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险引发的生态伦理思考

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技术风险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各种技术风险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已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对技术风险带来的越来越多的生态难题,我们应从技术伦理的角度进行反思,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出发点,以生态伦理为导向,在制度、技术和观念等方面克服技术风险.     

信息技术的哲学特征

信息技术区别于物质生产技术,这种区别并不在于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直接产品上,而在于其功能意义的不同,前者服务于人的精神或信息需要,后者服务于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基于物质和信息的本体论关系,两种技术之间也存在着复杂丰富的关联性。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器具信息技术具有了与传统信息技术不同的新特征,并导致了不同信息技术之间乃至信息技术与物质生产技术之间的"会聚",导致我们关于技术的哲学观念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论构建技术主体伦理的原则及目标

在技术风险社会,技术主体在履行责任时往往会遇到伦理困境,所以技术主体伦理成为技术伦理的重要话题,它是对技术研发、运用以及运用后果等一系列技术过程中技术主体作用的伦理反思。文章分析了技术主体伦理构建的必要性：人与技术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增强技术主体道德责任的重要途径、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认为明确、可行、合理的技术主体伦理原则对于指导技术主体走出伦理困境极为重要。为此,提出几条原则：“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主体愿用（受用）”、“技术风险即命令”等,以期实现技术价值认同、技术灾难教育素质化及技术德性“经营”的目标,而构建技术主体伦理是真正有效解决技术伦理问题的核心所在。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伦理省思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是技术发展的时代必然，但在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过程中，教育技术、师生关系以及教育环境等方面也会产生新的伦理风险。从理论上说，教育技术运用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由认知受限而导致的算法黑箱、由文化偏见而引致的算法歧视、由智能技术法制缺位而引发的伦理治理受阻；师生关系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教师、学生以及师生等伦理关系的错位；教育环境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由价值歧视导致的社会公平正义缺失，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教育不公平。因而，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理性看待已经出现或可能会出现的伦理困境，另一方面要在倡导智能技术和教育融合共生的基础上，从加强技术支撑和伦理规范建设、构建新型师生伦理空间、明晰智能教育伦理责任和提升师生智能素养等四个方面，构建人工智能教育伦理治理新范式，以防患于未然。     

网络民主的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基于技术政治学的分析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民主已在世界范围悄然兴起.从技术政治学的观点来看,网络民主的作为网络技术催生的现代政治模式是当代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技术与政治关系在当代社会趋于相互融通的重要体现.对待网络民主不应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而应以积极、宽容和欣慰的心态去迎接这样一个可以让民主政治获得新发展的时代到来.但网络民主也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过于乐观地陶醉于其对民主政治发展所带来的福音,还要认真面对并努力防止因其可能被泛化或被误用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积极引导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     

社会资本与企业运行的伦理—经济难题

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向社会化演进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信任伦理特质和社会文化意义.它表现为社会资本引发企业运行之伦理—经济难题的两种理想类型:伦理优先和经济优先.韦伯论题基于特殊主义信任和普遍主义信任之区分,指证儒家由于过于重视“家”而阻碍了现代经济模式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论断忽视了中国文化中企业运行走出“家族主义困境”的社会资本的文化设计,即“天下理念”的文化设计.中国社会中基于“天下”理念的普遍主义信任,来自“家文化”及其衍生的对“家文化”的辨证、反拨和文化矫正,它是中国企业应对伦理—经济难题并寻求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将来时伦理承诺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伦理承诺是建立在"将来时"时间视野的.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包括三个层面,即"全时间视野""现在进行时的时间视野""将来时的时间视野".共产主义是马克思通过对当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现在进行时的时间视野)而建构的"将来时"伦理承诺.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共产主义伦理承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伦理承诺.基于这一原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是基于对当下世界不和谐因素的批判而建构性地提出的"将来时伦理承诺".     

亚里士多德论“好人”与“好公民”

亚里士多德关于“好人”与“好公民”的论述体现了古典政治学的基本立场,即伦理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伦理的目的,二者密不可分。但是,这一基本立场在现代政治学开创者们那里因其“不切实际”而遭到批评和拒斥。他们以一种“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主张伦理与政治绝对分离。此观点发展至今,即为现代政治学中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基本划分。这种划分有其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导致了现代政治失去根基,日益沦为一种单纯的治理技术。     

"法律的内在道德"抑或 "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从"富勒困境"谈起

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在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合法性诸原则能否真正被视作法律的内在道德.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富勒在面对诘问时陷入了理论困境.事实上,富勒所谓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毋宁应被视为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对立法技术的探索和应用上的道德问题进行价值哲学与社会实证分析是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研究的主要内容.立法技术伦理正当性分析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对具有正当性的立法技术的探索、发现与立法者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对法的制度伦理的坚守能使立法者有效避免滥用和误用立法技术.而对立法技术进行价值追问和道德效果的社会实证分析则提供了研究的可行性.     

技术时代的享乐伦理

人愿意并能够享受、享用各种快乐、乐趣、福利、好处、安宁，享乐即享受快乐。享乐的观念和实践在历史中不断发展，特别是伴随着技术时代的来临得到了更大的丰富。享乐伦理意指享受快乐中所包含的愉快的感情，享受生活的情感体验对于人的益处和善好，以及人们享乐和享受生活时所应遵循的原则与规范；人如果没有关于享乐的适宜态度，很难形成关于生活的合理观念，更不会形成关于享受生活的有益价值；但是技术的发展和提供的舒适却也会带来人的过度依赖甚至异化。反思技术时代并构建享乐伦理对于享受美好生活和美好人生都是必要的，其建构主要依赖于对中道原则的把握和实践智慧的领悟。     

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中的生命伦理反思

生命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一方面给予不孕不育家庭带来福音,另一方面冲击着传统的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等,还引发了社会代孕现象,这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去反思应用生命伦理原则来维护患者及其家庭的利益,确保患者最终受益多于弊端.具体建议从尊重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患者隐私权,重视心理咨询和关怀,做好术后随访工作,发挥伦理审查委员会作用,促进健康宣传和教育,强化自身法制、伦理观念,完善相应的法规等8个方面来确保生殖技术的良性发展和实施,最终伦理与生殖技术共赢发展,实现建设"健康中国"的宏伟战略目标.     

元宇宙：技术乌托邦与数字化未来——基于技术哲学的分析

元宇宙是人类关于未来智能社会形态的技术想象,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数字生产力水平发展到更加高级阶段。当前,社会各界关于元宇宙发展前景的认识主要包括技术空想论、技术中介论、技术统治论等,体现出对数字化社会发展前景的担忧。基于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与互动共进关系,元宇宙的智能技术架构将深度改写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信息、人与自我的关系,既可以促进人类解放,也可能使人困于技术囚笼之中。面向未来,元宇宙及其智能技术架构治理的关键在于,尽快确立起一种对人类未来负责的责任伦理,推进数字技术“负责任创新”,避免技术对人作恶,捍卫人的独特性和主体性地位,确保未来智能社会的一切技术创新始终朝着有利于人类安全和解放的方向发展。     

自由的限度:从克隆人技术应用看科技伦理论争的实质问题

技术自由从一般自由的绝对意义层面而获得根据,而价值辩护从而伦理限制的承认则是有条件的。在伦理限制成立的地方,我们放弃某种技术自由。因此,一切技术拥有绝对意义的自由,无需回答"去做"的依据和理由,从而无需提供"应做"的解释和论证。而反对这种自由则必须给出一定的理据。禁止克隆人技术应用的主张应建立在对这种技术自由的反对理据得以成立的基础上,而不应追问克隆人技术自由自身的根据。     

论"脏手"--关于政治行为的伦理思考之一

政治活动与日常活动相比有着很大不同,政治活动的特殊性需要特定的伦理思考."脏手",即按日常道德标准看来是不正当的政治行为,可能被视为政治伦理的特殊组成部分."脏手"可以看作是僭越最严肃的道德的政治理由,也可视为伦理的内部分裂.通过伦理原则的贯通,可以调和政治与普通伦理的鲜明冲突.我们不能过于迁就道德悬置产生的不正当政治行为,因为它关系到道德品格,并且在过于松弛的道德规范下产生的政策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政治家如果经常忽略道德要求,道德要求的拥护者就有可能无视政治要求.与"脏手"有关的问题还有"多手"、"无手"、"空手"等等.     

环境伦理与“三型社会”

环境伦理是关于调解人与自然关系、保护生态环境的新型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建设“三型社会”实践了中国特色环境伦理的内涵和精神.环境伦理是建设“三型社会”的道德指针和精神护法,建设“三型社会”是环境伦理的具体实践和价值创造.在新时期,通过多种路径选择推进环境伦理与“三型社会”的融合共建,促进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浅析网络技术价值和技术伦理

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对网络技术的价值和技术伦理进行了简单的探讨.对网络技术价值从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来分析,对其社会价值又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四方面来剖析;阐述了网络技术对社会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和其一些失范行为,提出了如何构建网络技术伦理.     

试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科学伦理观及其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观的批判指向是当代科学技术在社会运作中所产生的负效应,即指认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是如何异化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如何形成了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思想。这种科学伦理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科学与社会伦理关系的学理性批判;二是关于科学与社会伦理关系的现实性批判。而后者又包括,对作为政治统治的科学技术的伦理批判和作为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伦理批判。     

人类基因技术的伦理条件

对人类基因技术的伦理研究面对的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实践活动,这一技术对目前存在的伦理学已经造成了整体性的冲击.局限于具体道德观点和伦理规范无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在技术目标与道德价值、技术后果与伦理规范,以及技术伦理的实践合理性等方面全面展开,建构出一个人类基因技术伦理研究的整体运思框架.     

生殖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与对策思考

生殖技术的发展给无数不孕不育夫妇带来了福音,同时也对社会伦理道德带来了挑战.生殖技术的应用引发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冲击传统的婚姻家庭理念,难以确定孩子父母亲的合法地位,造成精子商品化、代理母亲商业化,损害予代的心身健康、激发反社会心理,造成社会强弱势分化,破坏自然进化规则.对于生殖技术的发展,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保持适度宽容,坚持生命伦理原则,增强科学家责任意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其有利于人类的发展进步.     

人工智能伦理的两种进路及其关系

与传统技术伦理相比,人工智能伦理在研究进路、研究领域、研究层次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原有的以批判为主的研究架构已经不能完全涵盖当今的研究格局.人工智能伦理逐渐形成"外在主义"和"内在主义"两种互补的研究进路,其中,"外在主义"进路主要是对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社会伦理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制定相应的伦理规则来规约人工智能的发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