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史实 独辟蹊径——吴缜的考据史学研究

吴缜的考据史学的最大特点，是在一套较为完整的史学理论指导下，将自己的考据学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从而完成了对考据史学理论的初步探讨。在考史过程中，吴缜主要使用了本证法，但却过分依赖本证法，这是其考据史学的最大缺点。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遗风

黄式三《周季编略》是一部编年体史著，为研究战国史基本史料之一。黄式三虽作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但《周季编略》对乾嘉史学遗风也有明显继承与发扬：首先《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考据精神相融，其次《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细节情怀相通，最后《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议论特征相合。因此，透过浙东学术“以经明史”、“践履之笃”精神传统与乾嘉史学遗风在《周季编略》中双重表现之个案分析，亦可看出浙东学派在近代以来新的发展趋向。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乾嘉考据家的文学观念与文集编纂——从孙星衍、袁枚考据词章之争谈起

乾隆五十一年向诗坛盟主袁枚宣告“避君才笔去研经”,标志着孙星衍由天才诗人向考据学者的身份转变,但此前已有类似转向。乾隆五十九年两人的论争,掀起了一场道与器、学问与词章之关系的大论战。相较以袁枚为首的文学家,以孙星衍为代表的考据家同样表达出激进而突破传统的文学观念：主张考据词章可以兼顾,强调诗文根柢于学问,重视论学述学体的古文。考据之文大量入集,在文集编纂上呈现出带有乾嘉学术这一时代印记的著述化特征。乾嘉文集著述化,伴随乾嘉学术盛衰而兴替,道咸以后略显颓势,并被文集经世化所接续,这映射出清人文集编纂适时性的宏观特征。     

乾嘉考据与太平天国史学

考据是人类研究历史的方法;考据大盛于清,以"乾嘉学派"为杰出代表,成果卓著。借鉴"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进行太平天国史研究,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这项研究的深入开展。     

民国时期的考据学风与其兴盛之原因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的发达以清中叶为最.民国时期,考据学经过晚清的衰颓,一度振兴,几乎笼罩了整个国学领域,以至于文科教学与学者个人的治学方向都深受影响.民国考据学风的盛行,并非突兀而起,而是由内因外缘交织而成.从学术渊源来说,民国考据学无疑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与发展;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学术潮流的注重实证与国内科学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恰为民国考据学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机遇.     

考据——比较——归纳——《廿二史札记》研究方法述评

《廿二史札记》是清代学者赵翼的史学名著。作者采纳乾嘉学者通用的考据方法考订各史、辨别史料，同时又以比较、归纳等研究方法分析史料，综合史事，探讨古今治乱兴衰的历史变革。后者成为作者治史的一大特色     

“秦近君”不是乾嘉学派学者

<正>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史学版(第193期)上刊登了刘汉屏同志的文章《略谈章学诚对考据学派的评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乾嘉时期考据学派盛行,造成一种脱离实际的学风。如当时有个学者秦近君解释‘尧典’二字,就引经据典讲了三万言(见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8《答惠定宇书》)。这种为读书而读书,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同清初顾炎武等学者学以致用的精神比起来是一种倒退。”我核查了《小仓山房文集》,袁枚在《答惠定宇书》中并没有说秦近君是清代乾嘉时期学者。袁文中只有这样的话:“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作为汉学之弊的例子举的。汉学非清代乾嘉时期所独有,怎能据此就说秦近君是乾嘉时期学者呢?     

计量史学研究方法评析

计量史学是应用数学手段分析历史的一种史学方法。计量史学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曾风靡欧美史坛,随着新技术革命浪潮对全球范围的巨大冲击,这一研究方法更加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本文目的在于分析计量史学的发展轨迹,探讨国外史学界应用计量方法的得失,并进而对我国历史研究中采用计量方法的问题提出管见。     

论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异同-兼论兰克史学的定性问题

十九世纪 ,兰克及其学派独步史坛 ,代表着十九世纪西方史学的最高成就 ,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现今国内外史学家对兰克及其学派作了全面的研究 ,得出了许多一致的认识 ,然而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如兰克史学是客观主义史学还是实证主义史学 1,进而言之 ,十九世纪的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关系如何等等。本文仅将兰克史学与以孔德为理论奠基人的实证主义史学两相比较 ,以求为兰克及其学派找到定性的恰当位置、并进一步使客观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关系明朗化。一、兰克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区别首先 ,对历史探究的层次上来…     

陈寅恪"史学救国"思想渊源研究——从任蔡锷秘书谈起

陈寅恪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在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虽然自少年时期起便留学日本、欧洲,学习经世之学,但由于其家学渊源深厚,深受晚清乾嘉考据学派、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留洋期间又受到当时盛行于西洋与东洋的"中国学"的刺激,具有良好的史学素养.1915年春他曾到北京,任北洋经界局督办蔡锷的秘书,经界局的"分译东西图集,详溯中国经界源流"工作更促使其坚定了"史学救国"的志向.这段历史很少有人提及,但这段经历随后又促使他继续留洋欧美,研究梵文、巴利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对其毕生的学术道路影响至深.     

论顾炎武的历史哲学

前辈学者一般认为,顾炎武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其历史考据。其实,顾氏以六经皆史、以经证史的历史观而奠定了乾嘉考据之学的思想基础和治学方法,并在考史辨妄、以信作史中寓引古筹今之历史哲学,从而对清代经世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研究顾炎武的历史哲学是重新理解整个清代思想史的一个关节点。     

从经学复兴到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

考据学的产生、发展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两种风格迥异的注释传统。这种学术史氛围,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从清初的经学复兴到乾嘉时期考据学派主盟学坛,清前期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顺治朝到康熙前期的经学复兴期、从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初年的经学沉潜发展期、从乾隆初年到四库馆设立时的考据学派正式主盟学坛期。乾嘉考据学派形成的原因历来有"文字狱高压说"、"康乾盛世说"、"内在理路说"等三种有代表性的学说,但三说各失偏颇。从社会环境和学术自身的演进规律综而论之,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大因素:自明朝后期出现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演进趋势使经学在理学的外壳下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学风致力于从经典文本中寻找到圣人的济世良方,但演变到后来,却逐渐失去了经世的内涵,对经典的研究本身成为目的;朝廷大力表彰的"理学"在心性思辨领域已经缺少可拓展的空间,因而理学在"尊德性"之外的另一面,即"道问学"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就凸显出来。     

中国现代史学主潮论纲

:左右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方向的主要有三大史学思潮 ,即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独霸史坛 ,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四十年代曾盛兴一时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十年代以后 ,尤其是四十年代逐渐成为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特点主要是强调客观 ,排斥主观 ;重视史料 ,忽视理论 ;主张求真 ,不问致用。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史学的主观性 ,重视理论的探讨和史观的重建 ,倡导史学的实用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以唯物史观的指导建立历史科学 ,主张理论和史料相结合 ,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三大史学思潮并不是壁垒森严的绝对对立物 ,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汇通与融合的特点和趋势     

史学危机?思想启蒙?学术建构——试析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史学主潮

百年中国史学可以说是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这一明显特征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几乎有一全程展示。八十年代初是史学无所适从的年代,旧有范式的失落使历史研究者转而引进了各种宏大范式来填补史学研究的空白。九十年代是中国史学真正发生危机的年代,危机的发生来自乾嘉传统的大步回归,乾嘉传统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陈寅恪热”的出现即可看做是史料考订派“硬想回到乾嘉去”的载体。史观与实证的“兼容并包”是未来史学的不可争议的正确取向,任何一派的一统天下都将重蹈史学研究的闹剧。随着新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彻底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还历史以丰富多彩的原始风貌,可能是解除目前史学危机的一种新的尝试。     

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两种传统

中国历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重考据和重义理两种治学传统。这两种传统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高下优劣只存在于各自传统的内部。由于受“重实践”治学精神的影响,中国史学的主流是考据派,而此派在２０世纪受到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后,更有独霸史坛之势。在“科学理性”日益向考据派渗透的今天,义理派应该大胆地向“审美的”领域拓展。     

论清代数学考据方法

研究清代考据方法的论著很多，但极少有人注意清人对数学考据方法的运用。本文分析总结了清代考据学者所使用的具有近代意义的用数学考据文史的方法：运算法、量化统计法、用数学法则研究《周易》，并认为数学知识、数学研究的普及是产生数学考据方法的原因     

西方史学的危机与转型

本世纪以来,西方史坛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传统史学所奉行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成为史学发展的桎梏,一种指导历史研究工作的新理论和新方法逐渐形成。实践证明,新史学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只有不断反思和纠正才能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