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叙事模式下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

叙事模式是一个比较灵活的概念,学界至今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叙述者、叙述视角、叙事技巧是叙事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小说中,不同的组合组成了不同的叙事模式。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莫言的小说以它的叙事性被许多人解读。莫言长篇小说在叙述者层面形成了客观型、主情型、体验型的交流体系;在叙述视角层面,形成了多维时空下的话语狂欢体系;在这种交流体系与话语体系中,凸显了作家独特的述史与叙事相结合的精神空间。     

中国现代文学中儿童视角小说的特点和艺术效果

儿童视角是中国现代作家所青睐和热衷的创作技巧选择,儿童视角小说是现代文学的独特创造.这些文本呈现出单纯中透深刻、文本的诗性表达和欢快笔调、以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并置完成对成人世界的批判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陌生化效果等品格.     

戴厚英小说的叙事特征

本文以戴厚英小说为研究视域,以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为依据,从戴厚英小说的话语特征、叙事模式和叙事视角等三个方面阐释戴厚英小说的叙事特征.笔者认为:焦灼的叙事话语、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和多样的叙事视角构成了戴厚英小说的叙事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形成又与她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及自身的文化因素相关联,因而既呈现出历史的共性,又颇具戴厚英的个性.     

人胜风景下的叙事风景——从《风景》的视角和语调看小说叙事方式的创新

叙事艺术是作家美学意识的表现.近年的小说在叙事方式上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本文通过对方方<风景>的独特叙述视角和叙述语调的分析,企图对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作进一步探索.     

《城南旧事》叙事的陌生化

小说《城南旧事》以主人公"小英子"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将小说叙事从平淡和习以为常的视觉感受中移出,以陌生化的叙述,聚焦了五个独立而又紧密相连的故事;在充满淡淡的忧伤中表达生命成长的主题和童年逝去的无奈,富有叙事留白的魅力;小说以典型的京白和"南蛮子儿"方言的语言碰撞,充满语言表达的新鲜感。整部小说以"小英子"的陌生化聚焦、小说视角的越界与妥协,以及利用儿童视角的陌生化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融合,都使得《城南旧事》的叙事艺术独具特色。     

论当代美华小说中的情节结构与伦理意味

作家对小说艺术形式的选择不仅体现出作家的审美趣味,同时也与作者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在美华小说中,"追寻—逃离"单线式情节结构与作家们伦理身份的转变关系紧密,理想的追寻和最终陷落与作家中西伦理观念的冲突和伦理焦虑同构;在复线式情节结构中,作家们通过不同线索之间的对比与交织传达出渴望投身并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以家国为本位的伦理思想在小说创作中占据重要位置;而巧妙利用中国套盒式情节结构将情感叙事置于叙述层次的最深一层则使小说人物的深层心理与结构上的内层实现同构,不同叙述层视角的转换使个体自由伦理得以张扬。     

抗战叙事的阈限突破与伦理建构——以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为中心

近年来,关于抗战历史的文学叙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在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题材选择上看,新移民作家普遍选择在宏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表现抗战,或钩沉域外华人抗战史,或叙写异族人在中国抗战时空下的命运,或再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中国战场的形成与集结,由此突破了传统抗战小说以国内战场为背景、聚焦中日二元的模式阈限。从叙事伦理上看,新移民作家一方面在小说中灌注人文理念与批判精神,从生命关怀、人性叩问、文明反思等层面对战争做出了发人深省的书写;另一方面亦自觉将重建民族形象和文化主体性内化于对抗战故事的讲述中,从而建构起一种兼具个体、民族与世界多重维度的抗战叙事。     

莫言小说儿童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的演变

莫言创作的儿童叙述视角前后出现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变化:1980年代的作品中,作家注重孩子的"听"和"看",展现外在于孩子的世界;1990年代的作品中,注重从孩子的心理感受和体验出发,展现儿童丰富的内心世界;21世纪以来的作品,以《四十一炮》为代表,作家让一个孩子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没有被政治、文化、经济所束缚之人对他进行阻拦和打扰。从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不说一句话,到2003年《四十一炮》中罗小通整篇的喋喋不休,经过了近20年的创作路程,莫言完成了其小说创作儿童叙述视角叙事方式的转型。     

从《一对一》看澳门小说的叙事风格

澳门小说向来以写实为主流,近年来,在叙事风格上有新的拓展。小说集《一对一》收集了两位作家的作品,他们分别代表了澳门文学的两类迥然不同的叙事方式、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叙述者、叙述话语等。考察两位作家的叙事文本,以探讨澳门小说的叙述模式及其发展的新趋向。     

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策略——萧红“忆家”题材系列与严歌苓《穗子物语》合论

儿童的、非成人的叙事视角,是为不少中国现当代作家所青睐的叙事策略。萧红"忆家"题材系列(《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等)与严歌苓《穗子物语》系列小说,虽然创作的时间间隔已逾半个世纪,但是在叙事技巧的选取方面,却有殊途同归的惊人相似——通过儿童的、非成人的叙事视角的娴熟运用,以不同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叙述方式,在难得的女性视野的展开中,实现作家独特的历史记忆与个人体验的双重书写。而且两位作家在叙事探索方面所呈现的微细的差异,也别具意味。     

性别视域下的母亲史诗——《丰乳肥臀》与《好人宋没用》的并置阅读

莫言的《丰乳肥臀》和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皆将中国19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列为背景,以母亲形象作为叙事中心,书写大家庭的兴衰与人物命运。但这两位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的母亲史诗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于母性的理解,男性作家莫言认同的是父权制度下的"为母之道",而女性作家任晓雯更偏重于从女性主体角度进行发掘;在叙事伦理上,莫言广泛采用男性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角度,将塑造母亲形象作为其完成消解正史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任晓雯运用全知视角兼顾聚焦母亲心理活动,完成伦理判断。究其原因,两性作家在两性文化影响下所站的相异立场、性别话语的不同诠释,以及代际产生的差异性是造成两部作品呈现"同调异曲"现象的内在因素。     

成人视角:身份焦虑下的文化悖论——以张爱玲早期创作为例

视角(point of view)在叙事学上是指叙事时所采用的观察角度,用热奈特的话说,叙事视角所解决的是“谁说的”的问题。每个人以不同的身份因而“谁”的“身份”特征在小说叙述中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当人们提出以“儿童视角”研究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尤其是萧红的小说创作,使这些作家     

对现代童话语言的叙事学分析——对话与修辞表达

本文用叙事学理论对童话语言的表层和深层特征做详尽分析 ,认为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需要通过叙事话语达到心灵的对话 ;叙事学界定的转述语与叙述语分别在文本中所占比例的不同 ,直接影响童话审美性的强弱 ;童话叙事话语的深层特质是幽默和隐喻。在具体言语的修辞表达上 ,童话叙事话语又具有“模糊性”、“不可信”和快节奏等特点。成人作者对儿童思维与审美心理的模拟既在话语中传达自身的意图 ,又唤起儿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从而真正实现对话。     

论"三言"在叙事方式上的成就

"三言"将原本偏重时间一维的说话艺术发展为时空并重的小说艺术,它使小说具有了空间感、逼真感.这一艺术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应归功于"三言"在叙事方法上的杰出造诣一是叙述者以客观叙述为主,以主观叙述为辅的叙事态度;二是叙述者对叙述视点的灵活运用.在进行客观叙述时,叙述者交替运用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显示了极强的叙事才能,取得了多种审美效果."三言"的作者凭借丰富的创作经验,变换叙事的态度和视点以凸显小说形象,吸引读者注意力,召唤读者的审美参与,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峰.     

“人民”话语中的“个体”言说困局——“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二）

＂新时期＂初期,在新的历史意识的推动下,作家们开始重新建构＂文学＂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归来＂作家的笔下,＂人民＂成为一个不可置疑、不可分析的元话语。作为一种新的伦理样式和评价原则,其内部渗透着浓郁的革命伦理和政党伦理。＂知青＂作家则重构了以个体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人民＂认同。＂人民＂褪去了主流政治话语曾强加于它的油彩,成为这一群体的带有民粹主义、理想化色彩的生命和精神寄托。在＂新时期＂初期小说中,＂人民＂主要是在＂精神返乡＂的意义上发挥其政治功能、道义功能或精神寄托功能。这种理想化、抽象化的＂人民＂话语昭示着＂新时期＂初期小说中个体化启蒙叙事的内在困境。     

莫言《蛙》的叙事伦理

关于小说的叙事伦理,特别是小说叙事的空间和节奏,是小说研究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小说故事是在空间里被编造出来的,它的叙事伦理功能是＂编织出另一种时间和空间,给个人的生命被遗弃的长夜带来光亮,构造出玻璃般的言语世界将恐怖隔离开。＂[1]所以,＂在小说的世界里,故事必定要在一定的场所里展示,没有空间,小说故事的叙述根本就无法进行。     

论当代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乡土伦理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以本土民族生活为源头,深切地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家庭伦理、情爱伦理和人的正义观等人伦道德的嬗变,揭示当下道德变异和人伦困境。进入新世纪西部少数民族作家从关注现实人伦转向生态伦理的探索,提倡走近自然,保护生命的人文关怀。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坚守民族文化立场,追求日常生活审美叙事的现实手法,又在世界文学背景的映照下,自觉地借鉴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手法。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小说中的个体叙事

在中国现代文学浩如烟海的作品中,萧红的小说创作始终以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和描写而特立独行于主流的宏大叙事.在巅峰之作<呼兰河传>中,她把她的儿童视角、主观色彩、忧郁气质和自由精神融入了那一个个关于生命的故事叙述中,在呼兰河的人们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的生命故事里摸索到生命的应然与实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解放区小说叙事的形塑——以丁玲的“转变”和赵树理的“发现”为例

1942年后的解放区小说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直接形塑的结果.这一形塑,既表现为小说界整体叙事版图的再造,更表现为具体小说文本叙事各层面如故事结构、叙述话语、意义调度上的改变.形塑过程中,也曾受到作家们某些有意无意的抵制,这些抵制最终以叙事裂缝的形式,呈现在了小说文本中.     

视角·结构·策略——从《鬼作家》到《退场的鬼魂》叙事的承袭与嬗变

自1979年发表《鬼作家》到2007年出版《退场的鬼魂》,菲利普·罗斯的叙事技巧既有承袭也有嬗变:虽然在叙事视角上都采用回溯的第一人称"内聚焦",但视角与声音的相异或一致凸显叙事的稚嫩或成熟;虽然在叙事结构上都采用框架式,但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却有简单和复杂之别;虽然在叙事策略上都采用虚实相间的后现代小说艺术手法,但就叙述者与作者、叙述本身、叙述文本中主人公的真实性与虚构性界线而言,《退场的鬼魂》比《鬼作家》的叙述更复杂、更娴熟.从视角、结构、策略三个维度看,《退场的鬼魂》承袭前作叙事主体、文本语境与叙事风格,含而不露地生成兼具文本间性的独异性,其充满叙事性想象的小说文本为"祖克曼系列小说"画上完美的句点,可视为菲利普·罗斯"祖克曼系列"叙事艺术技巧上的扛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