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女性道德观的近代命运

鸦片战争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学东渐的持续深入,近代西方社会的人权观念、女权思想、婚姻理论相继输入中国,以"卑弱柔顺"为要义的传统女性道德观渐趋瓦解。近代有识之士在对比中西方女性道德文化并理性审视中国传统妇德缺陷的基础上,重构了近代新型女性道德观。从逐步瓦解到重新构建,这一方面清晰指明了传统女性道德观向近代演进的曲折轨迹,同时也彰显出西学东渐的日益加深。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女性道德观的演进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近代西方女权思想、人权观念、婚姻理论等渐次传入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引起共鸣。近代先进之士对比中西方女性道德文化,在对中国传统妇德的缺陷进行深刻反省和检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型女性道德观。这种新型女性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性别伦理道德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也清晰折射出西学东渐的日益加深。     

试论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和西方造纸、印刷技术及设备的传入,西方传教士在华出版业兴起,传统出版业开始走向近代化、机械化、规模化。传统出版业与近代传教士在华出版业、官书局出版业、民营出版业互为促进,有力促进了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     

儒学人伦原则的现代开展

差异性是儒学人伦的根本原则,体现在三纲五伦等传统的人伦规范中,为社会各阶层所广泛认同,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近代以来,儒学人伦差异性原则受到源自近代西方的平等性原则的巨大冲击,三纲五伦等传统人伦规范受到激烈批判,但也有很多学者对儒学的人伦传统加以反思,寻求其与现代伦理接轨的契机。我认为,儒学的人伦差异性原则源自人际关系的实际,在今天仍然有继续存在的生命力,但在对差异性原则的内涵理解与应用范围上应当予以新的诠释,使之顺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试论儒学与日本的现代化

儒学传入日本之后,形成了不同派别,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近代以前,儒学为日本迎接西方现代化的挑战,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做了铺垫;进入近代以来,儒学以其特有的价值取向,在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现代儒学思潮与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儒学思潮是 2 0世纪 2 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社会思潮之一。从其本质来说 ,乃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的一种反思 ,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的“西化”价值取向的回应。现代儒学思潮以承续儒家的“统绪”为使命 ,意欲在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的基础上 ,融会中西 ,弘扬儒学 ,以使儒学适应现代化的潮流。虽然现代儒学思潮关于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存在误区 ,但是这种探索 ,仍然是有其合理性和一定价值的。     

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以苏州东山莫厘王氏为中心

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苏州东山王氏家族顺应时势,涌现了王谢长达、王季烈、王季同等一批领先于时代潮流的开明士绅,他们或倡导女权,或译介西方科技著作,对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王氏家族作为江南著名的科举世家,长期浸淫于深厚的儒学文化之中,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其政治理想与社会伦理观念始终植根于传统之中.在面对中西文化冲撞融汇时,他们这种"中体西用"观在江南士绅家族中是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     

第二次“西学东渐”:背景和过程

中西文化交流当然包括“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两个方面,因为文化交流不可能是某种文化一厢情愿的单向输出,也不可能是某种文化全然被动的单向输入。得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看,由于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崛起,“西学东渐”无疑是主潮。“西学东渐”之潮如果寻其历史轨迹,可以说大规模的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国耻民忧的近代,第二次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关于第一次“西学东渐”,学界已有论及,诸多问题已成共识。关于第二次“西学东渐”,相对而言,则由于种种原因,缺少有如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整体理性反观和文化视野。中…     

西学东渐与法律门的变迁

19世纪中国以来,西学东渐是一个事实,中国学人无法回避,而作为以为法律人,作者关注的是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法学研究的变迁历史。本文试图从四个部分来阐述西学东渐与法律门的变迁历史。第一个部分是解读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即近代中国的衰败是引发西学东渐的最大历史原因;第二部分是在中国衰败的大背景下,法律和法学在灾难深重的中国,无论如何,总算逐渐兴起了;第三个部分则是在整个西学东渐和近代中国的背景下,法律和法学的变迁发展;第四个部分则是分析当代法学界关于如何应对西学东渐问题中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近现代中国儒学地位与社会转型的思考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沿存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自近代,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及社会政治的变迁而退居边缘.但改革开放以后,儒学又重新复苏,不仅回到学术界、理论界,而且吸引着众多国家的学者和社会人士的目光.由此,儒学在当代中国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问题也愈加显得重要起来,诚然,这个问题更多的是社会实践层面的问题.但作为学者,从理性的角度回顾近代以来儒学在中国地位的变迁,参照东亚模式各国社会转型与儒学转型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增强自觉的文化意识大有益处.     

从西学东渐到儒学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的儒学现代化问题

近现代，中西文明冲突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三个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自觉向西方学习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最高层面，它为中国人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然而今天，一种科学虚无主义的儒家思潮悄然兴起，主张儒教复兴，而这无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伦理纲常的惯性流传罢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它必将消失于中西文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      

关于“西学东渐”研究的思考

在科学与各民族文化尤其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冲撞和融合中,科学的文化本质最易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显现。因此,“西学东渐”是理解科学颇有特色的场域。西方科学的传入对中国文化有三个层次的影响:一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影响;二是对儒学、道家文化等各个文化形态的影响;三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围绕这三个层次,文章作了有益的探讨。      

新诂与重建:康有为"新经学"的特征与意义

康有为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等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荀学之拘陋、刘歆之伪谬,未能使其延续。因此,在其整个的经学诠解中,他尽可能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力图将西方政治思想引入经学文本之中。康有为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无疑为西方政治学说蒙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康有为并不是要“西化儒学”,而是要“儒化西学”。这种西学的“儒化”诠释方式虽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来看,不仅有助于释放研究者的主体精神,而且也囊括了文本之外更广阔的意义世界。      

谈西田伦理学中的东西方文化因子

西田几多郎的伦理学,既吸纳了以格林为代表的西方新黑格尔主义伦理学中的意志、行为、至善等基本概念,又与东方的佛教、儒家的阳明学和日本的武士道有明显的一脉相承关系。因此,从伦理学角度研读西田几多郎对东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取舍,有助于我们解读近代日本思想界对待西方文化和东方传统的独特方式。实际上,西田在借用西方伦理学概念论述其伦理学基本命题之后,在最终构筑伦理学时,仍要依据东方式思维。在论述国家主权的问题上,西田最终回到了日本式思维方式上来,即不是把对象当作理来崇敬,而是把它当作神来信仰。西田伦理学与其说是“世界主义”的,不如说是国家主义的。     

契合与契机--试析近代基督教在中韩传播的文化因素

中韩文化就其类型而言都是典型的儒家文化 ,与西方文化的代表基督教属于异质的文化类型。从文化角度看 ,近代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韩两国得到传播并有所发展 ,一方面是因为基督教与作为中韩社会正统意识的儒学具有些契合点 ,从而为基督教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另一方面 ,在思想上与基督教相对抗的儒学在 19世纪特定环境下的衰落 ,又为其发展提供了契机。     

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中国传统儿童价值观教育历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容体系。这一体系中有积极、合理的成份,也存在消极、糟粕的东西,这为清末民初中小学传统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条件。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在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背景下,传承了“以孝为先”“忠恕之道”及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的传统价值观教育优良传统,也摒弃了愚忠、愚孝的腐朽教育内容,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公义、公德、权利平等、遵守法律等德育元素。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一方面深受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的影响,当新的价值观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时,传统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动,而文化异动与价值观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此外,近代先进思想家、教育家对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理念的反思以及对西方道德与文化的审视也推动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神话如何重述

神话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如果说19世纪是西方理性宣布神话消亡的世纪,那么20世纪可以说是神话全面复兴的世纪。神话所内在的人类文化基因,决定了神话即便远离人类神话时代依旧“神力”无限,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诗性智慧,也为人类提供了返归自身的航向与能力。这也就是神话不断为人类世代重述的根源。那么如何重述神话,如何聆听与重解神话的谕旨呢?这正是当下最值得反思的问题。     

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辨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