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石钟山记》的失误说起

苏轼的《石钟山记》,是清代吴楚材和吴调侯选编的《古文观止》中的一篇,现在也是大、中学校语文教材的传统篇目,以致成了大家所熟知的名作。 其实,这篇散文并非苏轼的力作。文章中存在着明显的失误。他所记述的石钟山并不全面,对山名的由来也解释得并不正确。 石钟山何由得名,历来的说法有三:一是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二是山石扣之,铿然有金声;三是山体上锐而下广,形如覆钟。前两种以声论,后一种取形论。自苏轼《石钟山记》出,第一种说法广为流传,几     

湖口石钟山山名探考

湖口石钟山,历史悠久。《吕氏春秋》载,“禹於是疏河诀江,为彭蠡之障”。《江西考古录》载:“禹疏九江,石钟山正其疏凿遗迹”。据近年来在石钟山泛舟岩发掘的资料证明,商周时期石钟山就有人类生活。     

论朱熹对王安石新法新学的批判继承

后世论王安石变法,批评者很多。明代陈汝锜《甘露团长书》说:“介甫以新法负谤于当时,贻指摘于后世,善状不彰,而恶声嘈嘈满耳,此古今一大冤案!”史学界有一种观点,以为安石身后所以长期遭非议,大理学家朱熹起了决定作用,时至当今,这一问题应予辨正。笔者以为,首先,朱熹以理学家身份曾不遗余力地抨击新法,他的批评对后世评价王安石变法影响极大,但朱熹对王安石的社会政治思想并未一概否定,在若干方面倒做出了肯定评价,他在任地方官时的许多施政措施,更直接承袭了王氏新法。其次,朱熹对王安石的抨击并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深文诟病”、“恶声嘈嘈”的谤诬之辞,而是言之成理,反映了朱熹对社会变革问题的认识深度。澄清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王安石变法,更有利于深入研究朱熹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活动。     

试论苏词在音律方面的革新

苏轼在词的题材、内容方面的创新得到了众人的交口赞誉。的确,题材、内容的博大深厚是东坡词这块瑰宝耀人眼目、光照后代的主要原因。但是,词,作为一种合乐文学,只注意题材、内容行吗?东坡词的一些不合律现象应怎样解释呢?它在音律方面有没有创新呢?最初有人认为他的词不协律、不入腔、不可歌,是由于他不懂音律或者豪放无暇顾     

于“孤悬海外”之地产生而反哺中原的文化

<正>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于孤悬海外之地产生又反哺中原文化的,只有海南的东坡文化。东坡先生在贬谪海南时期达到了传统士大夫人格的最高境界。他将儒释道各家文化的合理性发展到了极致,为当今弘扬传统文化树立了鲜活的样板。东坡文化的精神是什么?苏轼以其丰富的生命实践建构的文化精神在社会历史—哲学文化的层面上大致可以概括为不唯古,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只唯民,唯实,唯善,唯美。在思维方式上,东坡文化精神首先表现为对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即承认现实悲剧性,却又将与现     

豁达与执着——苏东坡的生命哲思

苏东坡是一个酷爱智慧的人。他以追求智慧的头脑而执着 ,也以追求智慧的胸襟而豁达。执着使他更加豁达于他所要豁达的 ;豁达则使他更加执着于他所要执着的。执着是东坡的不朽之骨 ,豁达是东坡的不灭之魂。东坡长久影响于后世的人格魅力尽在豁达与执着之中     

评司马光在役法问题上的主张与实践

在北宋熙、丰年间的变法中,王安石提出改差役为雇役(耆长、壮丁除外),其好处有:一、符合《周官》中王制所记关于“庶人在官”的精神;二、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可达到均贫如一;三、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则农时不夺;并认为,行此法必致民安国富。王安石还指出,新法施行成败的关键系于“人”,所谓“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①但是,在司马光看来,不仅官吏执法上有问题,就是免役法本身也不好;以雇代差,一概出钱,违反了传统的、合理的封建统治原则,因而施行结果,必然百弊丛生。他先后在《乞免苗役札子》、《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请更张新法札子》、《乞罢     

王安石是经济改革家吗

王安石是北宋熙宁变法的主持者,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但他是不是一位经济改革家或财政改革家呢?不是。因为按照现今人们对改革家称号的理解,被称为改革家者,不仅仅是改变了现行制度,而且还须使这种改变具有顺时立政、革除陈腐推动历史前进的性质。王安石变法不具有这样的性质。为了说明问题,以下从三个方面对王安石理财新法进行分析和评价。     

苏轼在黄州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富有爱国精神的著名文学家。他同王安石都主张革新,但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些元老重臣因反对新法纷纷离开朝廷,王安石不得不重用一些“新进勇锐之人”,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野心家、投机派。自熙宁四年(一○七一)起,苏轼离开朝廷,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一○七九),苏轼改知湖州(今浙江吴兴),他在《湖州谢表》中说,神宗“知其(自指)     

《东坡选集》序

一部选集要编得好,确非易事。鲁迅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稍加抑扬,更离真实”①。尤其是东坡的作品丰富,内容深广,风格多样,一生都与政治斗争息息相关,而身后的影响又非常深远,要想选出少部分作品,做到具体而微,不离本真,不致对东坡的形象有所歪曲,就必须在研读东坡全部作品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排除一些成见,特别是对于东坡在王安石变法问题上那些一刀切的说是道非,尽可能从历史的客观实际出发,庶几可以达到预期目的。从东坡生前起,到现在将近千年,他的诗、文、词、书、画都享盛名,被公认为全面的文艺家。然而,这并非他的第一志愿。他童年时努力读书作文,就是为了经世致用,当政治家才是他的第一志愿。同时的和后世的对他真有认识的人,都首先从政治上来评价他、称颂他。他死后,李方叔的祭文     

论东坡的宦情词

<正> 苏东坡空前地扩大了词作的视野,举凡怀古、悼亡、田园等题材均可摄入笔底,这已有不少论著评述。但对其宦情词,尚未见有文章论及,本文试就东坡的此类作品进行探讨。一所谓宦情词,顾名思义,是指描写仕宦生活的词篇。从广义上说,东坡的全部词作都可以作如是观,因为他一生并未离开官场,作为最能体现其幽隐情思的抒情词体,展现了他仕宦生活的各个侧面。而这里,笔者是从狭义上来说的,即他直接描写自己或者友人的官场生活,从中表达了仕宦情绪的某些词篇。     

邵伯温、邵博父子的苏轼评价论略

邵伯温《闻见录》、邵博《闻见后录》均有关于苏轼的材料记载,但由于父子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及各自人生经历的差异,形成了对苏轼不完全相同的认识与评价观念。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邵氏父子虽然都反对熙宁新法及新法派人物,但在交往和评价新法反对派的问题上,两人具有明显差别,并因此直接影响到对苏轼评价倾向的形成。     

对东汉宦官的新评价

葛承雍在《不应一概贬斥东汉宦官》(《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一文中说:“近两年来,史学界论及东汉宦官的一些文章,颇见功力。但往往出于针砭时弊的用意,时有贬斥太过,不符史实之处,而且有的文章似乎走向了观点与言词都偏激的极端。”他“不赞成这种研究方法,更不同意由此而得出的结论。”葛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看法:     

云南剑川石窟

中国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它们饮誉世界,震烁古今。在这杰出的人类文明形成的漫长岁月中,各族人民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境内的石窟,就是我国古代云南少数民族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剑川县城西南25公里,群山连绵,奇峰突起,怪石林立,如狮如象,神态各异。这里因有巨石如钟而取名石钟山。著名的剑川石窟的主要石刻就雕在这一带的悬崖峭壁之上,因而又称为石钟山石窟。到目前为止,已发现了石钟寺、狮子关、沙登村三个区域的16个石窟。石窟的题记表明,剑川旧窟是从南诏到大理国时期数百年间逐渐开凿而成的。     

《泊船瓜洲》中钟山即北固山

《泊船瓜洲》是王安石近体诗中的名篇。诗的第二句“钟山只隔数重山”的“钟山”确指何处?目前学界尚有争议,比较通行的说法是:钟山即今南京的钟山。笔者认为,它似乎不在南京 而是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     

散文中的联想

苏东坡在谈到他自己的散文艺术时曾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他的散文为什么能象“万斛泉源”那样文思泉涌,才气横溢,新情妙理,触处生春?其重要一点,是他能够紧紧围绕中心,根据感情需要,驰骋想象,展开联想。在形式上所以能那样自由活泼,“随物赋形”,也是充分展开联想的结果。今天的文艺性散文学习和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和艺术技巧,特别是学习了古代散文运用形象思维,善于展开联想这一艺术手法。认真研究联想在散文中的运用,对我们今天阅读和写     

浅析东坡词中的自我形象

东坡词输入了强烈的主观生命意识,显示了他独特的个性风貌。这也是他不同于晏殊、柳永、欧阳修的地方：他在词中充分塑造了属于他的“自我形象”,而这也是最关键的。     

商鞅法治思想的渊源及其贡献

商鞅和他的新法,史书记载颇详,今人亦多所评述。而研究商鞅法治思想的渊源及其贡献,即是说:探讨商鞅和他所制定的新法如何地吸取了魏文侯改革和吴起变法的历史经验,又怎样地结合秦国的社会实际,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崭新而卓越的理论与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这对于深入一步认识商鞅变法的实质、意义乃至于评价商鞅其人,是非常必要的。     

家常东坡肉

东坡肉是浙江杭州的一道名菜。其主要特点是:酥糯入味,肥而不腻。东坡肉好吃,但因其制作过程复杂,而且要有蒸笼、沙锅等特殊器皿,还得花上近两个小时。所以在普通家庭中很难吃到。笔者反复揣摩传统菜谱中东坡肉的制作方法,试用高压锅替代蒸笼来做这道菜,想不到做出的肉色泽红润、香气扑鼻、酥糯入昧、肥而不腻,其色、味、口感竟不亚于传统工艺制做的东坡肉。家人及朋友尝后赞不绝口,     

关于“豪放”与“豪放派”问题——纪念吴世昌先生逝世二周年

“豪放”是人们很熟悉而又常用的,吴世吕先生独具慧心,首先探本索源,指出:“陈登不理许汜,许汜说他‘湖海之士,豪气未除。’显然说陈傲慢,并非褒词。‘放’字则似乎起于魏晋间‘放浪形骸之外’一语,结合‘豪’与‘放’为一词而成豪放,大概起于唐朝,《唐书》称李邕为‘豪放不能治细行’则是指其品行,陆游为别人说东坡词‘不能歌’辩护:‘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也是澄东坡为人性格‘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