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设计理路及改革历程

当代中国检察制度是以列宁法律监督思想为指导、在学习和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还吸纳了大陆、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制度中的一些合理性因素,同时承继中国政治法律文化传统并结合基本国情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改革贯穿于当代中国检察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这是经济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司法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和法律全球化的必然反映.建国60年来,中国检察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1949年11月--1982年12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初步建立;二是1982年12月--1997年9月,检察职能、职权及其运行程序逐步得到完善;三是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至今,检察改革进入创新发展检察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的关键性阶段.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检察制度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以及检察制度改革方向和路径的进一步确定.     

论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

检察监督制度在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中。是被司法工作者最早提出的问题之一。但是,该制度在理论层面上发展若干年以后,在实践中其作用难以发挥,检察院地位依然较为尴尬。本文主要从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监所狱政部门的检察监督,对诉讼参加人权利保障的检察监督,对检察监督机关的检察监督,以及对检察监督制度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合理构建检察监督制度的设想。     

论我国检察权的源流和性质

检察权的性质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的理论问题。我国当代检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它脱胎于我国古代御史制度,吸收了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的部分传统,在借鉴和采纳列宁法律监督思想以及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探索和新中国成立后60年的发展变化而形成。经过转换和改造后的我国检察制度是一项独具特色的国家制度,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4项国家权力,其性质是当然的法律监督权。     

论中国司法对仲裁的法律监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确立,仲裁这一古老而又有效的争议解决方式将越来越被广泛适用于经济生活中,并且不断被人们所认可。仲裁制度在中国实施较晚,要想保障它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司法对仲裁的法律监督。从目前中国情况来看,司法对仲裁的法律监督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国情出发,学习、继承、借鉴了古今中外人类司法文明的有益成果,具有公开的政治性、鲜明的人民性、内在的合法性、充分的科学性、积极的建设性、与时俱进的实践性等特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日渐显现.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叉司法制度成为必须给予认真思考的问题.要推进中国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深化司法改革,就应当进一步加强司法政治和思想建设、司法理论和文化建设、司法组织和队伍建设、司法制度和机制建设,强化对司法的物质保障和民主监督.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检察监督中的适用

《民事诉讼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意味着检察机关非诚信监督的本质从不道德转化为违法,而司法机关违法将直接对司法公信力造成沉重打击,必须予以有效防治。导致检察机关非诚信监督的原因极为复杂,有必要对检察实务中常见的非诚信监督进行梳理归类。在洞悉非诚信监督病因的基础上,除从宏观上采取培育诚信监督理念与氛围以外,亟需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制度及其周边制度,以避免监督与不监督的两难境遇、消除非诚信监督的动力、提高非诚信监督的代价、弱化外界对检察监督的干预。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强化——以加强行政监督为视角

基于权力运行的规律,中国宪法奠定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包括对行政权的监督。中国检察机关监督理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借鉴前苏联的一般监督理论,到对其废除,再到法律监督理论的提出,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在面对不断膨胀的政府权力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时,对检察监督理论重新梳理,以确认并不断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这已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当务之急。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检察监督中的适用简

《民事诉讼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意味着检察机关非诚信监督的本质从不道德转化为违法，而司法机关违法将直接对司法公信力造成沉重打击，必须予以有效防治。导致检察机关非诚信监督的原因极为复杂，有必要对检察实务中常见的非诚信监督进行梳理归类。在洞悉非诚信监督病因的基础上，除从宏观上采取培育诚信监督理念与氛围以外，亟需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制度及其周边制度，以避免监督与不监督的两难境遇、消除非诚信监督的动力、提高非诚信监督的代价、弱化外界对检察监督的干预。     

为什么法律监督要有更优越的地位?

监督和制约是防范权力滥用的两种制度模式.监督和制约的区别在于,监督是外在的,而制约是内在的.内在制约能否成功取决于权力的平衡,外在监督能否成功则取决于监督者是否拥有更优越的地位.法律监督是中国宪法对人民检察院根本功能的定位,这就决定了法律监督机关比权力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具有更优越的地位.当前,强调法律监督地位的优越性并不是要刻意去创造什么新的政治地位,而是要充分确认中国宪政框架中已经形成的法律监督地位的优越性,切实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建设.这是确立法律监督权威的关键以及法律监督的迫切性之所在.     

法律文化层次论--兼论中国近代法律文化演进的若干特质

法律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法律文化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次--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心物层次--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心理层次--法律价值观、法律意识、法律思维.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经历了表层变化、表层深化、深层结构的变化三个演变历程,它是在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过程中整合而成的.法律文化的演进始终与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法律从属于政治;近代80年间,法律文化变迁的内容也是丰富多样的,在类型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中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兼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原则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对民事诉讼健康、顺畅地进行具有重要作用.“对国家民事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和“审慎性”应该成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两大基本原则,这是国家权力制约和民事诉讼自身规律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还存在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如民事诉讼法总则和分则衔接不紧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范围过于狭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审级规定不够合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方式单一、民事诉讼法未规定抗诉案件的再审期限等等.应该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两大基本原则为基础,把调解和民事执行列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在立法上规定合理并切实可行的监督审级体制；扩充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方式；在观念上真正树立“权力控制”的理念和程序意识,明确民事诉讼抗诉案件的再审期限.     

楚国与雅典的司法制度比较研究

楚国和雅典在司法机构、职官设置及诉讼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楚国的司法组织系统和地域政治系统大体一致。雅典有专门的立法、司法机构和官员。楚国和雅典在普通的民事、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上基本一致,但雅典有特殊诉讼即立法监督诉讼,而楚国没有。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法制分别是楚国和雅典政治制度的保障,楚国和雅典的司法制度各有优劣。     

法律监督需要一部《法律监督法》

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提出,1982年宪法确认的法律监督,是我国国家制度建设中具有承上启下重要历史意义的立法事件.由于种种原因,法律监督的历史意义未受到重视,并导致法律监督的基本理论和制度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制定一部<法律监督法>,以更加全面认识我国法律监督产生的历史价值,促进我国法律监督的基本理论研究.没有<法律监督法>的法律监督不但不合理而且不现实.     

司法建议制度的改革与建议型司法的转型

司法建议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集中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司法外职能.广义的司法建议包括法院的司法建议和检察院的司法建议(即检察建议).就性质而言,司法建议只是一种建议,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当前司法建议适用范围、建议对象、建议参与主体的自行扩张,印证了当下中国的司法属于"建议型司法"的模式.从长期来看,法院的司法建议应当废止,法院对外发出的唯一具有司法权威的文书只能是裁判文书.但对于短期而言,司法建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法院与党政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在促进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可根据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对其予以改进,即严格限制司法建议的适用,规范适用对象、制作和发出程序,以保证法院文书的权威性,提升司法权威.针对法院的检察建议是一种非对抗性的诉讼监督,客观上有助于在保持法检良好关系的前提下发挥更好的监督效果,在短期内可以进一步完善和适用,而从中长期来看.根本无需针对法院的检察建议.针对其他单位的检察建议则体现了检察机关的司法外职能.检察机关可以拥有此类司法外职能.     

双重属性视角下监察委员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监察委员会是具有国家机关、政治机关双重属性的中国特色反腐败机构,国家机关是其法定属性,政治机关是其根本属性、第一属性。国家机关属性要求监察委员会须接受人大监督,政治机关属性则决定了其接受人大监督的方式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有所区别。作为国家机关,监察委员会不能监督人大;而作为国家机关和政治机关,监察委员会可以监察人大机关工作人员。     

迈向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法院研究——司法活动中人类学方法的运用

法院活动是由法官和当事人共同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司法研究不仅要分析法院的制度设计和职能定位、法院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应注重分析诉讼案件当事人以及包括受到法院政策影响的其他当事人对法律和法院的理解和感受。从人类学出发,研究者可能会获得一套与法院诉讼话语完全不同的当事人话语体系。两套话语体系的背后反映着现有司法制度与社区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应在特定社会情境之中整体理解和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     

试论检察领导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改革和完善检察领导体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关键所在。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一检察领导体制,从国家机构组织关系来说,主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与检察机关、中     

论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柔中带刚的效力本质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效力决定其具有多大程度的强制力。《民事诉讼法》对再审检察建议效力的创新规定使得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受到质疑。"零和博弈"与"互利双赢"是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所追求的价值和目标,法律应对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分层、分类规定其法律效力,以刚性本质推进其柔性形式,进而在保证监督效果的基础上发挥出再审检察建议的特色,避免监督流于形式。     

从《红楼梦》看清代法制

<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以其讲述封建家族兴衰史为主旨,着意描绘了清代社会政治、文化、婚姻家庭等各个方面.从法律视角品读<红楼梦>,从小说情节中挖掘法律因素,结合清朝法律法规,分别从宗族制度、选官制度和司法制度三个角度考察小说章节,<红楼梦>这一文学巨著所反映的清代法制.     

民事检察和解之法理思辨

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检察机关对不符合抗诉条件或没必要抗诉的民事申诉案件促成当事人和解,能动地解决纠纷,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基础。不过,民事检察和解只是一种检察实践创新形式,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检察和解过程潜伏司法行政化倾向,和解协议的效力有限。因此,为避免民事检察和解陷入“内卷化”危机,应将和解与抗诉相结合,促进检法合作,建立和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规范检察和解的具体程序,从而实现民事检察和解机制的整体化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