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现实困境与展望——以量刑对象理论为视角

在刑法以犯罪和刑事责任为基石范畴的现代化下,量刑的概念也随之现代化。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应是指刑事责任的裁量,其蕴含着"量刑对象是犯罪人"这一量刑基本理念。量刑理论对量刑程序改革无疑具有指导意义,量刑程序之设计应当致力于量刑基本理念的实现。从量刑对象理论视角来看,它要求量刑程序应独立于定罪程序,刑事审判应先解决定罪问题、后解决量刑问题。然而,《量刑程序意见》所确立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并不完全符合如此量刑基本理念的要求,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当前的量刑程序改革陷入困境。鉴于此,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建立独立量刑程序模式,应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     

独立量刑程序模式下的证明制度

量刑作为刑事审判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司法审判的落脚点,也是衡量司法公正与否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量刑环节出现的种种弊端迫切要求量刑程序独立于定罪程序之外,对其进行严格的规制。与此相适应,必须设立一种不同于定罪证明制度的量刑证明制度,以求使量刑结果更为公正合理。以独立量刑程序框架为背景,对量刑程序中的证明制度作探讨。     

浅议量刑辩论程序

公正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要保证我国量刑建议的进行,必须明确量刑辩论程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提出设置量刑辩论应当注意的问题;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公开、透明。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机制来确认和规范,即量刑辩论的案件范围、辩论内容、辩论顺利等必须明确化、制度化。     

非法证据与量刑关系的再审视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在量刑和非法证据两个领域的不断深化,如何处理非法证据与量刑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影响这两项改革实效的关节点。非法证据与量刑的关系,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非法证据能否在量刑程序中使用;二是,如果可以,在量刑程序中如何使用非法证据。为了在量刑程序实现刑罚个别化的同时,也不妨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震慑效力,需要确立一个客观标准来判断在具体案件的量刑程序中是否使用非法证据,此外,还需要有限制加重的规定,即减轻非法证据对加重被告人量刑方面的影响。     

论量刑程序改革

量刑程序改革是对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相关理论的贯彻落实,其目标是为了纠正片面的司法观念,解决量刑的失衡问题,实现量刑的公平正义,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障。量刑程序改革的价值应包括公正、公开和效率。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我国可以采用混合型的定罪量刑关系模式。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完善

量刑是否公正,不仅关系到被告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更关系到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能否实现。量刑程序是与定罪程序相对而言的,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用来解决如何对被告人裁量决定刑罚的所有程序和制度的总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量刑程序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检察机关和当事人参与量刑程序的程度较低,量刑程序的公开性也不够,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较大。应借鉴国外经验,扩大检察机关在量刑程序中的权力,保障当事人在量刑程序中的权利,增强量刑程序的公开性,逐步健全和完善我国量刑程序。     

构建我国多元化量刑证明标准

程序立法上量刑证明标准的缺失是造成量刑失衡的重要原因.确立独立的量刑证明标准既是规范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必然要求,也是指导控辩双方在量刑程序中有效开展举证及辩论活动的现实需要.我国应确立以罪行轻重程度为依据的多元化的量刑证明标准,量刑证明标准的确立及适用离不开对刑罚目的的准确把握以及相应配套制度的保障.     

论量刑程序改革中的当事人量刑建议权 ——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为考察对象

量刑建议权是量刑程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已经得到了充分重视,但当事人的量刑建议权却被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所忽视。当事人的量刑建议权的设置有利于提升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增强量刑程序的理性化、实现量刑裁判的实体公正。因此,有必要建构实现当事人量刑建议权的运作机制及相应的配套措施,确保其落到实处。     

论我国独立量刑程序的建构

量刑程序有英美法系的独立量刑程序和大陆法系的混合量刑程序之分。20世纪中叶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出现向独立量刑程序转变的趋势。独立量刑程序阻隔了纯粹的量刑证据对法官心证的不当影响,符合"先罪后刑"的诉讼逻辑,有助于正确评估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给予了控辩双方和被害人更多的参与量刑的权利和机会,因而更有利于量刑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随着我国对量刑公正的日益重视以及证据规则的逐步完善,有必要确立这一程序。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普通程序简易审、缓刑听证等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创设该程序的初步尝试。与定罪程序相比,独立量刑程序应具有程序简化、证据规则宽松、证明标准较低、法官积极主动等特点。     

论刑事被害人参与的量刑正当性

量刑程序是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人民法院进行量刑活动的步骤，是刑事审判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英美法系国家量刑程序的特点是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分离，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没有独立的量刑程序，但评议和表决规则十分严密，比较注重限制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被害人参与不够、透明度不高，影响了审判公正；我国量刑程序应该包括量刑公开、量刑答辩制度等。     

论刑罚目的与量刑

刑罚是为了保护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而对危害行为设立的保障措施和惩罚方式。刑罚目的是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刑机关通过设定刑罚、适用刑罚和执行刑罚等方式而在主观上期望实现的效果。刑罚目的应当包括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以及传递价值保护等内容。依据此目的,司法机关在量刑上应当更好地实现刑罚目的在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社会价值等方面追求。     

量刑失衡因素研究

量刑均衡是刑法的永恒追求,但量刑的复杂性决定了现阶段量刑均衡只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梦想,现实是量刑失衡成为了量刑结果的主旋律。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放弃对这一梦想的追求,相反,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刑法学科自身的进步,从定性过渡到定量已经是刑法学研究的以历史趋势,对量刑的研究更是如此。本文拟对我国量刑失衡的因素之分析,以寻求破解之道。     

死刑复核程序刍议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它的设置对于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统一掌握死刑标准,贯彻少杀的刑事政策大有助益。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死刑复核制度与二审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虚置现象严重,死刑复核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把死刑复核权下放,各省法院对死刑标准掌握不一,形成一国之内法律面前事实上不平等的局面。应将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院行使,创建开放式的死刑复核程序。     

浅议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设置

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因立法缺陷因素的制约,其价值的发挥受到很大局限。针对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和立法缺陷进行分析,着重论述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设置问题。     

试论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

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发展,延续至今。论题概括了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了其确立依据,阐述了其主要表现和司法价值,指出了其对当前刑事司法的启示意义。     

论同罪个案间的量刑均衡——由二审对量刑不当案件改判引发的思考

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对立法上整体和个案本身的罪刑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强调罪与刑的相当与均衡,而忽视了同罪个案之间的罪刑关系,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同罪个案判决上的量刑失衡,这种同罪异罚现象的存在不仅给涉案被告人及其亲属带来不服,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动摇和怀疑。文章试就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做一粗浅的分析,同时着重就如何实现同罪个案间的量刑均衡提出笔者的一些拙见。     

论量刑程序改革中的被害人权利

2009年量刑程序改革正式启动,从目前量刑指导文件和各地实践来看,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对此,应当明确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的必要性,赋予其量刑程序中的知情权和量刑建议权,以实现建立公开、公正量刑程序之目标。     

论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行政的范围不断扩大。随着现代行政职能的扩张,行政机关拥有了越来 越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何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已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行政主体在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探讨如何适当地合理地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对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中的作用以及控制加以深入探讨,按照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 研究如何运用简易程序来控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期有利于行政部门正确、及时而有效地执法,切实保障行 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希望能使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治在实质上得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