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了情:阿Q精神话题的“当代性”

在百年中国新文学的行进途中 ,阿Q作为被改造的“国民性”的一种文化原型 ,被不断地读解、模仿、再创造 ,透发着延绵不断的“当代性”信息。第一个十年中以文学研究会乡土作家群的作品为代表 ,其阿Q相多系对阿Q原型的不断补充和反复昭示。 3 0年代的老舍、巴金、张天翼等塑造的多系市民阿Q ,为阿Q精神话题开拓了新的疆域。抗战时期在姚雪垠、老舍、路翎笔下出现的阿Q多有觉醒的契机 ,但深入骨髓的文化惰性仍然扼住了他们的新的人格的形成。高晓声、林礼明、刘震云等新时期作家笔下的阿Q则多带有“阔起来”和“爬上去”的特点 ,为国民性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     

悲剧的悲剧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关于《阿Q正传》的一种解读

本文认为《阿Q正传》是鲁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塑造阿Q这一典型人物来揭示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人类实现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由于阿Q实现自我认同的根据即“优胜”总是处于一种被平均化的状态之中,这使得他一方面不得不选择“精神胜利法”来消解自我迷失所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则把自我“优胜”的确立寄托于参加“革命”之上,这必然会导致一种悲剧的悲剧。     

“有思想的小说”与“被小说的思想”——回应俞兆平教授

围绕《阿Q正传》这一鲁迅学案至今值得争议,因为这部小说的思想意蕴暨叙事魅力同样迷人。能从阿Q读出"思想家言"的智者当属珍贵,若进而从阿Q读出"小说家言",即读出鲁迅注入阿Q造型的思想是被小说化的,这就更经得起咀嚼。这亟需了解两条艺术规律:一是作家的初始动机对创作全程未必具决定性;二是小说的思想基因对作品不应具限定性。     

“鲁迅”的“现在价值”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阿Q正传》的深层文化意识

儒释道作为支撑起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在《阿 Q正传》中呈现出没落的命运。人性恶集中显现 ,　　人性空前异化的年代里 ,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阴影原型被重新激活 ,并在鲁迅手中因与阿 Q个性形式聚合为一体而获得了现实生命力。阿 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体现为人性弱点和阶级压迫中精神奴役创伤相结合的产物 ,这似乎是人类无法摆脱的阴影 ,而主奴双重性则是中国“家天下”社会的特产。鲁迅的文本既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政治 ,更是以文化隐喻的方式影射人类     

论鲁迅的时间表达及其文化含蕴--从《阿Q正传》说开去

时间的表述形态蕴涵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也是我们理解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视角。在《阿Q正传》中,阿Q在极力把自己的身世向前向后延伸的过程中,却恰恰失去了作为“现在”的存在意义。规避“现在”成了阿Q的一种生存策略。而鲁迅也正是在对时间的独特表达中,关注国民在时间中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关注国民如何在有意无意中规避“现在”而想象过去与未来的,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转”而未“变”——关于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分析

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实际上我们应当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地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     

对馮文炳教授论“阿Q正传”一文的意見

馮文炳教授在东北人大学报1957年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研究“阿Q正傳”的文章。这篇論文的基本論点我認为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馮先生对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意图,就做了曲解。冯先生論文第一节就企图指明鲁迅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写“阿Q正传”的。他說“鲁迅写‘阿Q正傳’,     

论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中国“国民性”的“病根”

鲁迅先生说过,他作《阿Q正传》的目的就在于塑造一个“现代的国人的魂灵”,藉以暴露“国民的弱点”,摸索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寻求疗救的方法。我们要探索《阿Q正传》的思想、艺术价值,就必须认真探讨一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中国“国民性”的“病根”的关系。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和谐”与“中和”美论之异同

作为东西方古典美学核心观念的两种不同美学形态,"和谐"与"中和"美论之间既存在相通之处,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相通之处体现着人类初民共同关心的问题;不同之处则见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各自独具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东西方各自的文化发展历程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续和深化,从中可以看出二者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英语世界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拉瑞恩、威廉斯、帕雷克、麦克里、霍尔、伊格尔顿、詹姆逊、派因斯、麦克莱伦等为代表的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分别以专题性论著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持续至今的当代解读、探索与重建。这一过程包括三个方面的理论努力:第一,理论资源梳理,从"两个传统"、"两个阶段"、"两个比喻"和"经典定义"出发,探讨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在文献与语境中的起源与形成,并围绕中性化的阶级意识论,梳理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身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演化;第二,研究主题转向,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谱系中凸显文化主题、扩大文化内涵,分别以"文化审美主义"、"文化大众主义"、"文化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等形式构建了当代的文化意识形态论,从而延续并融合了20世纪20、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所开启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新路径;第三,分析范式转换,在构建当代文化意识形态论时,力图摒弃传统机械决定论式的分析模式,代之以一种"总体—辩证法"分析范式,并由此力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     

解读阿尔都塞“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理论

作为阿尔都塞思想雄系的核心与亮点,“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表征了一种论战性特质。这也是阿尔都塞借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一种颇为另类的解读。即使撇开特定的历史语境不说,以当代人的目光进行重新定位,阿尔都塞“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命题仍具有可供挖掘的理论深度与可供拓展的意义空间。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     

孔子"仁学"思想及其文化批判

"仁学"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爱人"是"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复礼"是"仁学思想"的践行标志;"孝悌"是"仁学思想"的心理基础;"人格"是"仁学思想"的精神动力,它们共同建构起孔子"仁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仁学"思想体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精华部分对于当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问题域。"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原型批评的模因理据

原型批评以整个文学的历史为背景寻求人类文化心理的基本范型,包含着人类祖先心理和命运痕迹的"原型"存在,决定了文学作品的本质在于向全人类的心灵说话,从而使其具有了超常的感染力.对于原型如何保存和传递,模因论提供了新的更为合理的科学理据.模因论认为,模因是一种信息单位,也是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播.原型的保存是因为大脑的模仿作用,其复制和传播是原型的模因性在起作用.用模因论解释原型批评理论,是文学与社会生物学的一次聚合,这一类似于"多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拓展原型研究的领域,促进原型批评的现代转型.     

在"大原则"与"大秩序"中构建草原文化景观——评里快长篇新作《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

"草原情结"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一种强烈的带有自豪感和责任意识的"文化认同"。里快的长篇新作《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通过草原英雄的倾心打造,草原文明的自觉认同,草原景观的审美再现,草原风俗的历史回顾,草原民族的心理展示,呈现出挑战自我的文学勇气和文化自觉,更重要的是在表现"自然崇拜""英雄崇拜"的草原文化精髓时,讴歌了坚持正义的"大原则"、天人合一的"大秩序",以及草原文化充分的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延展性和鲜明的时代针对性。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鸣放”的历史考察

1956年4月"双百"方针作为新中国文化方针被正式提出。1957年初,毛泽东力主"放",并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赋予其新的政治功能。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双百"简称为"鸣放",得到进一步的提倡。整风转向反右后,"鸣放"虽在,"双百"方针却难再继。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鸣放"不仅仅是"双百"的缩略语,其中包含着"双百"方针的发展轨迹和反右后名存实亡的内在逻辑。     

“农家书屋”建设的重庆实践

基于“农家书屋”具有图书馆的特征和规律,借鉴和融入公共图书馆体系,尝试建立一种以县级图书馆为依托,乡镇图书馆为网点,“农家书屋”为服务终端的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共享的优势,扩大服务面,获得长久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农家书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促进作用与文化带动作用。探索和研究“农家书屋”建设,对积极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意识"与"语言":历史构成的第五个因素

在首次阐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构成原初历史的"四个因素",并随后论及"意识"和作为现实的意识的"语言",却未将其列为历史的第五个因素。深入分析个中原因,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展,从人的生命活动的丰富性及文明进步的视角理解"意识"和"语言",则应将其提升到构成历史要素的行列之中。这一提升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经典形态的唯物史观,更有助于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着眼于由人类所造成的现代历史中的许多新问题,人类的新启蒙已成当务之急。而这特别要求各民族文化的交往对话,要求人们对"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的反躬自省,以谦逊的心态和宽阔的胸怀,亲近大地,关爱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