵汉对译实践中产生的“汉字”及中国文字书写形体流变过程中萌生的“汉字”,均限于特殊语境及历史时期,并未演化成代指“中国文字”的泛称。清末赴日的中国官绅接触到日本语境中与“假名”对应的“汉字”概念并将之引入国内,创造出一个涵盖东亚的“汉字”新概念。     

“人内传播”再商榷

“人内传播”是我国传播学的五大范畴之一,这一概念尽管出现于早期的西方传播学,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从西方传播学的经典文献中逐渐消失。我国学者林之达、董天策等人在90年代曾对我国传播学界使用这一概念提出质疑,但没有引起学界的反响。“人内传播”在我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认为在人体内可以形成一个传播系统,可以形成“主我”“客我”对话的互动传播模式。从认知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研究成果来看,在人体内形成传播系统的说法基本上不能成立,这一理论对于人类大脑思维活动的理解有简单化和二元化之嫌,与当今世界研究身心问题趋向于一元化的立场相悖,其依据符号互动理论所建立的人内传播模式与米德所提出的社会理论亦是背道而驰。据此,“人内传播”这一概念不能成立。     

从汉字文化圈看拼音文字的形成与演变

汉字文化圈是世界上唯一涵盖象形文字、混合文字(语素文字+语音文字)和拼音文字等文字发展不同形态的区域,可以直接观察拼音文字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对于探索汉字的发展与改革趋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汉字造字法则“六书”说

汉字是根据什么法则拟造的？这个问题早在先秦就提出了造字法则的“六书”理论。对“六书”理论历代都有所研究。对历代学者关于“六书”理论研究加以归纳总结,可知汉字造字法则实际上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     

符号“三分说”与汉字“六书”

皮尔斯的符号“三分说”理论基础是其哲学的“三个基本范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存在和第三性存在。与此相对应,皮尔斯提出了三个符号“三分法”。根据符号与其所指对象的关系,他将符号分为拟象符号、指示符号和表征符号。它们相互依存,但其中某一项起支配作用,从而显示出符号主体特征。汉字“六书”可以在皮氏符号理论框架内得到合理解释 :象形字具有最强的拟象性,属于第一性存在的拟象符号;指事字和会意字通过符号与符号或标记的组合来指示某种关系,表达意义,属于第二性存在的指示符号;形声字、转注字和假借字具有最强的抽象性和社会规约性,为第三性存在的表征符号。后三者构成汉字的绝对主体,从而决定了汉字表征符号的本质。     

美国研究视阈中的三K党运动——以“中层结构”和“社会空间”理论为视点的论析

从美国研究的“中层结构”理论和“社会空间”理论来看,美国三K党组织作为一种“中层结构”破坏了美国社会文化正常发展所依赖的“社会空间”。三K党运动的演进过程是中层机制的消极构成在“社会空间”中的病态表征,彰显了美国多元文化的深层矛盾,成为美国文化史上一个特有的悖论。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朝鲜语汉字词与汉语词汇的比较

朝鲜民族深受汉民族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借用汉字来记录自己民族的语言,因此在朝鲜语语汇中约有60%-70%的汉字词,而这些汉字词成为朝鲜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较系统地阐明了朝鲜语汉字词的来源,分析了朝鲜语汉字词与汉语词汇的异同,探讨了理解记忆和把握朝鲜语汉字词的新方法。     

辽东半岛城市文化圈的发展趋势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侧重以辽东半岛文化圈的主要城市主题文化发展为重点探讨提高辽宁文化软实力发展问题。在与国内其他城市的比较中,总结、提炼、升华辽宁各城市的形象特征和城市精神,在挖掘、抢救、整理和研究具有辽宁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中,诠释辽东半岛城市文化圈的未来发展趋势,为解决辽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城市文化软实力问题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新的思路和对策,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和理论价值。     

申纬汉诗中的中国形象暨汉文化情怀

申纬是朝鲜李朝后期著名诗人,其汉诗有着浓郁的中国情怀。在他的笔下,充满了对中国悠久而灿烂文化的景仰之情。申纬之汉诗平易质朴,但其中所流露的对于中国的热爱却是真挚感人的。     

中国传统环境艺术美学观念中圆的意蕴

研究中国传统环境艺术的美学观念是一个大课题,但发现其中存在一个“怪圈”——“圆”.圆的意识、圆的意味、圆的意蕴,始终贯穿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积淀与思维行为模式中.于是,传统的文化艺术以至环境艺术中,无不执着地体现出圆的形式,更多的是圆的意蕴.     

长安形象在韩国汉诗中的接受与嬗变

定义超越城市实体的文学、文化背景中的长安形象,将其视为东亚汉字文明圈内的共同文化符号。通过考察朝鲜半岛历代汉诗中的长安形象,明确了韩国汉诗中用＂长安＂指代本国首都的用法始于高丽中期,揭示了韩国汉诗对长安形象的接受过程,并指出这种接受与高丽对唐宋＂中华意识＂的继承有着深刻的联系。     

天葬民俗文化圈的形成及特征表现

天葬是青藏高原上独有的丧葬方式,它的地域分布极为广泛。因而形成了一种"凡有藏族处,皆有天葬存"的文化现象。本文运用人类学的文化圈理论,对天葬这种民俗现象进行解释,并提出天葬民俗文化圈的概念。     

论东亚民族主义的类型与特征

东亚民族主义是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它的出现晚于西方民族主义 ,大致形成于 19世纪后半叶至 2 0世纪初期。其共通点是 :它的产生具有“应激———反应”性特点 ,是反西方列强威逼、侵略的产物 ;它具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悠久的文化资源 ,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人文资源 ;往往与权威政权相结合。东亚民族主义的内容十分宽泛 ,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里 ,有着多种变形 ,表现为多种形态和特点 ,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民族主义就是东亚民族主义的几种重要形态     

台湾民族学的祭祀圈与信仰圈研究

台湾民族学在西方欧美学术传统的较深影响下，特别重视田野调查，其在吸收西方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时，也注意与田野调查实际相结合，这显然是一条有利于创新的学术路线。本文所论及的“祭祀圈”和“信仰圈”原本是台湾汉人社会组织的一种，属于民间信仰范畴，是客观自在的社会现象，但在其研究中，以施振民、许嘉明和林美容等为代表的学者却将其深化为一种有用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很值得广泛地借鉴和学习。本文主要叙述了这一理论与方法的形成过程、内涵及其所适用的研究范围。     

中华文化传统中以人为圆心的诸关系考察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形成了自身得以绵延的传统。这种传统主要在儒家文化,特别是以人为圆心,向外扩展延伸的诸关系中获得呈现和凝聚。主要包括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外在)的关系。内省的特质使儒家思想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构建了生存于社会中的人所要努力的目标,同时它也是整个社会氛围对个体的角色期待,这种理想人格不仅作为一种人生指向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还进一步塑造了现实人格,也不可避免地对人的自我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和钳制。平等原则、理性原则、人道原则是中华传统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相通、相类或统一,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仁爱、良知与中和观念,彰显出中华传统处理以人为圆心向外扩展的诸多关系的独特东方智慧,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依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