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李清照的《词论》

本文通过对李清照《词论》创作背景及内容的分析 ,阐述了我们应以辩证公允的态度去看待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的观点     

重构"词别是一家"的理论维度——谢桃坊先生《词学辨》简评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其<词论>中旗帜鲜明地倡导词.别是一家"之说,从此,这种文体学上的辨析与争论一直没有停过,谢桃坊先生的<词学辨>一书围绕着"宋词无流派"、"词为艳科"、"词是音乐文学"等核心命题重构词"别是一家"之说,是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继续探求的学术努力.     

词为诗裔与以诗为词——苏轼词体观念新论

北宋中叶,苏轼提出了“词为诗裔”的词体观念,这一观念具体体现在其“以诗为词”的创作之中。它旨在突破“词为艳科”的樊篱,对于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气格,形成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推尊词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观念及其创作也存在着使词诗化、消解词体艺术独立性的倾向。质言之,这一观念强调词与诗的同一性,而没有充分注意词与诗的差异性。     

论宋代科举词

宋词接触科举题材,首先是"以诗为词"变革的结果。与科举相关的词作,绝大多数产生于北宋末或南宋。送人赴试,是与科举相关词作中数量最多的内容,其次是地方庆功宴上的创作。宋词不入文坛主流之眼,词人们多随意率性为之,往往更有真情实感。"词言情",在科举考试全部过程中,词作常常用来表现儿女私情,大都是男女分手的相思情意,亦有落第后到青楼寻求慰藉者,展现出婉娈旖旎的特殊气质。诗词相互影响,科举词写功名富贵时就会融入男欢女爱,徽宗时期蓬勃兴盛的戏谑俗词中也有相当的科举题材。     

论"以诗为词"的词学意义

“以诗为词”不仅是创作方法的更新,而且是词学观念和词学意识的改变。“以诗为词”概念的提出,促进了词的“本色”认识。当时的“本色”应该是属于“女性特色”的风格判断,而不仅仅是音乐性特征的认定。正是基于对词这种风格的认定,出现了词学批评中的三个方面的转变。     

论韦庄词与"以诗为词"的源头

"以诗为词"是我国古代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我国古代文人词的诗化进程中,诗化倾向表现得最早,而又对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进程影响巨大者,当是晚唐词人韦庄.在我国古代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变革的历史源头上,韦庄无疑是一位最早而又影响较大的重要作家.     

论李清照《词论》的女性主义话语立场

“话语立场”即出场言说的角度和取向。女性意识是李清照《词论》话语立场的基点 ,《词论》是词体建构发展至该阶段的对词体内部音乐性和文学性这一矛盾的一种共时性把握 ,其词体本质论的思想基础也正是女性意识。今人对《词论》话语立场两种截然相反的阐释取向出自相同的阐释策略 ,均未能切中肯綮以至于南辕北辙。阐释视角的转换是为了拓展阐释的空间 ,将被取代和遮蔽的言说声音还原于历史主义的阐释链条     

宋代“以诗为词”现象析论

"以诗为词"是一个曾引起宋以及宋以后历代词人议论纷纷的话题。围绕对东坡词的评论,这个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词与宋代诗文化心理交融、碰撞和观念整合的一个标志,它代表了词的诗化和雅化转变的关捩点。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产生的原因

“以诗为词”可以说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但它并非始于苏轼。北宋初中期,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入手,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作法,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熟运用作了充分的准备。“以诗为词”创作倾向在北宋初中期的产生,除了词人在主体创作实践方面的努力外,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诸如文体本身发展的需要、文体之间的学习与渗透、时代风尚与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群体身分的特殊性、作家观念的改变、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韦庄诗对其词的影响

韦庄是唐末五代一位诗词兼擅的大家,他带着深厚的诗学积累进入词的创作,诗对词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体情怀的抒发和清丽的词风两个方面.这种影响主要源于词人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心态.韦词在韦诗的影响下,词中出现了一定的诗化倾向,从而成为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滥觞.     

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研究方法刍议

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一文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诸多词学观点影响至今。此文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价值,除了作者涉猎广泛、学养丰厚之外,所用之超越前贤的文学方法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作者在文中灵活运用社会学分析法、系统论分析法、实证主义分析法等时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比较详赡地论述了北宋、南宋词风在不同的社会风俗、文化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的复杂变化中的演变轨迹,解决了时人因先存门户之见、拘于一曲而不能解决的一些词学问题。由此启示文学研究者,不仅要转益多师,学养丰厚,而且还要及时接受新方法论,做到多种研究方法的有机交融,才能有所创新,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声韵探讨与词风演进——兼论戈载《词林正韵》的尊体策略

词是专门之学,除了抒情诗一般的特点外,还涉及到声律、音韵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在清代词学的建构中,都曾受到极大的关注。戈载《词林正韵》是清代词韵探讨与编纂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词韵规范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词史地位。首先,《词林正韵》继承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由词的体性入手,从声韵的角度,强调词曲辨体,从而保证词体的文体特殊性,具有重要的尊体意义;其次,通过声韵探讨,影响清代词风演进,从整理上而言,清词创作存在着前期疏于声韵、中后期严于声韵的变化,而这一转变与《词林正韵》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关系;复次,清词的中兴与词律、词韵的探讨密切相关,《词林正韵》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清代词学之盛。     

词学声律的潜规则论析——以《齐天乐》为例

词是音乐与文学结合的产物,晚宋以来词乐逐渐失传,因此,讲求文乐相和的格律派词人的作品是后人了解词律特征的必由之径。在各种词谱总结、标识的平仄格律之外,严谨的词家更是注意词律的细节,在模仿与创作中总结出了不少潜在规则,并约定俗成地遵守着。《齐天乐》是历代声律派词人偏爱的词牌,我们可以以此调为例,总结其在宋代如何定型,考察其在清代直至民国的承袭与演进,以探求词律潜在规则的存在与原因,从而尝试声律研究的新思路。     

得本通末开创新篇——欧阳修《诗》学本末论析探

在《诗》学史上,以本末论的观点论《诗》,为宋之大儒欧阳修所首创。其论《诗》,谓《诗》之义不出四类: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并依据各自的内容和特点区分为本和末。在他看来,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才是《诗》义之本,而太师之职则为《诗》义之末;至于经师之业则有本有末,能求诗人之意且达圣人之志者,则为经师之本,但若仅讲太师之职且妄自为说者,则为经师之末。这一精辟独到的观点,不仅为欧阳修的《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宋代《诗》学怀疑思潮的理论依据,并促进了宋代《诗》学诠释方法的转变。     

选本编纂与词学观念——晚清陈廷焯词选编纂探论

清代词学家多通过编纂词选来彰显自己的词学观念,陈廷焯是其中突出的一位。陈廷焯早年编纂的《云韶集》,本诸《词综》,为浙西词派张目;晚年的《词则》,鼓吹大雅,以成复古之志;拟编的《古今二十九家词选》则穷源竟委,更注重构建正变交替的词史体系。选本的变化体现了陈廷焯词史意识的成熟,也反映了其词学观念从信奉浙西词派到尊崇常州词派的转变。     

从“义生文外”到“情在词外”——刘勰“隐秀”论的本义、影响与误读

在周汝昌、陈良运二家对张戒所引《文心雕龙·隐秀》篇佚文证伪的基础上 ,考查《隐秀》残篇及其“隐在文本”可以看出 ,刘勰的“隐”论是对先秦两汉《易》学和《诗》注的总结 ,应归属于以象征为要义的意象论诗学话语谱系 ,而不属于以情景交融为特质的意境论诗学话语谱系 ;刘勰的意境论诗学思想应在《物色》篇 ;《文心雕龙》存在着意象论与意境论并行不悖的诗学取向 ;张戒对《隐秀》篇的误读以特殊形式标志着中国古典诗学话语范型由意象论向意境论转换的彻底完成     

也论《花间集序》的主旨——兼与贺中复、彭国忠先生商榷

欧阳炯《花间集序》不反宫体 ,更不反艳情 ,也没有提出“清”、“清绝”的审美标准。《花间集序》的主旨是提倡“雅词” ,崇雅黜俗。针对民间曲子词质木无文之俗 ,欧阳炯提出了“诗客曲子词”的概念 ,以文雅的诗客曲子词取代鄙俗的民间曲子词 ,以供文人宴集娱乐之用。     

论江西诗派的词作——诗词关系及词派源流探讨

江西诗派中有十多人存有词作,其中有几位如黄庭坚、晁汁之、吕本中、陈与义等人还享有词名.江西诗派的词作,虽然不像他们的诗歌那样有明确的宗主、比较明确的审美标准以及大体一致的创作特色,但是也有一些共同倾向:他们都有以情韵见长的婉约词,这些词弥补了他们诗歌偏重于骨力而产生的缺憾;他们都有糅合情韵与骨力的清刚词,这类词是他们将江西诗风与传统词风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其间透漏出南宋后期姜夔词风的一点消息.虽然江西诗派并没有发展成为江西词派,但是他们的这些共同倾向,却是"西江一派"从南唐晏欧风韵向姜夔清空发展的重要一环.     

冯延巳《阳春集》真伪论考——兼论《阳春集》与《寿域词》之关系

<阳春集>就其写作数量、艺术水准、艺术风格三个方面来说,都是超越南唐时代的,它应该是柳永之后、晏欧之前时代的产物.正中体形成历程全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阳春集>中出现的地名风物与冯延巳身世及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也不相符,如冯词中出现的"芭蕉"等物象即与其身世不符,咏梅词<鹊踏枝>则改窜自宋人杜安世之<蝶恋花>.由陈世修编订的<阳春集>很可能是一部伪作,其词作来源应与杜安世的<寿域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