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分析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消失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保护探讨——以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为例

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包含了诸多的传统基因和时代元素。在始祖信仰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保护原则具体指整体性原则、结构性原则和局部性原则。土家族始祖信仰谱系结构中的文化基因包括明确的对象和具体内容,是可以分析和把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保护具有可操作性和特殊意义。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的建构

我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确立的基本法律依据和准则;二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我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建立起全方位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制度,这也是我国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正式出台已指日可待。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及保护对策

文章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后指出:土家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消失、濒危、变异、衰退几种状态,形势十分严峻。面对这种局势,土家族地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地方党委和政府把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开始用法律的手段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启动了建立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村)的工作,民间文化传人开始受到重视,通过举办各种文化艺术节,弘扬了民族民间文化等。文章进一步指出,要使土家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必须在全民族中形成共识,进一步利用好法律的手段,摸清家底,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提高民间艺人和文化人的地位,把申报各级保护单位、把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把历史文化名城(镇)、把旅游开发、把生态环境保护、把博物馆建设、把学校教育与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参见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Declaration of Istanbul).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将文化遗产划分为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域性、群众性、脆弱性等特点.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在具体保护中创造性地采取新的政策措施.     

知识产权框架下传统工艺的法律保护—以湘西土家族传统工艺保护为对象

传统工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成果,本质是信息,是知识产权的客体与保护对象。湘西土家族传统工艺由于经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对其保护一直未受重视。这既有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又有传统工艺的内在局限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的缺位与不完善。具体从两个方面加强对传统工艺的法律保护:第一,通过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模式进行综合保护;第二,建立专门知识产权制度予以特别保护。     

文化遗产法学: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主持人语]自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以来,国内学者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理论及实践进行了较多探讨。从现有的研究状况看,学者们大都将关注重点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上,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以及特别权保护模式上,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则相对比较忽视,将文化遗产视为一     

论法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始于近代西方国家,现代以来呈现出法典化、系统化趋势。法国文化遗产法历经两百多年的发展,迄今已形成以《遗产法典》为核心、以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体的比较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颇具典型性。法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在立法体系、制度设计、理念应用等方面的经验,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重庆土家族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刍议

土家族与苗族是重庆地区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土司时代,积淀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章从重庆土家族与苗族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归纳与分类。对于土家族与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原则、具体方法,提出了建议。     

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自21世纪始进入中文视野,2004年在辽宁地区重新引起社会重视,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诸多原因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消失。虽然保护和抢救的时机稍纵即逝,但是开发利用却可以长久地进行,其中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应注意民间文化遗产有形和无形的结合,开发和保护并重;整合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制定和落实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管理,同时合理引入旅游市场机制,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     

论文化遗产权

文化遗产权是个人、团体及国家等权利主体对文化遗产的享用、传承及发展的权利。鉴于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互为表里和相互依存关系,文化遗产权不宜机械地划分为物质文化遗产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由于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和属性及其与公共利益的密切关系,文化遗产权的行使也受到公共利益的极大限制。这种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需要以公法加以规范与保护的公权。     

文化遗产保护的宪法基础

文化遗产是一国文化的基本载体,也是一国国民的精神家园。文化遗产保护理应获得作为一国根本大法的宪法的重视。在明确文化遗产保护和宪法关系的基础上,梳理各国宪法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规定,并从宪法维度论证文化遗产保护的定位和权利归属。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目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均存在分歧,而合理界定其内涵和范围,对于中国将来制定相关立法具有积极意义。以国际公约和国家、地方有关规定为基础,通过比较分析,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被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等具有社会进步性的活态文化遗产。其范围包括:(1)民间文学艺术;(2)民间传统知识及实践;(3)文化空间;(4)其他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力求进一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对策思考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在认识上要处理好继承和利用的关系,深刻理解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实践中,要把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放在首位,做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并重;实施遗产的数字化战略,寻求遗产在当代的可持续发展;申报“世界遗产”,旨在提高遗产的保护意识;遗产保护和现代化建设同存共荣。     

文化权利视野下的文化遗产权初探

文化权利是随着人权理论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人权,内在地包含了文化遗产权的某些方面,但文化遗产权概念的提出突破和发展了传统文化权利的内涵。文化遗产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具有形式和内容上的正当性,是指特定主体基于对特定的文化遗产的某种利益或者与特定文化遗产的某种联系,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对该文化遗产进行享用、收益、处分以及传承和发展的一种复合权利。文化遗产权是公益权与私益权的统一体,其主体包括个人、团体和全人类3个层面,客体是具有特殊资源属性的文化遗产,内容包括对文化遗产的接触、欣赏和保护权,传承权和发展权,开发利用权和参与管理权,所有权以及相关知识产权等。     

"文化遗产学时代":问题与路径——中国高校首届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

中国高校首届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对当下国内的"文化遗产学"发展趋势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目前存在的对遗产的大规模开发和以保护为名的破坏,其真正症结就在于"保护"无法解决最重要的"发展"问题。对于"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理论体系构件等问题,学者们认为,对此应借鉴国际学术界经验,不以固化的心态来对待尚处初创期的文化遗产学,不急于下定义,不使其过早地体系化、学科化。将其视为一个开放的对话体系,既对接国际研究新趋势,又结合中国本土资源,为学科建设拓展多元化的发展空间。同时应通过学科整合、多方合作营造学科发展的良性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学"体系。     

文化遗产学研究对象分析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文化遗产事业发展迅速,形成了独有的社会实践对象和研究领域,文化遗产学研究对象分析逐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在明确文化遗产概念的基础上总结了文化遗产的特征,并对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详细分析。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刑法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是最严厉的法律救济手段,对犯罪行为具有预防、控制和惩处的功能。文化遗产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脆弱性和不可修复性。在文化遗产犯罪猖獗的今天,通过刑法对文化遗产予以保护既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但是,我国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在立法目的和制度设计上都存在一定缺陷,从而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要通过刑法预防和控制文化遗产犯罪,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要对现行刑法予以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