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调整《史记》断限之原因

《史记》"述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所订定的断限。司马谈将《史记》起于陶唐,一是司马氏的先祖在陶唐时期显扬于世的缘故,二是基于"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司马谈将《史记》讫于麟止,是因为《史记》自比《春秋》,是接续《春秋》而作,孔子辍笔于麟止,因而仿效讫于麟止。从"自传"和"记载历史"的视角来看,司马迁将上限移至黄帝的原因,一是黄帝是司马氏的始祖,二是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后代子孙。这是从个人家族的血缘关系扩大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史记》的下限经过司马迁三次更动:第一次下修至太初,第二次下修至天汉,第三次下修至武帝末年。其原因皆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必须加以记载,而且这些事与司马迁个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史记》的残缺、断限和增补

我们知道，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这个问题最先提出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的《史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     

桐城派人物传记与《史记》之比较

本文试图从记述对象身份、事件选取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将桐城派文章与《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进行比较,揭示了桐城文章虽对《史记》有所继承,但却体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阐明桐城派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在整个有清一代成为文坛盟主的原因。     

《史记》与《聊斋志异》

司马迁的《史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从褒贬精神,人物故事、行文笔法、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讨论。     

《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春秋》与《史记》历史观之比较研究

不同的时代背景,决定和影响着人们历史观的产生和发展。孔子修《春秋》,是要借对春秋时期２４２年史事以“微言大义”,作是非褒贬,表达自己维护“周礼”的政治理想。司马迁著《史记》时,虽以“继《春秋》”自任,却以“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作为对自己著史的要求。它们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成为以后近２０００年中国传统史学所遵循的原则和方向     

《史记》与神话传说——《史记与文学》研究之一

本文从史料来源的角度,论述了史学与文学巨著《史记》与古代神话传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指出司马迂的蒐集、整理、加工和改造,使古代神话传说不仅成为《史记》上古史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同时也赋予了《史记》的文学色彩。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语言特点等诸方面文学因素,对读者颇有启发性。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论衡》虚词与《史记》虚词之比较研究

比较《论衡》和《史记》虚词,虚词的大类没有发生变化,但各类虚词的数量及其词义或用法皆有变化,但这种变化在各类虚词之间并不平衡。比较二书虚词,《论衡》在虚词使用上分工进一步明确,系统进一步简化,假借进一步减少。这是一种进步。这种变化,主要是时间的因素造成的,其次还有文体的因素,个人用字的因素等。     

《史记》与《三国志》考辩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开拓之作，《三国志》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两书均属“前四史”。本文从体例、写作方式、著史思想三个方面对这两部史书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辩，得出了部分历史比较学意义上的结论。     

《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

对《史记》进行的注释、评点研究,在明代以前各为殊途,稀见集两方面成果于一书的全面系统之作。清代程馀庆所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创新体例,集注集评:集古今之注,尤重地理注解,方便后学;集历代一百六七十名家之评论,眉批评点,成一家之言。程氏之书,实为《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

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一书主要内容包括校勘文字、考证史实、志疑释疑、驳斥谬解和评文论法等。该书据当时通行之本为说,既是为《史记》而作,更是为读《史记》者而作。该书的价值表现在恢复《史记》原貌、写评点密切相关、勇于怀疑的精神等。该书的不足有不当疑或疑而不当、校勘考证失误、评论不当等。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论司马迁《史记》创作之元动力

关于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动力,或说＂发愤著书＂,或说＂受于父命＂,然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动力。透过外力影响和内在动机,可探究出司马迁著史的元动力。     

《左传》与《史记》中齐国田氏家族史料之比较

《左传》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都记载了田氏代齐事件,但所用史料几乎完全不同,可以互为注脚。《左传》作者意在揭示遵“礼”爱“民”必兴,僭“礼”失“民”必亡,兴者必遵“礼”爱“民”,亡者必僭“礼”失“民”这两个结论,而以田氏家族史料为其例证之一。《左传》集中选择田氏遵“礼”、得“民”的史料,并记录他人预言以证“礼”“民”与田氏代齐之因果关系,但对田氏遵礼得民以外的史料几乎无记载,忽略了叙事的连贯性,并因预言过多使史料真实性受到质疑。《史记》则注重“通古今之变”之“通”,对田氏家族的发展叙述得很连贯,但对人物活动、语言记载很简略。《史记》没有保存美化田氏的预言,使它在读者印象中更加真实可信。     

《史记》与汉代民俗

司马迁不仅是中国纪传体通史的鼻祖,在中国民俗调查与研究上也是位开先河的人物.弱冠之年,他便离家南下,不畏艰难,不惧险阻,跋山涉水,调查民俗.入仕后又以公务之便,忙里偷闲地调查.第一次对全国民俗的特征作了精确的阐述.他的<史记>成功的奥妙之一,便是匠心独具地运用民俗材料来塑造人物.他对民俗的关注为后世史家所祖承,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秀传统.     

《史记》《汉书》边塞题材探析

作为全面反映汉代社会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对当时的边塞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一是全面地确立了固边守塞的观念;二是真实地记录和热情讴歌了汉代边塞抗击匈奴战争中的将士们的丰功伟绩,使其成为历代文人诗人世代传唱的对象;三是对边塞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及战争场面有着真切的描绘。这些,均成为后世文人了解边塞及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左传》、《史记》判断句比较研究

对《左传》、《史记》判断句作了穷尽考察:从结构形式、构成成分、语义关系等三方面对二书判断句的异同进行了比较,从中管窥上古汉语判断句的共时面貌和历时变化。     

《史记》成语来源与形成研究

成语是中华民族语言词汇中的瑰宝,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典故蕴涵其中。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实践的锤炼,成语呈现出了言简意赅和生动形象的特点。《史记》这部重要的历史和文学典籍产生于汉代,它对语言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反映着秦汉时期的基本语言面貌,在汉语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史记》所载史事生动,所用语言精练,在千古流传中形成了五百多条成语,为汉语词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