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宪政·帝国——培根王权思想研究

培根主张和鼓吹绝对王权,被视为专制主义的代表,他的王权思想也被认为是保守的和落后的。培根的法律思想一直被忽视,而培根用法律制约王权的宪政思想也没有被重视。培根的王权思想是实现"科学伟大复兴"的工具,也是实现他帝国理想的工具。培根的王权思想深受家庭背景、社会环境、个人经历和知识结构的影响;继承了柏拉图"哲学王"的思想,也受到英国乌托邦思想传统尤其是莫尔等人影响。培根的王权思想是他从政治经验到政治理想的升华,既有现实性又有理想性,内容丰富却易被误解。     

从封建王权到宪政王权：论孟广林教授的英国政治史书写

孟广林教授是我国知名学者,他厘清了中世纪英国王权的概念与理论模式,并以“封建王权”和“宪政王权”书写了中世纪英国政治史。孟广林洞察了王权与议会、法律、贵族以及中下层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申明了王权在中世纪英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基本破除了国内学界对辉格史学的迷思。这些进步的取得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学术对话以及中西比较。中国学界既要总结学界整体研究之发展,亦应凝练学者个人之探索,才能建设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学术。     

嵌入式王权与英国均衡政制

王权在英国是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的象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英国王权从性质上是一种个人权利,这一点使得英国政制构成所要处理的问题从根本上不同于其它国家。王权在政制结构中要想行动,就必须嵌入到其他政治权力中去。王权的这种嵌入式结构,在英国均衡政制模式中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英国的政制发展和政制转型,是由作为政制秩序现状的保守者贵族院、发动政制变化的行政首脑以及代表政制构成中最终权威的新选平民院共同促成的。     

15-17世纪英国王权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

15-17世纪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以王权为核心的世俗政治体系逐渐发展起来.15世纪开始,随着王权的增强,英国国王开始在国内推行宗教改革、经济改革,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也成为其整合英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15-17世纪英国王权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转型时期的英国社会发展状况.     

从财政的角度看中古英国王权性质的演变

中古英国王权的性质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财政是透视中古英国王权性质的重要视角。中古英国财政经历了一个由王室财政向国家财政的演变过程,主要体现在赋税形态及财政机构的演变方面。它从法理上揭示了中古英国王权由私权性质较强向公权性质不断扩大的转变过程。     

圣经政治哲学初探——《撒母耳记上》释义

本文从<撒母耳记上>开始阐释圣经政治哲学,根据以色列王权政治的起源、特征和体制等历史记载,探讨神权和王权、社会政治力量的制衡、正当性和合法性等政治哲学的话题.     

英国都铎王朝“王权至尊”的确立

都铎王朝是近代早期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王权至尊的形成则是英国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表现。王权至尊是亨利八世通过宗教改革来逐步实现的。国王突破中世纪的二元权力体系,成了英国教俗两界的至高权威。亨利八世一方面大力复兴罗马法,宣扬罗马法中加强君主权力的精神和原则。同时利用王在议会的立法权,向通过议会制定的法律寻求至尊王权的法律保障。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王权与议会共同发展起来,王在议会取得了英国最高立法权。     

从《圣经》中的该隐形象看拜伦笔下的该隐

乔治.戈登.诺艾尔.拜伦(GeorgeGordenNoelBy-ron1788-1824)是英国伟大的诗人,从他的大部分作品我们都可以找出他对基督教教义的质疑。拜伦写于1821年的诗剧《该隐》取材于《圣经》,塑造出了一个思想和情感丰富的形象饱满的该隐,完全颠覆了传统基督教教义对该隐形象的解读。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塑造出了种种的形象,这些形象经常被运用于西方文学之中。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对圣经形象的运用,西方文学总是潜     

都铎时期英国的政治话语

都铎时期英国政治话语围绕着美德、王权至尊和反抗的权利三个关键词展开.这三个关键词都是英国社会提出来的,美德伦理学是古典政治理想复兴的结果,王权至尊是英国宗教改革的核心内容,起源于宗教义务的反抗权利理论,却把政治思想带入现代的争论之中.     

浅谈近代英国宗教改革的政治涵义

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以巩固王权为目的而进行的，它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宗教改革。国家要实现王权至尊，就必须摆脱罗马教皇的统治。而英国宗教改革具有的重要意义就是消除了代表封建势力之一的教皇的统治。资产阶级需要利用王权来发展自己。都铎王朝宗教改革的曲折史不但消除了封建生产关系，而且还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完善，同时引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终促使英国政权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政权。故而言之，英国宗教改革不但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生产方式的改变。     

威廉·廷代尔圣经翻译之历史地位与影响

廷代尔的圣经翻译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他是14世纪威克里夫之后的首位《圣经》英语译者,是历史上第一位将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圣经》原文翻译成英语之人,也是采用印刷术出版英语《圣经》第一人,开创了《圣经》英译的新篇章。他的译本成为16世纪、17世纪诸多圣经英语译本的蓝本,内容和风格被继承和发扬。其译本所用语言奠定了现代英语语言的基础,影响了英语语言的风格,随之也对英语语言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廷代尔译本在英国民众中普及了圣经知识、传播了改革思想,对英国宗教改革乃至民族国家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叛逆罪立法

在英国宗教改革时期,亨利八世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危害王权行为,颁布了多部叛逆法,涉及投毒、保护王室婚姻和王位继承、＂王位至尊＂以及国王的统治能力等方面。这些叛逆法虽然较为严酷,却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发展。研究这些法律,将为认识英国宗教改革的发展历程以及英国王权的强弱嬗替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萨尔普遍史"的中国历史建构与欧洲近代学术转型

16世纪以来,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量有关中国的作品在欧洲涌现。基于圣经的历史书写传统遭受冲击,如何将中国历史整合进世界历史中,成为当时学者们所关切的问题。其中,由英国多位学者在18世纪集体编纂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也处于这一思潮之中。他们将中国上古历史与圣经叙事相比附,协调中国上古史与圣经编年的矛盾,以解决欧洲思想内部危机;通过讨论中国宗教,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提供合法性。该书出版后,在知识界曾风靡一时,“萨尔普遍史”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影响深远。     

封建主义与英国有限王权的形成

英国走了一条与欧洲大陆不同的封建主义道路,通过建立普通法体系、私有财产制度,保障了贵族们的封建法权和自由,从而为有限王权的形成奠定了政治、社会与文化基础。英国封建主义的独特性塑造了有限王权的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层面,封建主义直接催生了以"王在议会"为特征的议会制度,塑造了以"君民共治"为特征的混合政体。在观念层面,封建主义确立了贵族的反抗权,萌生出政治权威需要人民"同意"的政治意识。这些与有限王权相关的制度、原则和思想成为近代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本渊源,不仅反映了英国尊重传统、注重妥协的政治文化,也反映了现代政治对中世纪的继承与发展。     

圣经象征学:神学家与文学家的共鸣——乔纳森·爱德华兹与圣经象征学

圣经象征学是贯穿乔纳森·爱德华兹布道生涯的一个重要主题。乔纳森.爱德华兹对圣经象征学的独到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了传统圣经学思想,将圣经象征学扩展到了整个宇宙和人类历史(包括宗教历史)之中;二是代表了圣经象征学极端观点之间的"中间道路",是一种更自由的、本体论的圣经象征学。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圣经象征学与莎士比亚、马丁.路德和英国形而上诗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圣经象征学不能被简单地归于"前批评"或"批评"范式两分法,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圣经象征学对当代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以孙复的《春秋》学为中心

《春秋》是与政治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儒家经典,其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则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经为本,不曲从前人传注,以王权政治理念贯穿其对《春秋》经的解读。孙复对《春秋》中所记载的礼典之事尤为关注。他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通过对宗社之礼、朝廷之礼、人鬼(祭祀)之礼的阐发,对诸侯进行褒贬以维护王权政治。春秋后期,随着楚国、吴国势力渐强,华夷关系持续紧张。孙氏还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之作为礼的补充。在孙复的政治观念中,《春秋》、礼与王权乃是一体的。     

论都铎王朝初期的叛逆罪立法

在中世纪英国,叛逆罪是指臣民严重侵害王权和危害王国安全的犯罪行为,国王为了维护统治,常进行叛逆罪立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为了维护统治,推出多项叛逆罪立法,以应对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出现的新问题.这些叛逆罪立法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体现出英国从中世纪国家向近代国家过渡的时代特点.借助这些叛逆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达到了强化王权、维护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近代中国人《圣经》 观念考述

据统计,自1814年到1949年间,英国、美国、苏格兰三家圣经公会和中华圣经公会在中国销售各种《圣经》约三亿册,其中大部分是单行本。其阅读者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近代中国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人是如何理解《圣经》的呢?过去对这一问题研究甚少。笔者认为,按照对待《圣经》的态度可分为三类人群,即信奉者、虽不信奉但也不排斥者、坚决排斥者。除了基督徒将《圣经》视作信仰的准则外,非基督徒的一般民众对《圣经》的理解可分为四类,即将《圣经》视作异端邪说;将《圣经》的教训作为革命指南;将《圣经》作为丰富中国语言文学的范本;将《圣经》作为汲取人道主义的源泉。本文主要从非宗教信仰的角度探讨中国人对《圣经》的看法。     

论类分思维与战国精神——兼论五行八卦模式的专制主义本质

对天下秩序的探索、规划和想象是战国时期的统治者及其理论家实践与思考的重大课题,其主要内容是以天道为依据,以王权为原点为世界植入网格,赋予条理。这体现在建设和强化王权的社会实践领域,体现在时人关于完美秩序的理想和想象中,也体现在观念对抽象名物的类分与归纳中。以"以类行杂,以一行万"为旗帜的类分类推思维方式建构的不仅是观念世界的秩序,也是生活世界的准则;作为宇宙秩序之模拟机制的八卦与五行模式则直观地体现着天道秩序的严正之美,并把一种来自绝对中心的有机秩序的观念播植到人类生活的每个层面。作为专制王权的盟军,这种思维方式同专制王权一起,体现了战国这个冷酷无情又乐观向上的铁血时代之精神。     

法律与王权：中世纪英国法治观念的嬗变及其内在逻辑——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布拉克顿和约翰·福蒂斯丘为中心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世纪英国法治兼容并包,融日耳曼法、教会法、罗马法和普通法之思想精髓于一体。日耳曼的习惯法使“王在法下”观念深入人心。罗马法和教会法的传播和影响推动英国法治理性化,但带有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在普通法的影响下,英国法治思想日趋制度化。中世纪英国法治思想的演变体现了法律至上和政治民主的双重逻辑。法律至上体现了法与权的关系,规定了王权的法律边界;政治民主体现了官与民的关系,强调民主制度对王权的控制。在观念与制度的交融下,法治观念以制度为载体,制度以法治观念为灵魂,并且形成了“以司法制约权力”、“君民共治”的制度文化。这种独特的法治传统推动英国政制向议会主权和混合政体的方向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