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独立量刑程序如何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生长并发挥效用，是一个值得各方参与探讨的问题。英美法系国家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模式对我国量刑专门程序的构建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结合我国刑事审判实际及量刑程序缺失的现状，吸收和借鉴英关法系国家先进做法，构建中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论我国独立量刑程序的建构

量刑程序有英美法系的独立量刑程序和大陆法系的混合量刑程序之分。20世纪中叶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出现向独立量刑程序转变的趋势。独立量刑程序阻隔了纯粹的量刑证据对法官心证的不当影响,符合"先罪后刑"的诉讼逻辑,有助于正确评估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给予了控辩双方和被害人更多的参与量刑的权利和机会,因而更有利于量刑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随着我国对量刑公正的日益重视以及证据规则的逐步完善,有必要确立这一程序。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普通程序简易审、缓刑听证等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创设该程序的初步尝试。与定罪程序相比,独立量刑程序应具有程序简化、证据规则宽松、证明标准较低、法官积极主动等特点。     

涉案财物认定证明标准的确立路径及校验

我国刑事诉讼普通程序涉案财物认定的证明标准不明,是涉案财物处置不规范的症结之一,证明标准应当尽早确立。证明标准的确立不能偏离证明过程本身,涉案财物认定的待证事实或与定罪量刑事实无法割裂,涉案财物认定亦应适用与定罪量刑同一的“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涉案财物认定举证责任只由公诉机关担负,适用优势证明标准不会带来诉讼资源的节约,相反存在动摇刑事诉讼严格证明根基的风险。     

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比较法视野中的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之证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具体运用

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划分在证据法上的意义在于,对定罪事实必须进行严格证明,而对狭义量刑事实及某些属于犯罪事实的量刑情节,允许进行自由证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在可以运用的证据范围、证据调查方法和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定罪事实的严格证明体现了证据法对于权力的制约功能,对量刑事实进行自由证明则综合考虑了减少诉讼成本、明确主要争点和扩大有利于被告人之量刑资料的适用机会等多种因素.作为对自由证明的限制,在量刑阶段,除了必须保障被告人对量刑资料与信息的知情权和异议权、获得律师帮助权等各项权利之外,审判还应该被划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互相分离的阶段,以防止不可采的品格证据所产生的不公正对定罪造成影响.     

论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构建

长期以来在我国刑事审判中，定罪活动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量刑活动存在的问题受到了忽略。近年来量刑制度改革引发了人们对于我国构建量刑程序的关注。理论上，量刑程序在审理对象、程序参与主体和证据制度等方面存在特殊性。两大法系存在着合一和分离两种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关系模式。这两种关系模式都存在着优势和弊端。我国在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时，应该尊重量刑程序的程序特点，借鉴两大关系模式的优点，把握相对独立的实质。     

独立量刑程序模式下的证明制度

量刑作为刑事审判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司法审判的落脚点,也是衡量司法公正与否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量刑环节出现的种种弊端迫切要求量刑程序独立于定罪程序之外,对其进行严格的规制。与此相适应,必须设立一种不同于定罪证明制度的量刑证明制度,以求使量刑结果更为公正合理。以独立量刑程序框架为背景,对量刑程序中的证明制度作探讨。     

论刑事被害人参与的量刑正当性

量刑程序是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人民法院进行量刑活动的步骤，是刑事审判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英美法系国家量刑程序的特点是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分离，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没有独立的量刑程序，但评议和表决规则十分严密，比较注重限制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被害人参与不够、透明度不高，影响了审判公正；我国量刑程序应该包括量刑公开、量刑答辩制度等。     

构建我国多元化量刑证明标准

程序立法上量刑证明标准的缺失是造成量刑失衡的重要原因.确立独立的量刑证明标准既是规范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必然要求,也是指导控辩双方在量刑程序中有效开展举证及辩论活动的现实需要.我国应确立以罪行轻重程度为依据的多元化的量刑证明标准,量刑证明标准的确立及适用离不开对刑罚目的的准确把握以及相应配套制度的保障.     

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法》对证明定罪量刑的事实规定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最高的证明标准。但是,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法院并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那么是否有必要采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最高的的证明标准呢。如果申请方提交的证据不能让法官建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将不利于保护国家和人民以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为了兼顾国家、人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利益,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有必要摒弃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确定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替刑制度的演进及我国的选择

非刑罚化是当代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之一.采取替代传统监禁刑罚的非刑罚化措施来对待罪犯将有利于实现社会正确对待犯罪、改造罪犯、预防犯罪的基本目的.替刑制度是非刑罚化路径的必然逻辑结果.它以新派理论为根基,并已经经过一些国家司法实践的有效检验.轻型化的、非刑罚化的替刑制度也理应成为我国未来刑事政策发展的主要方向.     

论监听作为取证手段的法律问题

监听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监听也是一把双刃剑,如对监听不加任何限制的采用又会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各国大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我国虽然在侦查实践中对监听措施经常采用,但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规范监听立法及在证据效力上对其正确定位业已成为改革与完善侦查措施以及刑事证据制度的当务之急。     

我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之重构

民事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则是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我国学术界对民事证据证明力问题关注较少,理论的匮乏导致了我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简单且缺乏合理性,使法官在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方面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为防范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有必要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     

我国环境行政罚体系的重心迁移与价值调适——以《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五十九条“按日计罚”制度为中心

通过定量化的方法对比《环境保护法》修订案颁布前后当代中国行政法体系中环境行政处罚体系的基本构成、主要种类、处罚力度与幅度、整体分布等数据,可以发现《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五十九务对于“按日计罚”的规定及其引发的后续连锁立法动向将会造成中国大陆地区环境行政处罚体系事实上的重心迁移。作为一种新的处罚形式,对传统的特定种类应科以金钱罚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环境保护法》修订案所规定的处罚力度与幅度骤然加大,随之而来的也有更大的环境行政执法风险。在此意义上,环境利用行为人的谨慎行为义务与环境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注意义务被强化。基于这种社会背景,与先前环境行政执法实效疲敝松弛的状况相比,这种迁移重新引发了在西方国家行政法中一度显赫的裁量正义问题的勃兴,并且以人的实践理性为基石的环境行政裁量基准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与加强。     

量刑建议制度：比较法视野内的考察

众所周知,案件事实一旦发生便不可重现。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及调查手段的限制,最终能进行刑事程序并据以定案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不可避免地存在出入,且关于被告人品格等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又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规范法官量刑裁量权,确保量刑的公正,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无疑是方式之一。但由于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和刑事司法理念的不同,量刑建议制度在各国所具有的功能、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因此,对这些差异、共性进行分析,将会大大完善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     

非法证据与量刑关系的再审视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在量刑和非法证据两个领域的不断深化,如何处理非法证据与量刑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影响这两项改革实效的关节点。非法证据与量刑的关系,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非法证据能否在量刑程序中使用;二是,如果可以,在量刑程序中如何使用非法证据。为了在量刑程序实现刑罚个别化的同时,也不妨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震慑效力,需要确立一个客观标准来判断在具体案件的量刑程序中是否使用非法证据,此外,还需要有限制加重的规定,即减轻非法证据对加重被告人量刑方面的影响。     

浅议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就是运用证据证明的过程 ,而证明标准则是衡量证明是否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要求 ,因此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目前有关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规定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拟在介绍国外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和解析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论无罪假定原则与沉默权

颇受我国学界青睐的西方那样宽泛的沉默权并非无罪假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把被告人的沉默作为其有罪或加重其刑罚的根据,不是不可以,而是附条件地可以。轻易地断定西方的沉默权都是由无罪假定原则必然引申出来的是有害的。沉默权好不好,关键要看它是否适度,是否适合国情,是否与义务相协调。适度的沉默权,其价值根基在于人格尊严和言论自由不可非法侵犯。在中国,适度的沉默权,应是与“如实回答”义务相协调的沉默权。     

灵活化时代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研究

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战略的提出是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改革中出现的安全性问题。在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中,＂丹麦模式＂以及＂荷兰模式＂被认为是实行灵活安全性战略的典范。文章旨在分析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灵活安全性劳动力市场模式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