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以后急骤转变的结果.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欧风美雨的冲击,一大批封建文人、学者官僚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中,挺身冲出封建营垒,接受洋务新式教育或直接投身于近代的工商业、近代的政治、军事和科技文化事业中,由此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洋务派官僚、洋务派知识分子、洋务学堂培养的生员和早期的维新思想家等各类人物.本文旨在通过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环境和条件的研究,阐述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特征和地位,力求揭示近代历史转折关头新式知识分子群产生的必然趋势.     

中国近代科学家群体的形成及其特点评析

中国近代科学家群体是在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的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最初由传统"畴人"通过接受近代科学知识教育转化而成,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发展,进入20世纪后逐渐壮大.伴随其群体的成长,近代科学家的地位也不断提升,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政治倾向和鲜明的文化主张,对近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浅析近代桐城派的文化观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过程中,桐城派知识分子面临着不同的文化抉择。一方面,他们坚持弘扬传统文化,维护封建统治,力图拯救时弊;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近代桐城派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固步自封,而是从经世致用的层面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主张由汉宋会通走向中西会通,对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爱国斗争的回顾与思考——兼论近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

我国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后开始荫发,经过洋务运动的催生,在甲午战争前后出现雏形,20世纪初形成独立的群体,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品格.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近代知识分子赋予爱国主义以崭新的内容和特点,推动爱国主义斗争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他们本身也在爱国主义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认真回顾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斗争,探求其成长的曲折、亢奋的道路,无疑会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法的命运

在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形成过程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性格及其命运,是由中国一百多年几代法科知识分子所铸就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从事研究的;受环境影响,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一般选择了三种道路;"法科知识分子"的类型根据它的时代发展,可以分成若干类型;通过对中国近代法科知识分子的典型剖析,可以了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关系;法科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贡献以及所塑造的近代法学传统表现在诸方面。     

论吴虞

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既是一个反帝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一大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在旧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沉重压迫,感到国家民族的深重危机,找不到自己的前途和出路。他们憎恶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对封建旧文化,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近代科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构社会重心之失败探源

从古代到近代,士大夫都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心,然而,到了20世纪初期,士大夫文化已基本消失,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在边缘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他们不断通过政治、教育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来重构社会重心,但最终失败。本文将从科举制度的废除所导致的知识人与中央权力、地方社会的制度性联系的断裂、知识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两个维度来探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构社会重心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早期圣贤救世观评析

（一）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基本的历史命运,而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一直是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兴奋的焦点。正如李泽厚所说：“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①。这一讨论,经历了从“言技”到“言政”再到“言教”的漫长曲折过程,这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差异不断反省的过程。但是,不论是作为反思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结果的“言技”及其孕育的洋务运动,还是作为反思１９世纪末中国社会危机结果的“言政”及其孕育的维新运动…     

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社会心理初探

对于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人们在谈论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时,往往多涉及相关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很少分析这个特殊群体的社会心理,这也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研究不能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试图对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作些探讨,以求有助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急躁心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出于富国强兵的良好愿望,而产生了强烈的超越意识。超越就是超过西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并未用“超越”这个词,但类似的词语如“制夷”、“驭夷”、“驾乎其上”、“制胜”、“并立”、“争…     

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论战”及其实质——基于现代化的分析视角

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论战”根源于深刻的民族危机,它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同政治见解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这场思想论争同属于近代以来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二者没有本质分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归根结底都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探索之争。尽管二者在如何实现现代化道路的方法和手段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其最终指向都是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美好社会。     

试析1903-1911年间中国的尚武思潮

在 2 0世纪初年 ,面对国家危机进一步加深的局面 ,新兴的知识分子们发动了旨在挽救、振兴国家的尚武思潮 ,并在 190 4— 190 5年、190 9— 1911年两度走向高峰。尚武思潮是近代新兴的知识分子们近代国家意识、近代政治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近代新兴的知识分子们拯救国家危难的努力。中国近代的尚武思潮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助推器 ;尚武思潮对 2 0世纪中国思想的激进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重文轻武的观念 ,为 2 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仁人志士 ,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展 ,其救国的动机和爱国的性质更是值得肯定的     

近代中国的文化冲突和制度变革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始的,与它相伴而来的是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喧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侵略战争的硝烟,拔开文化冲突的迷雾去审视这一进程的话,就不难发现,在所谓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后面,其实是一个制度危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近代化是一个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民主制度转轨的问题。这也是解决上述危机的关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过“物质—制度—文化心理”等不同层面的觉醒,但却始终未能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上作出应有的贡献。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他们还没有将自己对社会的理性反省与统治集团为维护其权益的种种借口区别开来,便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从而消解了自己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上应该倾注的努力     

论洋务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影响

洋务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 ,它的创办和建设冲击了陈旧的科举制 ,影响了近代学制的建立 ,导致了近代第一批知识分子群的出现 ,导致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 ,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试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试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崔薇圃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队伍形成于何时？有的认为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的则认为在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夕。笔者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队伍形成于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时期，到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夕已发展成一支可观的社会力量。...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女性道德观的演进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近代西方女权思想、人权观念、婚姻理论等渐次传人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引起共鸣。近代先进之士对比中西方女性道德文化,在对中国传统妇德的缺陷进行深刻反省和检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型女性道德观。这种新型女性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性别伦理道德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也清晰折射出西学东渐的日益加深。     

华夏乎国家乎——试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完全被突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开始形成,并被近代知识分子逐渐认知和接受．他们在重新为国家寻找新的认同符号的同时,深刻的认识到单凭“文化不能救国”,在中外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逐步将文化上的忠诚转移到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上来,并进而构建了新的国家学说．而这一国家观念一方面是挽救民族危亡、唤醒民众的舆论工具,另一方面也是近代知识分子企图重新进入到国家权力中心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基于时代背景,它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失。     

忧患意识与近代中国的救亡运动

<正> 近代中国,灾难深重。亡国灭种的阴影,落后挨打的处境,使多少知识分子夜不成寐!为救亡图存,改革现状,他们奔走呼号,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是什么精神力量,推动着无数爱国知识分子振臂而起?是千百年来积淀在知识分子心中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绝非那种带有绝望、厌世的消极情绪或个人患得患失的戚戚之心,也非那种“以我为杞人”(龚自珍语)的杞人忧天式的忧患,而是他们通过反思历史和观照现实所产生的忧国忧民的社会意识,是他们力求突破现实和历史的局限、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是他们对祖国民族的命运、民生的疾苦的关切而升腾出的一种责任感。本文是想印证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流动于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忧患意识,决定了近代知识分子救亡运动的取向。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研究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西方先进思想、技术等的传入,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得以形成。这批知识分子的构成复杂多样,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两个C之间徘徊与抉择的张凌高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 基督徒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他们在宗教信仰上皈依上帝, 却又在情感和理智上亲近中国, 常常在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 被迫在两个Ｃ （ Ｃｈ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 即基督与中国） 之间痛苦地选择。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人生际遇往往比近代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更为复杂与坎坷。通过对旧中国教会学校———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的个案研究, 可以观察这个特殊知识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尴尬处境, 进而对之获致更多的理性认识。     

近代中国文化失范与市民文化关系略论

近代中国市民文化产生于市民阶层的成长发展过程之中.伴随着本土的传统精英文化的危机,西学的输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新架构的一个支点.中国近代文化危机集中体现在文化失范上.近代中国市民文化的主流是争利、民主与科学.市民阶层运用进化论作为理论武器,为中国近代文化结构的转型开辟了道路.中国近代市民文化运动的结果是初步确立了市民文化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