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都铎王朝“王权至尊”的确立

都铎王朝是近代早期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王权至尊的形成则是英国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表现。王权至尊是亨利八世通过宗教改革来逐步实现的。国王突破中世纪的二元权力体系,成了英国教俗两界的至高权威。亨利八世一方面大力复兴罗马法,宣扬罗马法中加强君主权力的精神和原则。同时利用王在议会的立法权,向通过议会制定的法律寻求至尊王权的法律保障。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王权与议会共同发展起来,王在议会取得了英国最高立法权。     

英国工业革命、国家管制与经济发展

从都铎王朝建立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结束,英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由国家管制向全面自由的转变。都铎王朝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形成了与之前封建碎化的状态完全不同的、君主对国家事务强有力的控制。而到工业革命时期,这种国家管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这种呼吁自由发展经济的诉求也体现在当时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思考之中,并逐渐应用于经济生活,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实现现代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自由的环境。     

论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民族君主国构建的要素

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民族君主国的构建是一个不自觉地迈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民族意识的觉醒,国王主权的确立,经济民族主义的萌发等要素都推进了这一进程,并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海军的创建与发展

英国海军在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时期创立,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英国海军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并最终导致了英国海上帝国的建立,成为英国在海上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强后盾。     

论英国都铎时期土地占有权的流转

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是英国社会的转型期.12世纪出现的圈地现象在这一阶段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运动;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过程中没收了教会和修道院的大量地产并用于赏赐或拍卖.土地占有权急剧而大规模的流转是当时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都铎时期土地占有权的流转打破了封建的经济基础,改造了农业中各种传统的关系,对英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都铎王朝初期的叛逆罪立法

在中世纪英国,叛逆罪是指臣民严重侵害王权和危害王国安全的犯罪行为,国王为了维护统治,常进行叛逆罪立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为了维护统治,推出多项叛逆罪立法,以应对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出现的新问题.这些叛逆罪立法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体现出英国从中世纪国家向近代国家过渡的时代特点.借助这些叛逆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达到了强化王权、维护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英国宗教改革与大学教育的变化

16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民族的国教教会 ,国王开始将权力范围扩展到以往属于罗马天主教会控制的领域 ,其中加强对大学的干预和控制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都铎王朝的几任君主对大学的干预、监督和控制 ,既改变了过去大学由教会独立控制的局面 ,也促进了这一时期大学教育的世俗化 ;而大学本身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扩大与发展。     

浅谈近代英国宗教改革的政治涵义

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以巩固王权为目的而进行的，它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宗教改革。国家要实现王权至尊，就必须摆脱罗马教皇的统治。而英国宗教改革具有的重要意义就是消除了代表封建势力之一的教皇的统治。资产阶级需要利用王权来发展自己。都铎王朝宗教改革的曲折史不但消除了封建生产关系，而且还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完善，同时引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终促使英国政权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政权。故而言之，英国宗教改革不但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生产方式的改变。     

求恩巡礼骚乱中的宗教因素

传统天主教信仰在中世纪英国北方民众基础深厚。随着英国宗教改革不断推进,引发了英国北部以林肯郡和约克郡为重点的诸郡平民、教士及部分绅士,甚至一些贵族等各阶层的不满,尤其是解散修道院直接引燃了民众骚乱之火。1536年10月至12月的求恩巡礼骚乱是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最大规模的一场社会群体性骚乱,对亨利八世政府的治理造成了强烈的震撼。促发骚乱的因素错综复杂,但是宗教因素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点。     

英国都铎王室领地流转的政治意蕴

都铎王朝时期,王室领地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亨利七世通过行使封君特权,亨利八世利用宗教改革,使王室领地数量急剧增加.然而为了筹措战争费用,亨利八世及其之后的国王被迫大量出售领地.到了王朝末期,王室领地大量落入臣民手中.经都铎王室之手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改变了原社会财富分布,加速了社会结构变化,这些变化削弱了英格兰传统君主制存在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其向近代的转型.     

维护汉民族君主专制的爱国主义

<正> 在封建社会史上,爱国是与民族、王朝、君主联成一气的.民族主义的内容.也就是爱国主义的内容.王船山的爱国主义,不可能出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而是——     

简述都铎政府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

都铎王朝（1485～1603年）时期,英国受到了失业问题的困扰。政府为此做了很大努力,采用尽可能多的渠道解决社会失业问题。尽管在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甚至付出了很大代价,但都铎政府较好地控制了社会失业问题。     

英国都铎时期经济社会视野中的治安法官

治安法官本来是英国自中世纪以来就有的一种地方基层司法文官,但是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特殊的国内时势,赋予了它新的角色和职能,使它派生出广泛而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权力,而且它和其所赖以依存的社会基础———乡绅阶层在建立英国近代国家和具有世界意义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此作以历史检视,对于探溯英国的近代“起飞”和崛起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必要性。     

论英国复辟王朝时期的治安法官

14世纪诞生的英国治安法官,都铎王朝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中央在地方的代理人.但内战打乱了治安法官的正常运作,治安法官的职权地位一度跌入低谷.旧王朝复辟后,结束了内战中治安法官起伏摇曳不定的命运,治安法官地位逐渐上升浮起,在地方上的行政司法事务几乎无拘无束,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其职权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与此同时,随着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出现,使党派政治对治安法官产生了重大影响.     

俄罗斯对于极端民族主义的调控

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具有天然的联系,但一个国家的相关政策可以对民族主义发挥引导和调控的作用.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一种适度的民族理念作为精神动力.健康的、理智的、适度的民族主义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爱国主义,具有某种积极的作用;而极端民族主义则对国家社会的发展有害,应该对其进行合理的控制.     

现代性悖论与全球史观——论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的特点与价值

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从现代化与全球化双重维度进行审视,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理论的高度。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三者均具有现代性,现代性是其本质特征。但民族主义存在现代性悖论,即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强化剂,而全球化则是民族主义的溶解剂。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在方法论上对全球史和新社会史的研究具有示范性的意义;在战略对策上对于民族国家的建设和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社会主义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般与特殊决定了今天人们所说的"全球化"不仅不会消除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而且还必然会在不同的形式上使之强化。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就缘于此。一方面,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其出发点、总体发展过程、核心价值观念以及最终目标等方面不同,故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在许多具体的场合下它们在其阶段性目标、具体的发展理念和行为活动等方面又有相通之处。迄今为止,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或国家形态而存在的时候,其所涵盖的内容就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了。其中,有三个主要因素: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具有深厚的存在根基的民族主义因素,国家管理及其对外交往活动中的部分非意识形态因素。一般说来,只要这三者"各司其职",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状态,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能够顺利发展,反之则不然。     

爱尔兰人

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殖民地,因此在考虑爱尔兰历史的时候,切不可忘记这一点。自从8个世纪以前第一批英国士兵踏上爱尔兰的土地以来,就不断发生大量的悲惨和流血事件。 许多人把爱尔兰问题看作是宗教问题。每个人都同意爱尔兰民族可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宗教集团,即旧教和新教。大家也同意宗教的不容异说,已使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但历史学家却认为,爱尔兰问题基本上是个殖民地化问题。现代爱尔兰的纷扰可推溯到16世纪和17世纪,当时在都铎王朝各君主的统治下,以及稍后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下,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新教徒被遣送到北爱尔兰作为殖民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监视那些有叛变倾向的信奉旧教的爱尔兰人。     

民族与民族主义:答卡杜斯与埃斯特鲁奇

民族主义不同于民族身份;作为一种政治纲领,它总是具有排斥他人的作用。它认定凡属界定为“民族”的群体都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拥有领土的国家,即从美国和法国革命以来先后成立的那一类。从实践上看,民族主义的纲领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主权国家,控制一片界限分明的领土。但既然各个民族极少有在地理上互相分隔开来的情况,民族主义便意味着分裂和排外。 民族主义者不仅反对“外人”,他们也力求成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他们”的民族则在此国家中独揽政权,或至少是享有正式规定的特权地位。于是,文化歧视、人身侵犯、乃至在极端情况下把大量人群驱逐出境和实行民族灭绝等等行为相随而至,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代世界民族主义论纲

冷战后的世界民族主义具有许多新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它肇始于历史遗留民族问题的反弹、全球化的激荡、国内民族政策的失误、外部敌对势力的干涉、苏联解体的冲击和对于民族自决权理论的曲解等诸多因素,并对当代国际政治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包括促进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挑战现存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原则、破坏世界和平与发展,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民主化进程。与此同时,世界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它使国内民族分裂势力呈现活跃态势、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民族文化价值观受到冲击、国家主权和内政受到干涉。我们对此采取的因应之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借鉴国外解决民族问题的有益经验、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稳妥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即理性的和正当的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而不是极端的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当前,世界民族主义出现了新动态: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呈现出分化走势,即极端民族主义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而求生存图发展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出现了强化的态势;各民族国家以和平方式解决民族问题成为大势所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虽然有发展的苗头,但国际社会的反霸斗争也在加强;极端民族主义诉诸恐怖主义手段的抗争方式短期内不会杜绝。