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创作的悲悯情怀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作家。她对普通凡人和现实人生有深刻的理解,体恤凡人在新旧交替时代生存的艰难;她自我定位为一介小市民,对市井生活有亲切的认同和热爱,并由此产生对凡人的同情和怜悯。她睿智地洞察人生的本质是追求安稳和谐的生活,由于这追求的难以实现,才显现出人生的苍凉和无奈,对此她感到无限的惨伤。她对女性的生存处境有深切的了解,并因此产生深深的悲悯。     

阿赫玛托娃书写的俄罗斯女性史诗

阿赫玛托娃是和普希金比肩的伟大诗人,被称为"诗歌的月亮".她诗歌创作的经典性超越了她所经历的时代和个人生活,她在诗歌史上的贡献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全部的创作漫长而丰富,若从女性书写的角度来考察其写作的审美与叙事特点,尤其是结合外在作者精神格局和内在的女性形象比照意义,就能够更好地把握作者的创作风格,从而明确揭示俄罗斯文学女性书写的独具一格的诗学建构.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描绘了一个"大而破"时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女性形象,主要有被扭曲的疯狂变态女性和为谋生而谋爱的女性两种;张爱玲洞察和把握女性生存状态的高超能力,主要缘自于她的家庭和生活环境.     

《人间世》与庄子的乱世生存哲学

在庄子所生活的时代里,生存状况极其恶劣,生命常常会因为种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而轻易丧失,充满了残酷无情的杀戮。庄子作为这个时代的哲人,经过苦苦思索之后,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系列生存之道:其一是"心斋";其二是"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其三是树立"无用致福,有用招祸"的生存观念。     

生存方式的变革与马克思思想的“幸福”向度

马克思视域中的"幸福",不只囿于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它本质上涉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内的全部生活,即个人的总体生存方式,意味着人的全部本质力量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确证。资本逻辑语境下的片面的、异化的生存方式遮蔽了人之幸福的根本,唯有彻底变革这种病态的生存方式,代之以全面的、丰富的生存方式,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才具可能。时下社会呈现精神家园失落,幸福迷茫现象,当代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再次凸显了开启马克思在本质意义上所诠释的幸福思想对人之生存的启示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萧红思想意识探源

萧红的思想意识领域博大渊深,这是使萧红成为20世纪杰出女作家,写出具有经典品格的创新之作的重要因素。在萧红的精神构架中,仁爱思想是她道德意识的基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她政治意识的基调,文艺启蒙和女权意识是她创作活动中的重要内容。这些意识的形成,固然是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使然,而在她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上,对萧红思想意识产生直接影响的几个重要人物是:萧红的祖父;萧红所钟爱的萧军:伟大的鲁迅先生及萧红其他文友。     

张爱玲对女性生存价值和地位的透视与探索

张爱玲人性世界的荒凉冷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对女性可悲生存处境的感知与体察。在她的人物画廊里，最能体现其深厚功底的是她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以一个女人的细腻敏感，以一个天才作家的包容力与悟性，把她眼中所见的民国时代的形形色色的女人活画了出来，为现代女性文学增添了风格独异的一页。张爱玲小说的出现，恰恰是几十年后对“五四”女性文学的新的拓展。她不同丁玲们擅长表现大时代的喧嚣生活中飞扬的一面，而是写出了一个沉稳笃实如子百年泪泪东流去的江水一样恒长的历史状况。这些活跃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是生活在古老…     

族裔女性的生存困境及其多重抗争——剖析《潜水鸟》中皮格特一角

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极其关注生活在加拿大的少数族裔女性的生存境况。其代表作《潜水鸟》讲述了印第安女孩皮格特·坦纳瑞短暂而悲惨的人生故事。本文旨在从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两方面入手深刻剖析皮格特的生存困境以及她为改变生存困境所做的多重抗争,最终指出皮格特这一角色揭示的主旨,从而深入挖掘该短篇小说的主题。     

论萧红形象的历史变异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着独特艺术个性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与她的人生经历都充满了传奇色彩.她的个人生活经历曲折而又坎坷,也不时为人所诟病.萧红生前逝后的遭遇既有时代的普遍性,同时又具有个体的特殊性,这种现象的背后,交织着十分复杂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社会话语等多种因素,萧红形象也因此发生着历史变异.     

从《大地》、《母亲》看赛珍珠中国题材小说中的“现实感”

赛珍珠＂中国叙述＂的真实性和文学性与她敏锐而深切的＂现实感＂密不可分。这种＂现实感＂与赛珍珠早期在中国比较独特的生活经历有着内在的情感和精神联系,同时亦与她破除一切自我禁忌的以＂生存—生活＂为中心的现实哲学浑然一体。而她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发自生命本体的超越种族、国家与文化的悲悯意识,为她突入到现实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提供了超越时代主流意识和思想的个人精神信念。而在理性与抒情之间的适当平衡,不仅成为她的中国叙述的方法支点,亦成为她的中国题材小说在叙述方式上的一种鲜明的个人风格。     

生命意义的追寻——以白兰为例解读《红字》中的追寻母题

19世纪美国作家霍桑的代表作《红字》中A的象征,无论是从白兰的言行举止中对它的新解,还是评论家联系这本小说和霍桑本人的关系对它的新解,红A字都有着与“通奸”（Adultery）截然不同的解释。本文从A字代表白兰情人的（Anhur）名字的首字母这一点出发,分析了白兰一生中关于此事的经历,从来到美洲离开美洲再返回美洲,在这一过程中她追寻美国自由之梦、人性的解放和精神家园的回归,这个过程也就是她生命意义追寻的过程。     

反抗婚姻的丛林少女——小说《我的光辉生涯》女主人公形象剖析

澳大利亚女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光辉生涯》是第一部澳大利亚小说。它成功地塑造了反叛婚姻的丛林少女西比拉的艺术形象。在西比拉生活的世界里,婚姻如同一根绳索捆住女人的手脚,让她们乖乖地做男人的奴隶。女人的悲惨命运和男人的所作所为,使西比拉坚定了永不嫁人的决心。小说描绘的图景是一百多年前澳大利亚的丛林生活,但它所反映的女权主义思想和叛逆精神远远超越了它的国度和时代。作为澳大利亚女权运动的先驱,迈尔斯.弗兰克林远远走在时代的前头。     

试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对女性世界的体认 ,对乱世人生的感悟 ,都极富别具一格的女性色彩 ,她的小说中也相应凝聚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本文主要从月亮的意象及家庭婚姻两方面 ,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心理意识进行探讨     

《红字》中主人公的精神生态分析

《红字》中的3个主人公在精神上都饱受折磨：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坚强勇敢,坦然面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终于获得了内在心灵与外界环境的平衡,成为对他人有用的人;牧师丁梅斯代尔胆小懦弱,生活在恐惧和自责中,健康急剧恶化,临终之际,他将自己的罪行公之于世,当众作了忏悔,终于释放了心灵的重负。得以平静地离去;齐灵渥斯冷酷凶残,仇恨攫取了他的心灵,他非人性的复仇不仅毁灭了敌人,也毁灭了自己。心灵的平静即使在他闭目的那一刻仍然未能达到。     

人性的回归和人格的重铸──谈《红字》中《圣经》的影响及其意义

《红字》反映了海丝特在精神上所忍受的痛苦及她对生活和生命的极大向往，反映了牧师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心灵深处所忍受的巨大的精神折磨。作品对宗教进行了挑战和对海丝特寄予了深深同情。人性和神性的激烈搏击显示了人性的尊严和人格的力量。其中，《圣经》典故的运用使作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象征意义。     

“酒”意“词”情——易安词的“酒”意象及其成因

李清照作为两宋之交著名的女词人,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其词作中多处提及"酒"这一物象。但面对同样的"酒",词人却写下了表现不同情怀的词作,这跟词人自身的人生经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通过从诗酒文化中"人"的境界,来阐释李清照词中"酒"意象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红字》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性格特征探析

《红字》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性格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中心,但又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海丝特.白兰的性格特征不是单一抽象的,而是勇敢性、反抗性中包含着妥协性,并以妥协性为基础,携带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窦娥形象生平七阶段解读

窦娥短短二十年的人生,清晰地呈现为六个阶段。死后三年以鬼魂再现,可视为其最终归宿,不妨看作她一生的第七个阶段。窦娥形象的生命历程虽然很短暂,但既做过女儿、童养媳,又当过妻子、守寡的儿媳妇,除未曾体会到做母亲的滋味以外,人生该有的经历基本都拥有过;家庭关系虽不复杂,但阅历却不简单。所以,她的思想、行为都远远超过了二十岁的人。她的人生是残缺的,但性格却没有扭曲。这样的感天动地的悲剧,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都属罕见,无怪乎她对后世能有如此强烈、深远的震撼和影响。     

秋瑾之死与晚清的“秋瑾文学”

秋瑾因参与革命、策划武装起义而被捕、遇难,成就了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然而,这只是以今人的眼光回望历史得出的结论.时当晚清,占据舆论界主流的声音却以秋瑾的被杀为十足的冤狱,时人有意忽略其革命党的经历,认为秋瑾作为一名爱国爱民的女界先进,其革命的内涵并未越出"男女平权"与"家庭革命"的范畴,指出秋瑾是家庭革命的鼻祖,是具有爱国精神的女中豪杰.这种由"秋瑾文学"而总结的秋瑾形象,虽有偏差,却蕴涵着丰富的时代信息.     

论芙蓉神形象的审美价值

晴雯虽然是一个奴婢,一个丫鬟,但却是《红楼梦》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之一,是作家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塑造的一个艺术形象。她在贾府的命运虽以悲剧结局,但死后成了芙蓉神。芙蓉神形象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具体表现在：超越困扰的生活境界;表达情与爱;向往诗意的生命,永恒的人生。作家在展示晴雯的人生遭遇和悲剧结局的过程中,再现了封建统治的残酷;在芙蓉神形象上,寄托了作家对社会历史及人生的独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